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张伯苓"词条（南开大学官网）、《蒋经国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2020年公开）、赵光宸《张伯苓年谱》（1994年版）、张晓唯《无奈的结局：张伯苓的最后五年》（中国法学网）、张晓唯《南开校长张伯苓与蒋介石交好始末》（爱思想网）、《张伯苓：最可悲是教书匠》（人民网教育频道）、维基百科"张伯苓"词条（含大量史料引用）、浙江省档案馆资料《允公允能张伯苓》、澎湃新闻《"南开之父"张伯苓：我不是魔术师，我是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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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5日，台北。
这一天是清明节，也是张伯苓诞辰一百周年。
台北士林官邸的庭院里，春天的草木已经开始返青，但今年的清明来得有些阴沉，天空压得低低的，像是要下雨。
蒋介石在这里已经住了整整二十六年——从1950年3月搬入，到这一天，一天也没离开过。
这天一早，蒋经国照例前来请安。他踏进屋子的时候，看见父亲已经坐在轮椅上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老人的状态一直令家人担忧，眼神涣散，话也越来越少。
可那天早晨，蒋经国发现父亲的眼睛里有些不一样的光，脸上带着久违的笑意，精神头比前些日子好了不少。
父子两人聊了一阵子。蒋介石问到了清明节，问到了这一天同时也是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的事——台北方面专门为此举办了纪念茶会，在中山堂进行。
聊着聊着，蒋经国起身告辞，老人叮嘱他：你应当好好多休息。
蒋经国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许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中忽然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之最后叮咛。"
那天夜里十一点五十分，蒋介石因突发心脏病，在台北北郊的士林官邸病逝，享年八十八岁。
他人生最后一天惦记的那个名字，是张伯苓。
然而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蒋介石知道：那位他在最后一天还念念不忘的老友，早在二十四年前，就已经在天津悄然离世了。
【一】威海卫的那面旗帜，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
要真正读懂这个故事，得先把张伯苓这个人搞清楚。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奥运先驱。
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创立天津南开大学，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可这些干燥的介绍，远远说不清这个人究竟是谁。
1876年的天津，一户普通塾师家庭里，一个男孩出生了，父亲给他起名寿春，字伯苓，后来他以字行，世人皆称张伯苓。
家境说不上好，六岁开始读私塾，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光绪十七年（189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严复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北洋水师学堂，那是当时中国顶尖的新式学堂，能考进去的都是各地的佼佼者。
张伯苓在那里苦读四年，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航海班第一名毕业。
按理说，等着他的是一条光明的军事生涯，凭本事吃饭，报效国家，这条路走下去也算正道。
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毕业的那年，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就在同年爆发了。
张伯苓等同学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随舰队参加了甲午战争，目睹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
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对于张伯苓这样一个从小立志从军报国的年轻人来说，那种冲击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
他们在学堂里学了那么多，结果出来却连打仗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军舰都沉了。
毕业之后，无舰可乘，只能在家等候差遣。1896年，他被派赴通济号练习舰服务。
然后，1898年来了。
