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陈公博"词条、北京大学校史资料《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沉浮录》、光明日报《陈公博日本诈死未遂终伏法》、中国法学网《伸张国法的历史严惩》、中新网《揭汪伪汉奸最后时刻》、维基百科"陈公博"条目、知乎《陈公博—中共"一大"代表、党国股肱、卖国巨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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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
这栋两层石库门楼房坐落在一条逼仄的弄堂深处，外墙斑驳，红漆木门在夜风里微微作响。
屋子里，煤油灯的光晕把几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粉墙上，忽明忽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缝隙里透不出半点光来。
这天夜里聚集在这里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三个人。
他们当中，有的是刚刚从北京赶来的，有的专程从长沙动身，有的绕了大半个中国。
路上走了多远，心里揣着多大的期望，各自心知。
一张桌子，数把椅子，门关上，7月23日晚8时，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正式召开，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伟人和周佛海担任记录。
中国历史，在这一夜悄悄转了一个弯。
这十三个代表，日后走向了各自截然不同的命运。
有人把一生押在了这条路上，死在了革命的途中；有人坚持到最后，亲眼看见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还有人，走着走着，绕到了另一条路上，再也没能回来。
今天要说的这位，自称"乱世能臣"的陈公博，就是最后这种。
他的一生，起点足够高——亲历建党，亲手在文件上签下名字。可他的终点，却落在了1946年苏州城里一声闷响的枪声里。
一个亲手参与建立组织的人，被这个组织开除；一个重新加入另一个组织的人，又被那个组织开除；最终，以汉奸罪名，身死刑场。
这条路，究竟是怎么走偏的。
【一】从广州到北京：一个官宦子弟的热血年代
1892年10月19日，陈公博生于官宦之家，原籍福建汀州上杭，后移居广东韶州乳源，自陈公博祖父时举家迁居至属于南海县的广州府城。
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在晚清的广州，算得上是根底扎实的门第。
父亲陈志美是清朝武官出身，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曾被清廷封为广西提督。
可这个家里培养出来的儿子，偏偏没有走上父亲的老路。
陈公博于广州出生，自幼弄枪习棒，曾独自把几个骄横的八旗子弟打伤，6岁开始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
一个六岁就爱读《水浒》的孩子，长大了自然不会安分守己。
书里那些快意恩仇、聚义梁山的故事，早早就在他心里埋下了某种躁动的根苗。
1907年，15岁的陈公博与父亲在家乡组建"三点会"反清，失败被囚。
十五岁，跟着父亲在家乡组织反清秘密会党，事败入狱——换了别人，可能从此老老实实，再不惹事。但陈公博没有。
出狱之后，他继续往前走，把这段经历变成了他此后数十年政治生涯里一再提及的"革命资历"。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轰然倒塌。
广东宣布独立，陈公博父亲陈志美作为反清功臣出狱，被选为省议会议员，还兼任军政府军事顾问。
陈公博因父亲的原因，虽然还不到20岁，已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乳源县成立县议会时，他被选为议员。
才二十岁不到，就已经是县级议员，放今天看，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那个年代，乱世出头快，陈公博借着父亲的余荫和自己的锐气，早早就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上。
1914年，陈公博考进广州政法专门学校读书，但他对法律毫无兴趣，毕业后，又于1917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他同时考进北大的广东同乡还有谭平山、谭植棠叔侄二人。
北京大学，在那个年代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去的地方。
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各方名师汇集，各种思想广泛传播。
陈公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吮吸着蜂拥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
那几年，北京城里的空气里都是火药味。学生上街游行，知识分子激辩救国之道，各种主义、各种声音在茶馆书屋里争得面红耳赤。
陈公博泡在这种氛围里，思想被搅得翻天覆地，原本对法律没有兴趣，现在对哲学、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那一套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好奇。
1920年夏，北大毕业，陈公博带着满脑子新思想回到广州。
那一年，他二十七岁，精力充沛，笔头犀利，一心要做出点什么来。
广东的革命气氛不亚于北京，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
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
1920年10月，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
《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一份报纸，在广东思想界引起震动——陈公博用这份报纸，彻底打响了自己的名号。
【二】入党一大：广州代表的上海之行
1920年底，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邀请南下广州办教育，这一来，给陈公博的人生走向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到广州找到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三位北京大学校友。
经过酝酿后，于1921年3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小组一开始由陈独秀任书记，不久就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组织工作，陈公博分管宣传工作。
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里负责宣传工作，对陈公博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做——他本来就是办报纸的，靠嘴靠笔吃饭，让他做宣传，比任何人都顺手。
