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给阿嬷的情书》后，一直有一个疑问：故事主要发生在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那时正值中国政治气候浓郁时期（尤其是“文G”时期），与海外的通信真那么顺畅吗？寄钱寄物（侨汇）真那么顺利吗？那时不是有阶级斗争有海外关系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吗？国内叶淑柔这样的侨眷（海外侨胞在国内的亲人家属）为什么一点影响都没有？是电影过滤这些政治因素？
后来，笔者特意查了一些历史资料，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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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对侨汇有一个从排斥到接受的过程。
1950年，包括潮汕地区在内的广东福建侨乡开始搞土地改革。当时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此办法规定不准动华侨房屋，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动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南方诸多侨乡，一句“华侨富有，侨汇丰裕者非善类”的话在众多土改干部中广泛流传，这让土改队对侨眷产生了敌视和成见。侨眷也就成为了斗争对象。
在当时，土地改革的重要性显然压过了侨务政策，尤其是在“反地方主义”名义，广东省出现了诸多性质恶劣的事件。
在这一期间，大批侨眷因为侨汇而被提升了“阶级成分”，有的归侨被划为地主，遭到吊打，所有侨汇都被充公，有的地方则禁止侨眷和归侨出国。广东台山、开平两县甚至发生了逼死侨眷的现象。这些引起国内外华侨、侨眷的强烈不满。
1953年，在侨务工作扩大会议上，廖承志所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在广东640万侨眷中，被错划为中农、富农、资本家等成分的约有128万人，被错划为地主或错误处理的约达24万人，合计共有152万人。
当时广东一把手陶铸同志也承认，“在土改中所打击的侨眷中，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是打对了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左右是打错了的，百分之五十则是打重了。”
而且在侨乡一些乡村领导认为，金山客（华侨）在海外各地开设店铺赚取丰厚利润，而这些侨汇实则源于剥削。
受这些负面事件冲击，有的侨眷开始写信给亲人要求少寄或不寄侨汇，有的在接到侨汇后让侨信局将原款退回，有的甚至申请到港澳或出国居住。
1951年9月，广东省的侨汇收入相较于6月锐减了三分之一。在广东四邑地区，侨眷们并未领取收到的侨汇单，反而将其冻结于香港，这批被冻结的侨汇竟占据了该地区侨汇总额的40%。
这些情况终于被汇报到了北京。
周恩来总理紧急召集有关部门就侨眷侨汇问题布置工作，他情绪激动地质问：“为何仍旧纠结于华侨汇款回国，探讨是否构成剥削、是否合法的问题？这等讨论过于天真！”最终，他决定以个人名义发布一道保障侨汇的指令，“此令非可执行亦可不执行之事，而是必须坚决执行的命令。”
到了1955年2月23日，《国务院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正式颁布，其中强调“侨汇是侨眷的合法收入，拥有使用侨汇的自由。同时强调任何个人或团体不得向侨眷强迫借贷，不得积压侨汇，不得擅自检查侨批和以任何借口变相侵犯侨汇。凡有侵犯侨汇事情发生，必须依法制裁。”
而国家之所以如此重视侨汇和侨眷问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那时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外汇。而侨汇就是一种高质量的外汇。另一个是，新中国才成立，国家要让侨眷们写信告诉海外侨胞，新中国跟旧中国完全不一样。
所以，之后，国家是鼓励侨眷给海外的侨胞写信，一来告诉他们，国内的建设正如火如荼，二来积极汇款回来。
比如，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就向海外华人表示，希望通过写信活动打消侨民对新政权的疑虑，并鼓励他们恢复向中国亲属汇款。
1957年6月，国家又出台了《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自1958年起，各地对于侨眷、归侨，在一般供应指标外，将制定额外的侨区物资供应计划指标，侨眷与归侨可以凭票到指定单位，购买定量以外的统购统销商品，侨汇物资供应政策正式出台。
这种侨汇券一般只能在指定商店使用，这种商店全国大城市都有，一般都被冠以“华侨商店”的名称。
为了挽回海外声誉，各地还对侵犯侨汇的案件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打击。仅广东省因侵犯侨汇而被判徒刑的就有上百人，其中还有2人被判处死刑。
经过这些努力，那几年，侨汇终于呈回升状态。
无疑的，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这些侨汇，既改善亲人的生活状况，同时也间接支持了国家的建设。他们是有功劳的。
这份功劳里，自然包括郑木生和谢南枝寄给叶淑柔的侨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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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景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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