1898年，继日本之后，英国强租威海卫，清廷派大员乘通济舰赴山东办理接收及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该舰前往。
该舰到达威海卫的第一天即降下日本国旗，升起大清的黄龙旗。
第二天，又降下大清的黄龙旗，升起英国国旗。
张伯苓目睹此次"国帜三易"的接收及转让仪式，感觉丧权辱国。
自威海卫归来后，张伯苓认为通过参加海军报国无望，乃决定退役。
两天之内，旗帜换了三次。一面日本旗，一面中国旗，一面英国旗。
中国自己的土地，先是从日本手里接过来，隔了一天，又转交给了英国人。
自己的国土，就在眼皮子底下，就这样被来来回回当成买卖的物件。
这一幕，在张伯苓心里打进了一根钉子，这根钉子此后数十年都没有拔出来。
他后来在很多演讲和文章里一遍遍提到那一天，说那就是他这一生最深的刺痛。
他当时站在船上，看着那面龙旗被英国米字旗换下，心里已经明白了一件事：这条路走下去，不是他要走的路。
他要改换一条路。
这年结识了倡导新学的天津著名绅士严修，两个人一拍即合，1898年，严修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是谓"严馆"。从此，张伯苓的人生轨道彻底转向。
弃武从文，弃军从教，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押上了后半辈子。
【二】从严家偏院到遍布全国的南开体系
起点低得让人难以想象。
张伯苓在严馆任教期间，除教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及理化外，还提倡体育，让学生学跳高。
1901年，天津绅商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教家馆，教育其子侄，是谓"王馆"。
此后，张伯苓在"严馆"、"王馆"之间奔波，在两馆的教学方法大体相同，附读的学生逐年增多，教法及设备尚不完备。
两个家馆，加在一起也没几个学生，连像样的校舍都没有。
但张伯苓心里装着更大的事，他不是要教几个孩子读书识字，他要做的是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教育。
1903年，严修被袁世凯任命为直隶学校督办，两人趁机一起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看日本的新式教育是怎么办的，带着满满的见识和想法回来。
回国后，两人下定决心，把两个家馆合并升级，办一所正经的中学。
从日本回来后，严修和张伯苓将严氏学馆和王氏学馆合并，改名"敬业中学堂"，地点仍在严家偏院，这也被看作南开中学创办之始。
敬业中学堂由张伯苓任监督（校长），严修更加关心学生学习，并经常为学生批改作业。
此后得天津士绅郑菊如的帮助，他将天津城西南的一片开洼地带，捐给敬业中学堂作为新学校的校址。
1907年秋，中学堂由严宅迁入新校舍，因为那里有"南开洼"之称，新学校就被称为南开中学堂，也称南开学校。
南开——这两个字，就这样落了地，从一片低洼地里长出来的名字，后来却长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一棵参天大树。
中学办好了，张伯苓又开始筹备大学。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专门研究教育理论，带着满脑子的想法和规划回来，开始一分一分地筹钱。
1919年春开始起建大学校舍。九月初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二十五日开学，私立南开大学宣告诞生。
就是这96个学生里，有一个叫周恩来的年轻人，因为参加五四运动被捕过，回来后张伯苓特意准他免试入学。
谁也没想到，这个学生日后会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人物，而他和老校长之间的这段师生缘，也会在三十年后，在1949年的重庆，发挥出难以预料的作用。
南开大学之后，是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又是重庆南开中学，还有四川自贡的蜀光中学。
从1904年开始，经过30多年努力，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基础上，一个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南开系列学校教育体系屹立于中华大地：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1919年开办南开大学，1923年开办南开女中，1928年开办南开小学，1936年开办重庆南渝中学，1937年接办自贡蜀光中学。
三十多年，从两个家馆到一整套覆盖大中小学的教育体系，这其中每一步的艰难，每一次向各界募款的奔走，每一回遭遇困境时的咬牙坚持，张伯苓一个人扛下来的，比外人所能想象的多得多。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允公，就是要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允能，就是要有真本事。这八个字，就是张伯苓对南开学生的期许，也是他对自己这一生的要求。
张伯苓对学生的爱，不是那种只在课堂上、只在考试成绩上体现的爱。
南开有一面著名的大镜子，立在门口，镜子旁边刻着张伯苓手书的"容止格言"，要求学生注意仪容整洁，昂首挺胸，走路有精气神。
他常说，一个连自己外表都不注意的人，是没有自尊的，没有自尊的人，也谈不上爱国。
