编者按：
- 六月，全国1290万考生走出高考考场。当人们讨论分数、志愿与升学时，另一群孩子正在寻找别的出口。他们中的一些人休学，一些人陷入厌学与抑郁，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原来的轨道。过去一年，教育博主雨林走访了50多家创新学校、学习社区和教育机构。在那里，人们看见的不是关于未来教育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群教育者如何陪伴那些无法继续沿着既定路径前行的孩子。高考之外，还有许多关于成长的故事正在发生。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
过去一年里，雨林的微信几乎没有安静过。她创建了120个“教育第三条路”微信群。
- “雨林老师，有沈阳的学校推荐吗？”
- “女儿初中了，想进在家自学的群。”
- “家有A娃，西安有没有合适的学校？”
- “孩子躯体化症状严重，想找自然疗愈类学校。”
提问题的人来自北京、成都、县城，也有人刚从国外回来。职业不同，收入和教育背景各异。唯一相似的是，他们似乎都走到了同一个拐点。
2025年5月，雨林开始系统探访国内创新学校。从北京到成都，从大理到海南，从深圳到桂林，再到浙江、河南、安徽的县乡和郊区，她和团队一年走访了50多家机构，吸引了15万用户关注，社群聚集了9000多个家庭。
出发之前，她准备了关于项目制学习、自主教育、自然教育、混龄教学的问题，这些都是过去十年创新教育领域最熟悉的话题。原以为会和校长们聊这些，但一路下来，她发现，话题总会绕到别处：“孩子还能不能回到正轨？”“休学之后怎么办？”“不愿见人，又能去哪儿？”她开始好奇：这些孩子究竟是谁？他们为什么会在同一个时间坐标里寻找“别的地方”？
一次探访途中，她经过一座丛山间的峡谷大桥。桥上车辆川流，桥下深不见底。站在桥上，她低头看了一眼桥下的峡谷。那一刻，她忽然想起手机里那些不断涌来的消息。
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一直走在桥上。
01
2017年，雨林的儿子刚上一年级。因为认字问题被老师留堂，老师建议尽早报班。她有些意外，几年前大女儿读小学时，还没有如此明显的超前学习氛围。那一年，校外培训行业如日中天。竞争被视为理所当然，教育投入也被相信终将获得回报。
2021年，“双减”落地后的那个暑假，大女儿进入初中。培训班陆续关停，竞争却没有消失。家长们私下寻找老师，学习资料在家长群里流转，新的焦虑替代旧的焦虑。那一年，轰轰烈烈的行业转向开始，但关于教育的困惑反而愈发明显。
到了2025年，女儿曾经就读的一所著名创新学校突然爆雷。与此同时，大批家长开始涌向她的账号和社群，咨询学校，咨询转学，寻找各种体制外的可能性。这一次，人们讨论的不再只是如何赢得竞争。稳定，变得和成功一样重要。
后来回头看，2017年、2021年、2025年，像三块路牌立在同一条路上。
探校一年后，雨林试着给社群里的9000多个家庭做过一次粗略统计，结果有些出乎她的意料。超过60%的孩子无法继续适应原有的教育节奏，他们处于厌学、休学、抑郁或者长期停滞状态；约30%的孩子拥有明显兴趣和特长，却很难在标准化评价体系里找到位置；剩余10%则属于ADHD、孤独谱系、读写障碍等需要特殊支持的人群。
数字背后的人群远比统计表里的比例具体。
占比最高的是那些原本没有打算离开的家庭。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上学、补课、考试、升学，沿熟悉的轨道向前。直到某一天，孩子频繁请假，拒绝去学校或者把自己关进房间。有人连续几个月昼夜颠倒，有人出现明显的躯体化症状，有人休学后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迈。雨林发现，这些家庭很少再讨论重点班和升学率，他们讨论睡眠、情绪、孩子什么时候愿意出门。相比未来，他们首先面对的是眼前，“先把今天过下去”。
还有一些家庭是在主动寻找另一种可能。过去一年，雨林在大理、桂林、海南见到不少这样的父母。他们不反对应试教育，也不认为传统学校毫无价值。只是隐约觉得，孩子不该只有一种长大的方式。比起分数和排名，他们更在意另一件事：孩子是否还能保持探索世界的热情。他们希望孩子拥有选择的权利。
第三类家庭长期处于主流教育讨论之外。探访浙江初阳书院之后，雨林曾在社群里提到学校专门面向ADHD、孤独谱系和读写障碍儿童开设支持项目。原本是一条普通的探校分享，没想到短时间内，有上百个家庭主动举手。过去很长时间里，这些家庭奔波于医院、康复机构、培训班和学校之间。他们想找到的并不是什么特殊通道，只是一个孩子能待下去的地方。