1921年6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接到通知，要求派代表到上海开会。本来，谭平山是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出席中共一大的人应该是他。
但由于当时他正在协助陈独秀为办广东大学筹集经费，脱不开身。
再加上陈公博工作很有成绩，于是经陈独秀提名，支部大会通过，由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
于是，原本应该是谭平山去的这趟上海之行，落到了陈公博身上。
7月14日，陈公博以度蜜月的名义，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经香港转乘轮船，于7月21日来到上海。
为了出入方便，他们住进了位于南京路上的大东旅馆。而其他代表则住在提前订好的博文女校。
带着新婚妻子，以度蜜月为名，住的是南京路上的旅馆——在安全上，陈公博的考虑并不算错。
当时租界里已经布满了眼线，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思，"党必须非法地工作"，并决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防止被密探盯上。
因为当时上海租界已接到消息，说东方的共产党人要在上海开会，包括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印度人、朝鲜人等，租界为此投入了许多密探，准备好了抓捕行动。
在这种形势下，以新婚夫妇的名义出入旅馆，确实是一个相对稳妥的掩护。
7月23日晚，会议正式在法租界贝勒路李书城家中开幕。
十三位代表，共商建党大计，气氛庄重而热烈。可没过多久，争论就来了。
第二次会议上就出现了争论，会议主席张国焘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在政府里任职，陈公博与李汉俊提出强烈的反对，后来陈公博回忆此事时写道："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他感到"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这是陈公博本人事后的回忆。他对于组织纪律约束与成员自由行动之间的张力，打心底里感到抵触。一旦热情冷却下来，他的那股子"个人主义"就浮出水面了。
7月30日深夜，会议遭遇突发情况。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在李汉俊家举行闭幕式时，突然闯进一个侦探（现已查明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说是走错了门，旋即离去。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即决定中断会议，代表们分头疏散，只有陈公博及屋主李汉俊留了下来。
过了十几分钟，大批法国巡捕赶至李公馆。
陈公博陪同李汉俊应对法国巡捕，直至夜深法国巡捕因搜不到可疑证据走了，陈公博才回到大东旅社。
翌日陈公博没有去嘉兴南湖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而是与李励庄前往杭州旅游。
就这样，这位广州代表，错过了一大的最终闭幕。南湖游船上那段历史，没有他的身影。
不过，陈公博对于中共一大的最大贡献，在于此人笔头甚勤，为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的中共一大留下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就在中共一大结束之后10多天，陈公博刚刚回到广州，就写了一篇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关于中共一大的文章。令人惊讶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公开发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号上。
用隐晦的文字，记下了那些秘密的事——这篇文章，后来成为研究一大历史最重要的一手文献之一。
【三】公然支持陈炯明，被开除出党
一大开完，陈公博回到广州，继续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里做宣传工作。表面上看，一切如常。但他心里那道裂缝，其实已经越来越深。
1922年6月，广州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政治事件——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孙中山总统府。这是国内政治格局的一次剧变，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必须站队表态。
中共中央的立场很清楚：拥护孙中山，反对陈炯明。
可陈公博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陈公博的行为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
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陈公博，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陈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做出解释。
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
不久，在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陈公博宣布他不再履行党员义务，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就此，陈公博脱离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专门派了张太雷去广东，想把这个人拉回来，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
陈公博不但拒绝去上海解释，连遮掩的意思都没有，直接在信里写明"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
这八个字，把所有退路全都堵死了。
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组织，错误严重，而且不思悔改，影响恶劣，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自1921年7月参加一大算起，到1923年春被开除，陈公博在党内的时间，还不到两年。
被开除之后，陈公博收拾行李，出了国。1922年11月，陈公博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由香港乘船去日本，随后去了美国。
1924年，陈公博完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
在这篇论文中，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大肆批评，这充分说明，他不仅在组织上脱离共产党，而且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