体育更是他力推的。他曾亲手从英国带回体育器材，亲自上场和学生一起打球、跑步、跳高。
南开的操场，从来不是摆设，而是每天都有师生在上面挥洒汗水的地方。
说到体育，就不得不提张伯苓在中国奥运史上的那段奇缘。
1907年10月24日，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了天津学界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和颁奖仪式，就在这个场合，时任南开中学堂校长的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
他在台上生动地介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然后郑重提出：中国人应当加紧准备，早日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这是中国人首次公开提出要参加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原副主席何振梁后来特意指出了这一点的历史意义。
1908年8月，张伯苓前往伦敦观看了第四届奥运会比赛，并参观了先进的比赛场馆及体育设施，大受启发与鼓舞。他成了第一个亲临奥运会现场的中国人。
回国之后，他带着幻灯片，把伦敦奥运会的影像给学生们放映，让从未见过这类比赛的中国少年们开了眼界。
在天津校际运动会上，他提出了那个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奥运三问"：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举办奥运会？
这三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是1908年。中国第一次真正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是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是2008年北京。
张伯苓没能等到那一年。但他播下的那颗种子，在他身后整整一百年，终于破土而出。
这就是张伯苓。一个从威海卫的屈辱里发誓要改变中国的年轻人，一个用三十年时间在天津的一片低洼地上办起了一整套教育体系的老校长，一个在中国体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印记的先驱，一个桃李遍天下、学生里有周恩来、曹禺、陈省身等一批各领域杰出人才的教育家。
【三】从庐山谈话到炮火废墟——蒋介石与张伯苓的深厚往来
蒋介石和张伯苓之间的关系，不是那种简单的政治同盟，也不是那种纯粹的私人友谊，而是两者之间一种复杂而深厚的交织。
张伯苓早年矢志办学，为筹款"化缘"，与各时期军政要人均建立起良好融洽的关系，但在北洋时期无论是黎元洪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还是奉系主政时让他担任天津市长，他均极力辞却，不为所动。
两次一品大官的职位，他全部婉拒，一心一意只想办教育。
直到1930年，张伯苓南下拜访了蒋介石。这次见面，是两人深入往来的开端。
蒋介石对张伯苓多年倾心教育的办学精神非常钦佩，并答应设法补助南开，此后，政府补助在南开大学捐款中所占比例从1919年至1927年间的1.32%，迅速增加到1928年至1935年间的31.45%。
对于南开学校来说，政府补助的增加，意味着学校可以在经济层面获得更有力的保障，这对于私立学校的持续运营至关重要。
到了1931年，形势急转直下。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据东北，全国民心惶惶，而南开在这个时候成了天津抗日运动的中心之一。
张伯苓和学生们一道，积极声援东北，甚至专门派人去实地调查日本侵华罪证，并将成果编成教材在课堂上讲授。日本人对此深感忌惮。
1934年，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南开大学发动数百名学生用有色服饰拼出"勿忘国耻"等字样。
日本领事当即向张伯苓提出抗议，张伯苓冷静应对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
到了1937年夏天，命运把张伯苓和南开逼到了悬崖边上。
七月，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局势骤然紧张。张伯苓应蒋介石邀请，正在庐山出席"国是谈话会"——这是蒋介石在战前召集各界人士商讨国策的重要会议。
张伯苓在南方的这几天，天津的消息一条接一条往南传。
1937年7月29日凌晨，南开大学受到日军炮火袭击。
午后，几十架日机对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数个非军事目标狂轰滥炸。
30日下午，日军继续炮击南开大学，并派出骑兵百余名及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到处纵火。
中央通讯社报道："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
经此劫难，南开大学成为一片废墟，仪器设备被毁殆尽，珍贵图书典籍和成套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重达13000余斤刻有《金刚经》的校钟亦被劫掠。