离开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被迫退出，有人主动转身，有人从一开始就无法进入那条标准化路径。他们开始寻找新的可能，那些散落在城市边缘、乡村、社区和山谷里的学校与学习社区，也因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02
过去一年里，雨林走访过的学校彼此差异巨大。大的学校可以容纳3400多名学生，小的不过5个孩子。对于一些孩子而言，学习从来不是最紧迫的问题，重新开始生活才是。
成都蒲江的青少年生命复元学习社区接收了一些厌学、休学和抑郁状态下的青少年。每个学生有一位成长导师，老师和学生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度过那些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日子。第一次去到那里时，雨林一直试图寻找某种特殊的方法，她想知道，孩子们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后来发现，老师们很少谈方法，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没什么奇迹，只是日复一日的陪伴。”
大理心天赋社区所在的是一栋普通三层小楼。一楼是厨房、餐厅和公共空间。二楼三楼用于住宿和活动。公共区域的桌上摆着没有下完的国际象棋，角落里堆放着各种型号的玩具枪，那是专门为一位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设置的互动区域。负责人郝哥告诉雨林，很多时候，他们做的事情是鼓励并陪伴学生，出门买一杯奶茶，帮忙倒一次垃圾，一起吃一顿烧烤。后来，他干脆把邻居的烧烤店盘了下来，愿意参与的孩子可以自己烤串、收银、招呼客人。不愿意参与的人也没关系，可以只是坐在那里。
北京宋庄的洞回学社，雨林连续去了三次。洞回学社自我定义为成长危机青少年的“人生中转站”。里面让雨林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孩的故事：她被父母送去戒网瘾学校八个月，被强制带离接受“行为矫正”，那段经历让她长期陷入痛苦，逐渐失去了对他人的信任。来到洞回之后，女孩用了很长时间慢慢走出来。没人为她制定严格计划，也没有人催促她改变。更多时候，人们只是陪伴她，等待她重新开口说话，等她重新愿意和别人待在一起，等她重新相信别人。创始人王周鹏说起柏拉图的“洞穴寓言”，看到真相的人再回到洞里是危险的，但总要有人回去。
一年探访下来，雨林听见最多的词是：陪伴、关系、生活、等待。许多教育者坦言，他们所做的事情甚至算不上创新教育，至少不是外界想象中的创新教育。他们面对的往往只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不愿出门的人，一个拒绝交流的人，一个失去方向的人。
先让他恢复一点点行动力，恢复一点点好奇心，恢复一点点与世界发生关系的能力。然后，再谈其他。他们做的，是正常的教育。
03
16岁那年，安安休学了。雨林在成都三川学社见到她。
当天，她站在开放日活动的舞台中央担任主持人。安安告诉大家，自己曾长期处于高压的学业环境里。后来进入三川，慢慢找回了生活节奏。如今，她已经成为学生社长，负责组织活动和协调学生事务。开放日的主题叫《斜杠青年与斜杠工作》，分享者里有各类年轻人。雨林喜欢的脱口秀演员大国手是三川的哲学导师；炳勋是三川最早的学生，毕业后做过吉他手，后来成了一名会弹琴的玻璃匠。
开放日里，人们谈论兴趣、工作、责任，也谈论选择之后要面对什么。提问环节，一位家长问：“这么好的学校似乎不为人所知，它怎么活下去？”没等社长李松林回答，安安在台上大声说：“我爱三川，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希望我的学校能活下去。”
好奇学习社区由于罗振宇在跨年演讲上推荐为人们所知。事实上，它没有固定教室，整个玉林路的书店、咖啡馆、公园、展览馆，甚至整座城市，都是他们的课堂。学生们告诉雨林，“到了成都，你是找不到好奇学习社区的，但到处都可以是好奇学习社区。”当被问到是否考虑扩张、是否会在北京开设校区时，创始人池晓摇了摇头：“没计划，也没那个精力，生存依然有问题。”
类似的尝试也出现在BOSA播撒社区。创始团队成员来自投资机构、互联网企业和科研领域。社区里的年轻人参与项目、实践和真实任务，也要自己面对选择带来的后果。创始人老唐告诉雨林，进入社区以后，家长需要“退居二线”，把更多决定权交给孩子和社区，这往往是最困难的一步。