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大洋彼岸的图书馆里买来了马克思的全套著作，一本一本研读，然后写了一篇批判这套理论的论文，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这位曾经的建党代表，用一篇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在学术上彻底完成了与昔日信仰的诀别。
【四】再入国民党，二度被逐，汪汪相随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
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从政。
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中共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从共产党那边出来，转手进了国民党——这一脚踩向另一条船，踩得相当干脆。
靠着廖仲恺的引荐，以及汪精卫的赏识提携，陈公博在国民党里的升迁速度快得令人咋舌。
由于汪精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著提高。
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精卫提携密切相关。
这一段时期，是陈公博仕途最顺的几年。他有才能，有口才，文章写得漂亮，又有汪精卫这把大伞罩着，走到哪里都是座上宾。
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远比外面看上去复杂得多。
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
北伐战争期间，围绕迁都问题，蒋汪两派大打出手。
陈公博站在汪精卫一边，在武汉国民政府里混得风生水起。
可随着局势变化，蒋介石在政治上逐渐占据上风，汪派节节退缩。
1927年12月，广州发生起义，陈公博在政治上受到各方责难，于1927年12月逃到香港。
流亡香港之后，1928年下半年，陈公博、顾孟余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前进》杂志，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号召，声称要"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
随后即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
1928年11月，陈公博、顾孟余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发展各级组织，奉汪精卫为领袖，以陈公博为总负责人，标榜"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的精神"。
改组派以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他们支持汪精卫，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
改组派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其组织发展很快，其地方支部遍布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十七八个省市及法国、日本、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会员达一万余人。
改组派声势浩大，但终究没能撼动蒋介石的地位。
1929年初，在国民党"三大"上，蒋介石决定开除陈公博的国民党党籍。这样，陈公博成为被国共两党开除党籍的人。
短短几年之内，先被共产党开除，再被国民党开除——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能拿到这两张开除通知单的人，屈指可数，陈公博算一个。
不过，"改组派"联合反蒋失败，汪精卫、陈公博流亡海外。
1931年10月，在"共纾国难"的幌子下，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恢复陈公博党籍。
九一八事变后，内外局势危急，蒋、汪在国难当头之际重新握手，陈公博也跟着汪精卫回到了国民党的体制内。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谋求和解，蒋介石及汪精卫再度合作，汪任行政院长，陈亦任国民政府民众训练部、实业部长等职。
这一次东山再起，陈公博重新站回了台面上，声势不亚于此前。
可这时候的他，心里其实已经越来越清楚：他在国民党这条船上的位置，始终是和汪精卫捆在一起的。汪精卫走到哪里，他就只能跟到哪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打响，1937年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
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
然而，命运的转折，正在悄悄逼近。
1938年底的一天，陈公博在成都四川省党部批阅文件，忽接汪精卫从重庆打来的电话。
陈公博放下电话，火急火燎赶到重庆，来到上清寺汪精卫的寓所。
汪精卫告诉他：准备离开重庆，直接与日本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
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
1938年12月中旬，陈和汪一起经过云南逃到了越南。人已经出了国境，木已成舟。
陈公博的到来，使得汪精卫大喜过望。汪精卫的做法，陈公博并不赞成，可他又说服不了汪精卫。
于是，随汪精卫到香港后，他便隐居起来，很少与外界接触。陈公博早年丧父，母亲守寡多年。
陈是个孝子，于是，趁这个机会，把母亲接到香港，闭门不出，专心侍奉起老母亲来。
在香港的那段时间，陈公博既没有公开跟着汪精卫走，也没有掉头回到重庆。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侍奉老母，好像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可这种置身事外，维持不了多久。
1940年年初的一天，陈公博在香港家中陪着母亲在客厅里聊天，忽然汪精卫伪政府的骨干分子高宗武与陶希圣两人来访。
高、陶两人此次来陈宅，是想探探陈公博的口风，约他一起叛汪，然后投奔重庆的蒋介石。
如果陈公博能够和他们一起走，那影响就大了。哪知陈公博态度冷淡，并无叛汪之意。
高宗武、陶希圣来了一趟，没带走他。
1940年1月，《大公报》刊出高宗武与陶希圣的联名公开信，把汪伪内部的秘密全部公开，汪精卫遭到国人的强烈谴责。
这时候，离汪精卫愈来愈远的人，已经不只是高、陶二人了。
汪精卫的人马一个一个散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陈公博做出了决定：不走，跟着汪精卫进南京。
这个人在他政治生涯里的最后一次重大抉择，就这样落下了。
亲手参与创建的那个组织，早已把他的名字划掉；曾经两进两出的另一个组织，也曾把他驱逐出门。
然而，当历史给他最后一次站回正路的机会时，他却转身走进了那扇无可挽回的大门。
他未必不清楚前面等着的是什么——只是已经走了这么远，他大概觉得，再回头，已经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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