那时张伯苓应邀出席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国事谈话会"。
时值暑假，负责留守学校的教务长拿着所有房间的钥匙，南下找到张伯苓说：所有的钥匙都在这，但是我们的学校没了。
三十三年的心血，就这样没了。
张伯苓临大难而不惊。他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这句话一出，举国震动。《中央日报》刊发社评盛赞"南开精神"。
作为最高当局的蒋介石为此作出"有中国就有南开"的明确表态，既是豪言，也是承诺。
这话，让张伯苓记了很久。
南开大学被炸后，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合并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出任校委会常委。
在蒋介石的盛情邀请下，他出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1941年，他加入了国民党，介绍人是蒋介石。
重庆南开中学，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成了抗战大后方一处难得的文教高地。
张伯苓常驻渝校，办学一如往昔，声誉卓著。校内聚集了不少社会名流或其家属，如翁文灏、马寅初等均借住校内宿舍。
为数不少的各界要人的子弟进入该校就学。知名的南开校友周恩来、吴国桢、梅贻琦等不时造访。而蒋介石亦多次来校，看望张校长。
那些在重庆的年月里，蒋介石几乎每次到重庆南开，都要来拜访张伯苓，两个人坐下来聊一聊天下大事，聊一聊教育，聊一聊抗战。
他们之间的关系，超过了普通的政商往来，更像是一种相互敬重的老友情谊。
蒋介石敬重张伯苓的骨气和学问，张伯苓则感念蒋介石在南开最困难的时候伸出的那双手。
1944年，南开建校四十周年暨张伯苓七十岁寿诞，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募捐总数最终达六百余万元，创造了当时中国教育捐款的最高纪录。
1945年，国民政府授予他一等景星勋章，以表彰他对国家教育的贡献。
1946年抗战胜利，三校各自返回原地。南开大学此时正式改为国立，尽管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即已事实上被纳入了国立体制。
这一年，张伯苓的实际年龄刚好是七十岁，年届古稀的他仍被任命为国立南开大学校长。
为此他远赴美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老年宿疾。
因而这一年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美国度过，直至第二年初春才回到天津。
据说当时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和民众超过了三千人。
1947年春，三千人涌到天津火车站迎接他回来，整个城市热闹得像过节。那一年，张伯苓是整个天津、整个知识界最受敬重的人之一。
距离那个在威海卫看着旗帜换来换去的二十二岁年轻人，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九年。
那些在车站等候他的人，大概没有想到，这一次热烈的迎接，竟是他这一生最后的高光时刻。
此后的日子，急转直下。
【四】辗转任职，深陷烦忧，重庆告别
1948年，国民政府内外交困，形势每况愈下。就在这种局面里，蒋介石多次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一职。
张伯苓此前已经多次婉拒了各种政治任职，无论是北洋时代的教育总长，还是张学良时代的天津市长，他都推掉了，心意很坚定：我是教书的，不是做官的。
可这一次，蒋介石没有放弃，一封接一封地发来亲笔信，信里说的是：行宪之后，教育部将划归考试院，请先生为全国教育事业多尽一份力量。
这句话打到了张伯苓的软肋上。
1948年6月，蒋介石提名张伯苓为考试院院长，获监察院投票同意。
张伯苓于1948年7月乘飞机飞往南京，出任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到南京就职后，见政治糜烂，心情很不愉快。
南京的官场，和他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教育圈完全是两个世界。
张伯苓在南京待着，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进退两难。
更糟糕的是，由于当时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同时兼职，但张伯苓在南开的声望无人能及，南开师生也不愿其离职，张氏本人也不愿意离开寄托其生命的事业。
最后的结果是，他出任了考试院院长，南开校长的职位却落到别人手里，本来说好的名誉校长也没了下文。
进退皆失，两头落空。
1948年年末，张伯苓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的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3号的寓所，深居简出。
津南村3号，就是那栋他在重庆南开中学校园里住了多年的旧居。
他在那里读书、散步、接待来访的朋友，看着外面的天下大势一天天变化。
