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陈独秀传》任建树著；《陈独秀最后的岁月》唐宝林著；《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杨智淋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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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3日，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门开了。
在这扇门里关了整整1771天的陈独秀，重新站在了阳光下。
他头发花白，脸上沟壑纵横，但背脊还是挺的。来接他的，是三儿子陈松年和多年守在狱外的妻子潘兰珍。
外面的世界已经换了模样。
就在这一年的7月7日，卢沟桥炮声响起，全面战争的帷幕拉开，国共两党迫于局势重开合作谈判，大批政治犯借此获释，陈独秀在其中。
他当时58岁。
距离他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整整八年。
消息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各方。
国民政府的人第一个出现在监狱门口——高官厚禄，任君挑选。
托派组织随后登门，邀他重新领头。甚至还有美国出版公司的代理人，开出厚价请他远赴美国写自传。
这些陈独秀全部挡回去了，一个都没接。
他的目光只落在一处——延安。
出狱之后，陈独秀两次主动登门拜访当时正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和博古，表明态度：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愿意回来做事。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延安。
伟人和张闻天经过商量，给出了答复：可以回来，但要先满足三个条件。
没人知道的是，就在这段时间，延安的格局正在悄悄经历一场变动。
1937年11月29日，一架从苏联飞来的军机降落延安，王明和另外几人走下舷梯。
而当这一行人踏进延安地界之后，所有围绕陈独秀回归的讨论，都将迎来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局。
【一】从怀宁秀才到北大"孙悟空"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十里铺，原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
他自小跟着祖父苦读，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记忆力出众，17岁就考中了秀才。
按那时候的惯例，接下来的路是现成的——继续应考，中举入仕，给家族挣个体面。
但他不走这条路。
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
那时候的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快速上升期，西方的自由思想、工业文明、政治制度扑面而来，和他从小浸泡的那个中国截然不同。
他在日本大量接触新思想，眼界被打开了一截。
回国之后，陈独秀再也坐不住——这是一个头脑里装满了新东西、却偏偏要撞进旧世界的人。
他往后数十年一次次被捕、一次次出狱、一次次再干，不是脾气问题，是骨子里就没长出过"算了"这两个字。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新青年》。
这本杂志问世之后，在中国青年知识界掀起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地震。
民主、科学、白话文、反封建礼教，这些词从杂志的版面上滚进了一代年轻人的脑子里，点燃了他们原本半死不活的热情。
陈独秀当时在《敬告青年》一文里写的那段话——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现在看起来还有劲道，在当时更是如一把锤子直接砸在了旧秩序的墙壁上。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刚刚接到北洋政府的任命，第二天一早就亲自跑去陈独秀下榻的旅馆，登门邀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一开始推辞，说自己没在大学教过书，也没什么头衔，心思主要还在办《新青年》上。
蔡元培连着登门好几次，还许诺《新青年》可以随编辑部一起迁到北京，陈独秀这才答应下来。
1917年1月15日，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
北大那几年，是陈独秀这辈子最意气风发的时段。
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这些后来各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当年几乎都聚集在他的周围。
蔡元培请陈独秀进北大，本来以为是请了诸葛亮，没想到请来的是孙悟空——从此这所学校，连同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再也没安生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6月11日，陈独秀亲自到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捕。
他在被关押期间写了那篇名句："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这话是他写给别人看的，也是写给自己的——他后来的人生，恰好把这句话过了个遍。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与李汉俊等人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
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因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公务缠身未能出席，但一大结束后，他依然被缺席推选为中央局书记。
此后历经二大、三大、四大、五大，他始终是党的最高领导层核心，先后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
那个年代，伟人曾多年之后明确把陈独秀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二】从"总书记"到"被开除"：大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
