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育德：守住卫生数据的“真与准”|世界艾滋病日|传染病|卫生数据|卫生部|妇幼|科学|陈育德

人物小传：

陈育德，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我国著名卫生政策与管理、卫生统计与卫生信息管理专家，新中国培养的公共卫生学科奠基人之一，毕生深耕公共卫生教学、科研与实践，曾获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等荣誉。

他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原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持建立我国卫生统计与信息管理体系，先后组织并参与7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为全国卫生服务监测、死因统计、妇幼健康监测、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建设作出开创性贡献。他长期推动国家初级卫生保健、健康中国建设、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等战略研究，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卫生信息化建设与人才培养起到了关键作用。

1978年，陈育德在环境流行病学进修班开学典礼上讲话。

采访中，陈育德反复提及一句话：“‘被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从工厂到农村，从保健组织专业到卫生统计学，从教学科研岗位到国家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领域，他从未刻意为自己选择专业道路，而是始终把为人民健康服务当作“第一志愿”：“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的志愿就是什么。我不会就学，学会了就把它做好。”

健康报：您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卫生统计专家，但最早从事的却是保健组织学。在20世纪80年代，您基于怎样的观察和判断，决定将研究重心转向卫生统计与信息管理？当时我国的卫生数据收集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陈育德：1959年，我从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毕业后留校，最早从事保健组织学研究，也就是现在的卫生事业管理、基层卫生服务相关专业领域。几十年间，我在工厂、农村、疫区进行了大量现场调查，包括工厂卫生、农村防病、传染病调查、地方病防控等。在实践中，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公共卫生要做到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是绝对离不开统计和数据的。

20世纪80年代，我国以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等为目标推进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一系列重大工作都需要扎实的数据作支撑，卫生信息和卫生统计已是现代卫生事业的核心之一，但当时我国的卫生统计基础极为薄弱。具体表现为：一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各单位的口径不同，数据没法比、无法用。二是基层力量薄弱。很多基层卫生人员没有接受过统计培训，存在漏报、错报、迟报等情况。三是手工操作有局限性。当时少有计算机、没有网络，信息全靠纸质登记、人工汇总、逐级上报，效率低、误差大。四是条块分割、数据不通。医院、防疫站、妇幼机构等数据不联通、不共享，无法形成“整体画像”。五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统计覆盖率不足，一些地方没有规范的数据记录，数据代表性较弱。

在那个年代，我在同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交流合作时进一步认识到，我国必须把卫生统计和信息管理这块短板补起来。于是下定决心，把研究重心转向卫生统计和信息管理。

2006年，陈育德在湖南省实地调研。

健康报：您在担任原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期间，主持了1993年和1998年的第一次、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回顾这两次覆盖全国的大规模入户调查，在当时缺乏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相关数据的准确性？这一系列“破冰之举”在当时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陈育德：那时没有移动终端，无法联网填报，调查完全靠人工入户、录入。为保证数据准确，我们进行了全流程、严标准的质量控制。一是科学抽样。我们在全国确定了92个样本区（县），覆盖东、中、西部地区城乡，保证代表性，兼顾经济性、有效性。二是精选并培训调查员。优先选择医务人员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员，强调责任心、专业性和沟通能力；为所有调查员开展集中培训，统一教授问卷含义、提问方式、填表规范等，调查员经过模拟演练、考试合格后才能上岗。三是建立三级核查制度，包括调查员自查、指导员现场审核、省级复核。确保每一份问卷都有严格的把关流程，有错即刻纠正。四是数据录入“双保险”。我们采取两次独立录入、自动比对，再通过计算机进行逻辑检错的方式，把错误率降到最低。靠着这些笨办法、硬功夫，我们在几乎不借助信息技术的条件下，硬是把全国数据做准、做实了。

当时，第一次调查结果数据清晰地显示：我国居民医疗费用增长快、负担重，很多人因为看病贵不敢看病、看不起病。这是我国第一次用全国性的数据把卫生服务的问题说透了，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为后续建立医保制度、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及体制改革奠定了数据基础。

健康报：从1963年的61.7岁到2025年的79.25岁，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这一关键指标几十年来实现大幅攀升。作为这一指标的测算者和长期追踪者，您认为，这些年我国卫生统计工作在死因监测、婴儿死亡率统计方面有哪些改进？