1949年开春，形势已经很清楚了。天津于1949年1月15日解放，北平随即和平解放。国共之间的胜负，越来越明朗。
就在这时候，张伯苓收到了一封信。
这封信辗转经过香港，由南开校友王恩东转交，寄信人没有留下真名，只是用了一个旧时的笔名——"飞飞"。张伯苓一看这笔名，立刻明白了这封信是谁写的。
"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上学时使用的笔名。信里的意思很简单：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一个已经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前学生，用当年在南开读书时的笔名，给他的老校长写来了这样一封信，请他不要离开大陆。
张伯苓读完这封信，心里豁然开朗，主意也就定了。
1949年11月，重庆的局势急转直下，最后的时刻来临了。
就在这最后的几天里，蒋介石父子连续三次登门拜访张伯苓，请他一起去台湾，或者去美国。
11月21日，蒋介石赴津南村3号看望张伯苓，当面提出请前往台湾，张拒绝并请求辞去考试院院长职位。
11月23日，蒋经国拜访张伯苓，敦请他离开重庆。11月27日，蒋经国随蒋介石访张伯苓。
蒋氏父子再次拜访张伯苓，请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美国；张伯苓婉言谢绝。
蒋氏当面许诺：张氏只要走，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可以在飞机上专设卧铺，家属均可随行。
但未获张伯苓同意。蒋中正飞离重庆后，蒋经国再次催请张伯苓离开重庆，并留下了一架专机。
蒋介石离开之前，蒋经国对张伯苓说：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
那架飞机，就停在那里，等了很久，始终没有等到它要等的那个人。
张伯苓最终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由，拒绝了这一切。
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没有人知道那几次登门时，蒋介石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但他三次亲自登门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
【五】北归天津，却已物是人非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张伯苓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等学校全部捐给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将几十年经营的心血一并移交，干干净净。
1950年1月，他在重庆经历了第一次中风，所幸经过救治，慢慢恢复了过来。
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北归。北京有关部门妥善接待。
在北京，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为其饯行，并表示将写信告知天津市政府具体情况。
在北京逗留近半年后，1950年9月15日，七十四岁的张伯苓启程回到了天津。
这座城市，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一手创起了南开。按理说，故土重归，应当是一件让人心里安定的事。
可是，等待他的，不是那种久别归家的温暖。
1950年9月，当他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
张伯苓提出，暑期想回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那是他工作了三十年的地方，他只是想回去看看，住几天。特意征求中共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但未得到任何答复。
不允许，也不拒绝，就这样搁在那里，没有下文。
一个亲手创建了南开大学的人，想在自己建起来的学校里住几天，结果连一个明确的答复都没有等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这位老人所能承受的，也是这个故事里最令人窒息的一幕。
1950年10月，南开学校四十六周年校庆。
张伯苓很早就起床，把自己收拾整齐，准备去参加庆典活动——这所学校是他一手建起来的，四十六年前，他和严修在天津城西南的那片开洼地上打下了第一根桩，而今四十六年过去了，他作为创始人去参加校庆，这再正常不过。
可就在校庆前一天的晚上，南开中学的一位老师专门来到张伯苓家，找到了他的三子张锡祚，婉转地表达了一个意思："请老校长第二天不要去参加校庆了，可能会不方便。"
第二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细雨。张伯苓起床后，穿起雨衣后就要去南开中学——这所他一手创立的学校。张锡祚这时候说："爸，外面下雨了，您还是别去了。"
聪明如张伯苓，立刻听出了儿子话里的含义。
他很快就脱下了雨衣："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了吧。"