1927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关键的一道坎。
那一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工农在枪口下倒下。
随后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大革命就此以惨烈的方式走向终结。国共合作五年，最后落得一地血腥。
这口锅，谁来背？
共产国际的答案是：陈独秀。
八七会议于1927年8月7日紧急召开，陈独秀在会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陈独秀接受了撤职，但打死都不认这个定性。
他的判断是：大革命的失败，根子在共产国际强行指挥中国党跟着国民党走的那条路线，决策权在斯大林，不在他陈独秀。
他是奉命执行，却成了被推出来顶锅的人。
这个逻辑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越想越确信，始终无法推翻。
撤职之后，陈独秀开始钻研托洛茨基的理论。
托洛茨基在苏联党内与斯大林的路线之争，在他看来和中国发生的事情高度吻合——同样的失败，同样的推诿，同样的替罪羊机制。
1929年5月，他在读完托洛茨基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之后，公开表示认同。
随后他联合彭述之、郑超麟等人，于同年12月15日以"八十一人"署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后来所称的"托派"组织，陈独秀任总书记。
1929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将陈独秀开除党籍。
此后三年，陈独秀在上海继续活动，办刊物、写文章，在党内外传播他认为正确的政治主张。
1932年10月15日，国民党警察破门而入，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将他逮捕。
移送南京之后，1933年4月14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公开审理，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后经上诉减为八年，于1934年8月起正式服刑，羁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从1932年10月15日入狱，到1937年8月23日走出来，陈独秀在那扇铁门里关了整整1771天。
这五年，外面的世界一刻没停。
长子陈延年早在1927年7月就在上海就义，次子陈乔年于1928年6月在上海牺牲，与他相伴多年的妻子高君曼也在1931年因病离世。
陈独秀在狱中陆续得知这些消息，对外什么都没说。
在牢里，他不停地写。
写《实庵自传》，整理文字学笔记，研究古汉字的字形与音韵演变。
他在狱中积累起来的文字学材料，后来成了他晚年那部《小学识字教本》的底稿。
铁窗锁不住一个人的脑子，这件事在陈独秀身上被彻底验证过。
【三】出狱之后：各方都在等，他只看延安
1937年8月23日上午，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门打开。
中午，国民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已经候在门口，请陈独秀出狱后搬进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南京湖南路10号的招待所住。
陈独秀婉拒，转而住进了他的北大学生、时任金陵大学文学系主任陈钟凡家里。
那几天，各方的人络绎不绝。
蒋介石那边通过不同渠道释放信号，位置和薪酬都开得相当漂亮。
托派那边的人来了，说眼下正是托派在中国重整旗鼓的好时机，他这块招牌一出，号召力不可小觑。
美国出版公司的人也托关系找来，说美国读者对他的故事很感兴趣，邀他赴美写自传，报酬丰厚。
这些陈独秀一律拒了，没有半点犹豫。
出狱没多久，他在报纸上发表公开声明，措辞非常干净："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
这句话挡掉了一批怀着各自算盘的人，也说清楚了他的立场。
但他不是要就此隐退。
七七事变刚打响，抗日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他在狱里憋了将近五年，这个时候缩着不动根本不是他的风格。
出狱之后，陈独秀主动去找叶剑英和博古。
彼时叶剑英正在南京负责筹备八路军办事处，博古是党内资历颇深的重要干部。
陈独秀去了两次，每次都明确表态：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事。
这两次拜访的内容，很快被整理传报给了延安。
消息一到延安，立刻引起了关注。
博古在事后私下说，他本人觉得直接出面谈不太合适——一来他和陈独秀私人交情有限，二来以他自己的资历去面对这位创党元老，很难谈出实质性结果。
伟人和陈独秀两人性格都强，贸然安排正面会谈，弄不好反而适得其反。
最稳妥的方案，是等周恩来南下后一起出面，成效或许更有把握。
就这样，这件事在双方之间悬着，等待一个最终的答复。
1937年秋，伟人和张闻天就陈独秀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党中央随后形成明确意见，让人带话给陈独秀：同意他回来参与工作，但要先满足几个条件。
【四】一扇门，一道坎，一架不合时宜的飞机
1937年秋，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同意陈独秀回来，但开出了三个前提条件，通过中间人转达给了陈独秀。
这三个条件，是党中央经过反复讨论之后拿出的方案。
伟人和张闻天的态度，在这件事上相对是主动积极的——
毕竟国家都到了这个时候，陈独秀作为建党元勋，又始终公开支持抗日，把这个人放着不用，从道理上说不过去。
然而，就在这时，延安上空出现了一架来自苏联的军机。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随行人员从苏联乘机落地延安。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收到的关于陈独秀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在"如何让他回来"这个方向上推进的。
博古、叶剑英主张稳步接触，周恩来赞同以情理相待，伟人和张闻天也已开出了具体条件。
整个局面，虽然卡在第一条上尚未解决，但方向是向前的。
王明这一落地，所有的方向都变了，那扇还留着一条缝的门，已经被人重新锁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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