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南作者：张九七
“文坛严父”王朔曾说——
“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
他是文坛的隐士，也是莫言嘴里的传奇。陈丹青称他是“作家的作家”。
但他本人却说：“把作家两个字印在名片上，那意思是告诉别人，我是要饭的。”
上世纪80年代，阿城神之一手，写出《棋王》，震动了整个文坛。
然而，他却在最红的时候远走他国，封笔后打起了零工。
有人说，如果把热闹的中国文坛比作群聊，那么游离之外的阿城，更像是一个早已退群的“业余玩票”。
急流勇退，但身后全是他的传说。
阿城其实是个笔名，他原本姓钟。父亲是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祖籍重庆江津。
阿城父母
1949年，父亲随军迁入北平，在那里落了户。
这年清明节，阿城出生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
生不逢“时”，成了阿城的童年隐喻——4岁时，他染上了肺结核，差点死掉；8岁时，父亲被打成了右派，被发配到农场。
家庭的突然变故，让少年阿城，遍尝贫困与欺辱。
穷苦年代里，他和兄弟共穿一条裤子，等到裤子烂到实在不能穿了，再交给姥姥糊成碎布渣做成鞋。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家庭日常
在学校，他想参加游泳队训练，教练说“家里每天供不起二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的游泳梦从此就断了。
他印象最深的是，上中学时，经常有外宾来华访问，学校会挑派学生到长安大街捧花欢迎，但每次都没有阿城的名字。
他为此专门跑去问老师为什么。
老师冷冷地笑着说：“念到的同学，是有尊严的，你们没有资格。”
这给了阿城的自尊心极大打击。他开始意识到，世界是有圈层的，而自己并不在这个圈子里面。
这种“没有尊严”的感觉，伴随了他的青春时代，也养成了他日后边缘化、“不入流”的性格。
青年阿城（右）
高中毕业后，因为某些特殊原因，阿城没能上大学，他被迫开启了为期10年的知青生涯。
他先后辗转山西、内蒙插队，最终去了更远的云南，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慢慢的，阿城逐渐适应了当地生活，与农民打成一片，关注着这里的吃喝拉撒与市井八卦，完全摆脱了当初下乡时的书生气质。
在云南的日子，阿城逐渐练成了“聊天”的绝活儿。
白天，他在农场学校给学生讲课；晚上回到宿舍，就着一盏煤油灯和一杆烟枪，给其他知青说书讲故事。
阿城和他的知青伙伴们
多民族杂居的云南乡村，更像是一个真正的原始自然社会。俗，但是自然淳朴，一切以人的生存为准绳，文学和艺术反而成了累赘和无关紧要的事情。
即便后来阿城回到北京，再工作，再写书，再经营生活，依然还带着从云南民间染来的一身“俗气”——关注温饱，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关注琐碎日常中那些有趣的部分。
70年代末，阿城结束知青的命运回到北京。
这段日子很难说是好是坏，于他而言，人生最宝贵的三十年，如扁舟入海，自己无法左右。
阿城
但收到父亲平反的消息时，阿城内心却是复杂的，他给父亲写下——
“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30年就白过了……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我来说是残酷的。”
那种残酷除了身心具体遭受的，还有一种被时代远远甩在身后的恐惧感——回到久违的北京，他“痴楞楞觉得自行车都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
80年代，改革大潮如火如荼，离开“体制”的阿城，没有单位，没有熟人，没有任何能够走动的关系。为了谋生，他做过美工、画过插图、也在老友范曾的推荐下做过编辑。
后来选择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也不过是“怀一种俗念，既赚些稿费，买烟来吸”。
带着这样朴素的愿望，1984年，阿城写下中篇小说《棋王》，然而一经发表，便在整个文坛引起轰动。
阿城《棋王》丨上海三联书店
当时莫言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看完《棋王》后，他对阿城崇拜至极，用他原话说就是：
“阿城在我年轻时候是个巨大的偶像，《棋王》把我彻底征服了。”
这篇只用了三四天写成的小说，让阿城瞬间成了文坛红人。各路编辑纷纷登门，最多的一天来十几拨人，光是茶叶就要喝掉五斤。
在《棋王》里，阿城讲了特殊时期，棋呆子王一生“以一敌九”的传奇故事。经过一番激烈厮杀，王一生战胜了前面八位高手，最后一位老人希望对方能够给个面子，双方最终和棋。
阿城《棋王》改编电影片段
这个小说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止是故事新奇，而是境界、语言、人性、时代感全都做到了极致。
那个年代，各种文学思潮暗流涌动，“伤痕文学哭哭啼啼”、反思文学义正辞严、改革文学激昂向上，而阿城一出手，直接回到中国人最本真的生存哲学——饿了就好好吃，喜欢下棋就认真下，世道再乱，心不能乱。
在那个文学政治化的年代，阿城跳出了政治反思，转向个体精神层面的探索，扛起了“寻根文学”的一面旗帜。