雨，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让彼此都好看一点的台阶。
校庆日下午，张伯苓忍不住还是到南开大学，会晤一些知心朋友，关怀学校的发展规划。
但一些激进师生对他充满敌意，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从此再也不愿去自己一手创办的南开了。
1950年秋天以后，他隐居家中，没有踏进南开校园一步。这时他发现自己一生的工作被全盘否定，内心极其痛苦。
独自一人时，不是发呆，就是用手击头，长吁短叹。这位面对日寇自称"不倒翁"的巨汉，此时竟颓然倒下。
儿子和儿媳为了让他心情好一点，经常在家设便宴，分批邀请南开校友来聚一聚。
也有校友邀校长去作客。一次席间，他豪放地说："咱们南开校友真是遍天下，在北京有周恩来摆宴席，到了台北，吴国桢也会请客的！"校友们怕校长寂寞，经常在下午三点至五点来陪他说话。
晚上八点整，张伯苓便拿出七块大小不同、款式各异的旧手表，同收音机里的广播对时。这些表都是学生们的礼物。对表成了他每天晚上的一大乐事。
七块表，每天晚上八点，一块一块地对时。
这就是这位老校长在天津晚年生活里，最后剩下的那点儿乐趣。
那一段岁月里，他的人生轨迹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收窄，最后收拢到只剩下几个校友的拜访，和一排放在桌上的旧手表。
他的处境十分不妙，其精神状态低迷不振，外界刺激接连不断，难以融入正在改天换地的新时代。
那个在天津火车站迎来三千人夹道欢迎的1947年，和这个校庆日连学校的门都进不了的1950年，相隔不过三年，却像是两个世纪的距离。
1951年2月14日，张伯苓中风不语，生命危在旦夕。
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为校长写一遗嘱，大家公推和张校长最接近、相处时间较长的黄钰生草拟。
那时，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听力还好，心里也清楚。黄钰生一段段念，他一段段点头表示同意。
当时在场的还有王夫人，校长的子、媳三人。张锡年的爱人最后还大声问老先生："您说写得行不行？"张伯苓挑起大拇指来表示赞赏。
这是他最后能表达的意思了。一个举起的大拇指，一个对一生遗嘱的最后确认。
九天后，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逝，享年75岁。去世时，他口袋中仅有7元4角钱——坐电车找的零钱和两张旧戏票。
那两张旧戏票和七元四角钱，就是这位创建了一整套南开教育体系、桃李满天下的老校长，在这个世界上最后拥有的全部身外之物。
然而，比这更令人唏嘘的，是他的身后事。
他留下遗愿："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但南开大学研究后回复："同学们认为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于南大。"于是，张伯苓先葬于永安公墓，后迁到杨家台祖坟。
1962年，妻子死后，又合葬于北仓第一公墓。1975年，夫妻火化，骨灰放在儿子家里，几年后再葬入烈士陵园。
1989年，在张伯苓去世38年后，他的骨灰终于迁葬南开大学，安放于自己的铜像之下。
他一辈子最爱、最惦念的那片土地，用了三十八年，才在他离世之后，终于张开怀抱，接纳了他。
消息传到台湾的那天，1951年2月27日，得知张伯苓病逝的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
蒋介石的日记里，用了"痛悼无已"四个字。
这四个字在台北落笔的时候，在天津，张伯苓已经过世整整四天了。两地相隔，一道海峡，生死两茫茫。
同年3月31日，南开旅台校友会与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台北为张伯苓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典礼，由蒋中正亲临主祭，并亲写挽联"守正不屈，多士所宗"；王宠惠、陈诚、王世杰、张厉生等张伯苓的好友皆参加典礼。
台北，中山堂，隆重的公祭。天津，永安公墓，那块墓地。
两场仪式，两种悼念，说的都是同一个人，却在各自不同的地方，有着各自不同的分量。
此后，年复一年，蒋介石在台北，张伯苓的名字在他记忆里渐渐沉淀为一道越来越深的印记。
张伯苓的百岁冥诞，在台北获得了隆重的纪念——茶会在中山堂举办，五百余人出席，蒋经国在会中赞扬张伯苓一生为国育才，对中国教育界贡献极大，并表示张伯苓"非但是南开大学的校长，更可以说是全国学校的校长"。
这场纪念活动，就在1975年4月5日举行——正是蒋介石生命中最后的那一天。
那天早晨，坐在轮椅上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聊起了清明节，聊起了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眼神里有一种许久不曾有过的温和和明亮。
然而，当蒋经国转身离开、蒋介石望向窗外的时候，他所念及的那位故人，早已在二十四年前静静地长眠于天津，而他，殊不知此人早在1951年便病逝于天津，此刻坐在台北的蒋介石却还向儿子问起了他的近况，这一问，成了他人生中最后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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