陈育德：只有数据真，政策才能准。我从几十年前就参与人口期望寿命测算、死因统计、妇幼健康监测等工作，亲眼见证了我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巨大提升。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卫生统计工作从无到有、从粗到精的过程。

这些年来，相关工作关键的改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死因监测网络，建立婴儿死亡、孕产妇死亡、出生缺陷“三网合一”监测体系，将其从城市扩展到农村，覆盖面越来越大、代表性越来越强。二是采用国际统一的疾病分类标准（ICD），死因归类更加科学、规范、可比。三是统一统计定义和上报流程，让责任落实到人，数据更加可靠。四是从被动报告变成主动监测，减少漏报，建立健全复核、质控机制。五是多次开展全国死因回顾调查，校准历史数据，让寿命测算更加科学。六是实现信息化、网络化管理，数据上报更快、更准、更全；将妇幼保健、住院分娩、儿童健康管理有机结合，实现数出有据，可追踪、可核查。

健康报：您在“非典”疫情后曾投入公共卫生信息网的建设中。在您看来，经历了几次重大疫情，我国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在预警灵敏度和数据共享机制上，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陈育德：“非典”疫情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就是信息不通、报告不及时。所以在疫情后，我国高位推动建设国家公共卫生信息系统、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这套系统最大的进步集中体现在：一是预警灵敏度实现了质的飞跃。从过去的传染病月报、季报，到如今的个案实时直报，医疗机构出现病例后立刻报告，信息直达国家平台，真正实现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平台到县、网络到乡、触角到村”的五级网络联动。预警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几周缩短至几小时，为疫情防控抢下了宝贵时间。二是数据共享机制实现了质的突破。过去，医疗机构、疾控部门、卫生部门数据互不联通，“信息孤岛”现象普遍。现在国家建成了统一的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将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险因素等数据整合在一起，各相关部门可以按权限实时共享、分级调用、协同研判，为联防联控、精准防控、科学决策提供了强大支撑。

健康报：毕业留校任教那一年，您23岁；从原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退休后回到教学、科研岗位那一年，您64岁。对您而言，教书育人意味着什么？

2023年，陈育德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作《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重在学而行》主题分享时，向广大学生分享了影响其一生的书籍——《革命烈士诗抄》。他在分享中表示：“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陈育德：对我来说，教书育人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生的使命、一生的追求、一生最大的价值。60多年来，我始终没有离开教学一线。即使是在原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工作时，我也承担着校内任教的工作。我常说一句话：甘为人梯，不争春。

教书育人是事业的传承。公共卫生是造福人民、服务国家的大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我把自己一辈子的实践经验、教训、方法传给学生，就是把公共卫生的根留住、把事业传下去。教书育人是国家的需要。卫生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人才，我们培养的不是只会读书的学生，而是能下基层、能做调查、能解决问题、能守护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人才。教书育人是精神的传递。老一辈公共卫生人爱国、敬业、踏实、奉献，这些精神要通过教书、育人，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最后，在教学生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在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回归做好公共卫生的初心。

健康报：您曾任原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副会长，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正在颠覆传统行业。对于卫生统计这一学科，您认为现在的年轻学者该如何对待全样本的“大数据”？

陈育德：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很快，很多人认为传统卫生统计没用了。我作为一辈子做卫生统计的人，有几句心里话想讲给年轻的学者。

第一，大数据是工具，不是目的。卫生统计的灵魂，依然是科学、准确、可信。不管技术怎么变，公共卫生数据的核心是服务健康、服务政策、服务人民，这个根本不能丢。第二，大数据不能取代传统卫生统计的科学逻辑。全样本不等于“全准确”，大数据也会有偏差、有错误、有混杂。抽样设计、误差控制、质量控制、偏倚调整，这些统计基本功永远不过时。第三，一定要守住数据质量这条“生命线”。卫生数据关系到生命健康，关系到政策制定。年轻学者不能只追技术、追潮流，更要沉下心，把数据做真、做实、做准。第四，要融合，不要对立。将传统统计的严谨与大数据的效率结合起来，才是未来的重点。第五，不忘本、不丢根。卫生统计是公共卫生的基础，年轻学者既要拥抱新技术，更要继承深入实际、严谨求实、扎根基层的学风，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数据用在增进百姓健康福祉上。

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拥抱大数据，坚守统计学；用好新技术，守住真与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