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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常见说法:中产阶级正在空心化;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日益拮据,而少数人却变得极其富有。甚至还有一张“不平等记分牌”。我们已经说服自己相信,许多家庭再也无法像他们父母当年那样实现美国中产阶级梦想。这也是一个政治热点,两党都声称自己在为维护“美国中产阶级”而战。

但中产阶级规模缩减还有另一种、且更理想的方式,那就是所有人都向上流动、变得更加富有。一个国家可以变得富裕到这样一种程度:贫困阶层、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人数都会减少。“空心化”叙事要求我们接受一种奇怪的进步定义: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所有人的收入都翻了一番,那么仍会有与过去同样数量的家庭未能进入中产阶级。

以这种方式思考中产阶级,会遮蔽已经发生的进步,因为它把不平等与人们的生活水平混在了一起,而这两者并不是同一回事。在最近一份报告中,我们用固定的、经通胀调整后的门槛来衡量阶层。“核心”中产阶级缩小了,但中产以下的阶层也缩小了,包括贫困阶层、近贫阶层和下层中产阶级。

1979年,36%的美国家庭属于中产阶级。乍看之下,到2024年,能够归入这一阶层的家庭比例降至31%,似乎是一个不祥信号。但这种下降只有在忽略另一项事实时才真正令人担忧:同一时期,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占比已从10%升至31%。与此同时,未达到中产阶级门槛的美国家庭占比,也从一度超过半数降至全部家庭的35%。

传统中产阶级之所以缩小,是因为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家庭的境况变好了,而不是因为更多人掉队了。与此同时,不平等也确实上升了。一个家庭在收入阶梯上爬得越高,其改善程度就越不成比例。事实并不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而是富人和穷人都变得更富了,只是速度大不相同。

针对我们的这些分析,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收入,而是财富,结果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原因在于,收入反映的是人们一年内获得的报酬;而财富,也就是所拥有资产扣除所负债务后的净值,反映的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资源。不过,我们即将发表的研究发现,与收入数据所显示的趋势一样,凭借财富可被归入上层中产阶级的家庭比例也有所上升;与此同时,财富达不到中产阶级门槛的家庭比例则下降了。

即使把可能扭曲数据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因素纳入控制,例如财富较高、日渐老去的婴儿潮一代,或年轻人如今承担的学生贷款债务负担增加,整体图景也基本没有改变。如果剔除教育贷款债务,并把观察对象限定为户主年龄在35至54岁之间的家庭,上层中产阶级仍在扩大,而财富较低的群体仍在缩小。

当然,收入和财富的普遍增长,并没有被所有家庭同等享有。例如,中产阶级持有的财富份额大幅下降,从1989年的24%降至2022年的8%。上层中产阶级持有的财富份额也有所下降,从50%降至39%。另一方面,最富裕的家庭则变得富有得多。最顶层群体在2022年仅占家庭总数的3%,但其持有的财富份额增加了一倍多,从26%升至53%。

富人与其他群体之间这种鸿沟般的不平等,并不推翻本文的结论:中产阶级并没有被空心化,也没有消失。不平等是否上升,以及这种上升是否造成伤害,是一组问题;中等收入美国人的处境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则是另一组问题。

我们的结论看起来也许与大众对经济的看法,以及围绕可负担性等议题的政治讨论相冲突。毕竟,4月的消费者信心触及74年来低点。请记住,消费者情绪的这一轮下滑是近期才出现的,反映的是疫情后价格高企。此外,在盖洛普最近的调查中,49%的美国人把全国经济状况评为“糟糕”,但只有19%的人对自己的个人财务状况给出了同样评价。长期开展的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显示,无论是在1989年还是在2024年,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不满。

随着收入和财富上升,我们或许会预期不满情绪下降,但盖洛普的民调还告诉我们,当全国对经济的情绪发生变化时,人们对个人财务状况的感受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富有,他们似乎会重设自己的预期,困在心理学家所谓的“享乐跑步机”上。无论我们已经拥有多少,我们总是想要更多。

这些欲望如今正撞上供给约束。变得更富有的人希望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学校。但“最好的学校”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尽管学费确实上涨了。同样,对更大、更好的住房的需求可能增加了,但住房供给并没有跟上。

更好的政策制定可以缓解中产阶级对可负担性的担忧。但有一点不应有任何疑问:水涨船高的力量确实显著抬升了所有船只,即便抬升幅度并不均等。它并没有把普通美国人搁浅在经济海岸线上。

斯蒂芬·J·罗斯(Stephen J. Rose)曾任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及其他政策机构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温希普(Scott Winship)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并担任机会与社会流动中心(Center on Opportunity and Social Mobility)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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