去年秋天，雨林发布了一条关于北京日日新学堂的视频。视频里的学校并不“先进”，操场是沙土地，树上挂着孩子们攀爬的身影。校长朱志强指着树干上的红布条说，那是爬树的安全警戒线。雨季来临时，孩子们会跑到沙坑抓蛤蟆和青蛙，弄得满身是泥。这条视频获得了超过50万次播放。评论区里，有人留言：“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学校吗？”
在桂林森林谷实验小学，孩子们种菜、收菜，沿着后山辨认花草昆虫，捡拾树枝和石头制作手工。村庄、古道和树林都是课堂。在那里，一位比利时籍母亲告诉雨林，很多在桂林生活的外国家庭都会把孩子送来这里。她们在学校附近租房定居，只希望孩子能够热爱生活、内心丰盈。
浙江龙游的初阳书院，则让另一群长期被忽视的孩子有了去处。孩子们收集桂花制作桂花蜜，捡拾昆虫制作标本，种植萝卜，照顾小动物。从播种到收获，从照料到告别，完成一轮完整的生命教育。探访内容发布后，随后几个月，约40组家庭前往学校实地探访，一些孩子留了下来。
04
探访一年后，雨林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除了北京、成都和大理，很少有城市能同时聚集多家创新学校，它们更多地散落在城市边缘、城乡结合部、县城和村庄，有藏在居民楼里的，有开在农场旁边的，有的干脆是几组家庭共同维持的微型学习社区。从地图上看，它们像一些零散分布的孤岛，彼此之间难以连成陆地。
在大理，当地朋友告诉雨林，如果认真去搜寻，面向青少年的学习社区可能有上百个。但真正进入其中之后，她发现许多机构异常谨慎。很多创办者拒绝陌生探访，只接受熟人推荐或者家庭共建。有些社区不会公开具体位置。对于这些机构来说，保持低调是一种生存本能。
很多学习社区并不具备学校办学资质，必须自觉守住那条看不见的边界。寻找这类社区的人越来越多，而它们却很难长大。
雨林给创新教育大致分了四种形态：课程型、实践型、自主学习型以及疗愈型。面对的家庭全然不同，但几乎所有机构都会遇到同一道难题：生存。
探访过程中，雨林见过少数规模较大的创新学校，但真正构成这一领域主体的，仍是几十个孩子、十几个孩子，甚至几个孩子组成的小型社区。招生波动、教师流动、场地变化，都可能直接影响机构运转。很多创办者坦言，办一所创新学校不难，难的是把它办下去。
更深层的困难来自人。一个愿意长期陪伴孩子的老师，一个能与家庭建立信任关系的创办者，一个稳定运转多年的社区文化，这些东西无法像课程一样复制，也不能像商业模式一样快速扩张，许多机构因此天然倾向于保持小规模，而小规模意味着长期处于脆弱状态。
雨林逐渐意识到，这或许也是创新教育始终难以形成规模化生态的原因之一。许多机构最重要的资源不是课程，而是关系；最核心的资产不是校舍，而是人。问题在于，这些东西往往无法被标准化复制。它们能支撑一所学校存在，却未必能撑起一门“生意”。
回到大理。许多学习社区的创办者最初并不是教育从业者，他们往往是父母。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学校，才开始自己搭建新的学习空间，后来吸引来朋友、邻居和认同理念的家庭。这些机构的诞生方式，决定了它们更像一种社区，而非标准意义上的学校。一开始，它们回应的就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市场。
雨林感觉，创新教育形成了需求，却远远没有形成生态。五年前，创新学校讨论的是如何培养与众不同的人，那时它们带着某种先锋主义色彩，像实验室，也像理想国。但雨林这一年看到的，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今天，众多创新机构面对的，不再是如何让一个孩子走得更远，而是如何让一个孩子重新出发。寻找第三条路的人变多，能够提供第三条路的地方依然零散、脆弱，随时可能消失。
这或许是一个时代的课题。教育从来不是孤立的教育问题，它映照社会情绪、阶层预期和时代的脉动。一个社会的教育是否多元，不仅取决于它能培养多少优秀的人，也取决于它能否为那些暂时掉队、走得缓慢，甚至拒绝奔跑的人保留空间。
雨林常回想起那座峡谷大桥。桥上车流不息，速度越来越快。桥下，那些被反复问起的问题依旧没有消失：“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所谓第三条路，从来不止于另一类学校，它更像是一种社会能力，当有人偏离主路，依然有人愿意接纳，理解，等他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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