而《棋王》之后，他继续以知青生活为背景，陆续写下《树王》《孩子王》……“三王”系列，让阿城的名字正式走进千家万户，也走向了文坛另一个高度。
骂遍贵圈的王朔一向对华语作家嗤之以鼻，唯独对阿城佩服有加，他说——“若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王朔与阿城等人合照
港媒称他是“华语文学圈最被低估的作家”。
而写出《受戒》的汪曾祺更是直言——“《棋王》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我相信，不但是我，很多人都写不出来。”
盛名之下，当时各大名刊前来约稿，阿城拒掉不少，却转头把稿子投给地方小刊小报。
因为有人告诉他，发阿城的小说，实习编辑可以转正，借用编辑可以从县城调到省城。
然而，在文坛放了一把大火，风头正盛的阿城，却逐渐对写作这件事感到腻味。
八十年代末，他索性直接去了国外，一待就是多年。
后来，当记者问及他海外的经历，阿城直言了当地说：“那边比北京好活”。
安身立命，阿城最看重的是安身。好活，活好，其次才是成事。
事实上，进入90年代以后，商业热潮迎面而来，文学的余温逐渐散去，作家如同被抛弃的“网红”一般，迅速退出了舞台中央。
市场的变化来得太快，除了少数畅销书作家能够稳定收入来源之外，大部分靠写字为生的人并不能借此谋生。
阿城在美国
据阿城自己的说法，他在农村待了10多年，回到城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出书了，依然没有任何单位“收养”，尽管《棋王》如此轰动，但靠它的发行量，其实养活不了自己——
“在这里谋生，你必须有关系，这是最大的问题。”
90年代初，阿城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发现“那边不需要认识人，只需要做工，就能很好地生活”。简单收拾后，阿城就带着家人去了美国。
在最初几年里，他做的都是一些体力活儿，给有钱人家刷墙、遛狗，做木匠活。有媒体传言说，他还曾在迈克尔杰克逊家里刷过墙。
后来，他也在电影上找到一些兴趣，《芙蓉镇》《小城之春》也都是他的编剧手笔。
电影《芙蓉镇》海报
作为作家之间公认的通才，阿城的功夫几乎都使在了生活里。写作倒更像是茶余饭后的调味。
王朔对阿城总结得非常精辟：“这个人对活着比对写文章更重视。”
他把一切都看得很轻，就像他的写作观——“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踏实、本分的唯物主义世俗观，既是阿城的生活哲学，也是他的文学底色。
2016年，睽违文坛近20年的阿城，推出了人生的首部文集。
第一次将他多年来散落各处的作品集结成册，其中既有“三王”代表作，也有多年来攒下的杂文随笔。
全集一共七册，从知青时代的小说，到海外见闻，再到与陈丹青、侯孝贤的文艺杂谈，涉猎极广，跨度极大……足见阿城文字功力之深。
阿城文集
当年作家朱天心生完孩子，读过阿城后，她说觉得自己不必再写作了——
“你面前站着个终其一生都追赶不上的高手，你就好好当他的读者，放心去做另外一个自己吧。”
今天文坛只有两种读者，一种是读过阿城的，一种是没读过阿城。就像梁文道说的，没听过阿城讲故事，那可是终身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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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在一部访谈纪录片里，查海英问及阿城：“在国内大家都知道你，但到了外面没有人认识你，你怎么看？”
阿城的回答非常爽快，他说：“我非常享受，一点儿不觉得遗憾，因为常识还在，经验还在。很多人对名利、得失看得太重了，活得很累，我到了美国才知道没人理是正常的，边缘是正常的。这对写作的人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
曾经的无数次绝境，让他经常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他才认为“不会有比这更坏的生活了”。
经历过了，看得多了，很多事情就能看得很开。
他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现在天下大乱了，我就回去种地去，我又不是不会。”
阿城
浪滔滔，人渺渺，江湖早已不是那个江湖。
而年近80的阿城，依旧是那个守着常识与本心的阿城。
不逐名，不恋位，历经世故却不世俗，站在边缘看人间热闹。用莫言的话说就是——
“阿城这个人，越来越像一个道长了。”
参考资料：
1.南方人物周刊《阿城：要文化不要武化》
2.ONE 马东《与阿城有关的日子》
3.中华读书报《奇人钟阿城》
4.澎湃新闻《阿城作品首次结集出版：90后这一次能被他征服么？》
5.阿城作品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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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设计： 陈仁铭 洛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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