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孙天勤》词条、维基百科《孙天勤》条目、新浪网《揭秘：解放军叛徒是如何带走中国先进战机的》、凤凰网历史档案、文学城博客《投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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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7日，下午一点五十分整，辽宁大连周水子机场。
秋老虎还没消停，跑道周围的热气把远处的机库压成了一道扭曲的轮廓线，阳光打在停机坪的水泥地面上，烫脚。
地勤人员来来回回地走动，几架飞机正在做出动前的最后检查，引擎的嗡鸣声在机坪上弥散开来，一切都是一个普通工作日该有的样子。
挂着"045"编号的那架歼-7I战机，此刻已经完成了所有起飞前的确认，等待着驾驶员孙天勤登机。
这是一架格外特殊的飞机——它的机体上安装了一套从英国马可尼公司引进的全新雷达平显火控系统，是当时大陆正在研制的歼-7IIA项目的核心试飞验证机，也是整个解放军空军里机载设备最先进的机型之一。
派来执行这架飞机试飞任务的人，必须是技术最过硬的那种。孙天勤，就是这样的人。
他爬上机背，滑入驾驶舱，机盖从头顶缓缓压下来，把外面的一切噪声都隔了出去，只剩引擎的震动通过座椅传进骨头里，以及耳机里塔台若无其事的常规呼叫声。
没有人看见，孙天勤的手指在离开扶梯的那一刻，轻轻收紧了一下。
这三个月里，他把这套流程在脑子里过了多少遍，他自己也数不清了。
大连到韩国的距离，飞机的油耗曲线，转弯点的精确坐标，汉城K16机场的位置与跑道方向——每一个数字，他都背得比飞行手册还熟。
整整三个月，他白天该做什么做什么，跟同组的人一起开会、吃饭、完成飞行科目，在所有人眼里，他依然是那个沉稳可靠、不苟言笑的老试飞员，没有任何破绽。
8月5日，他本来要动手的，可起飞前一扫油量表，数字不够，只能硬生生地把计划按了回去，落了地，等下一次机会。
这一次，油量表上的数字，是他期待的那个。
飞机滑向跑道端头，加速，离地，机轮收起，仰角标准，爬升平稳，一切与过去无数次出动没有任何差别。跑道上的地勤人员抬头看了一眼，各自散去。
就这样，一架承载着整整三个月秘密的战机在大连的晴空里消失了踪迹，而它最终落点的另一端，等待着孙天勤的，将是一段在任何人的预料之外的人生……
【一】凤翔小县城里长大的飞行员
孙天勤，1937年9月出生，陕西省凤翔县人。
凤翔这个地方在外人看来不算显眼，可放到历史上，这片关中腹地的底气是实实在在的。
这里是大秦帝国早期的都城"雍城"所在地，千年前秦穆公在这里称霸中原，后来苏轼在此地做了三年签书判官，写下了那篇被收进语文课本的《喜雨亭记》。
一块土地能让苏轼写诗，多少说明这地方有点意思。
孙天勤的家庭在当地算是有文化底子的，父亲孙培荣读过书，见过些世面，对儿子的教育比周围的人上心得多。
孙天勤在书本上是认真的那种——1950年小学毕业，1953年凤翔县中学毕业，1956年，他拿到了西安师范学院的毕业文凭，那年他才19岁。
放在五十年代的陕西，一个县城里的孩子能读到大学，这件事本身就不多见，一家人的脸上都挂着光。
毕业了，路有很多条可以走：留校当老师，或者凭着大学生的身份去机关谋个差事，打一辈子的算盘是看得到头的安稳。
偏偏就在这一年，空军向全国各地方大学院校发出了通告，要在应届毕业生里选拔第一批飞行学员入伍。
这件事在当时是相当新鲜的——过去部队选飞行员大多盯着中学生，现在往大学生里伸手，看重的是文化底子和综合素质。
条件一项项列出来：视力要达标，体格要过关，反应要够快，文化程度不能低。
孙天勤把条件从头对到尾，觉得自己拿得出来，就去报了名。报名，体检，选拔，一关一关地过，他都过了。
就这样，这个陕西小伙儿背起行李，离开了关中平原，走进了航空学校的大门。
等在他前面的，是一套严格得很的训练体系——空军第2航空预备学校，接着是第6航空学校，再往上是第11高级航校，从最基础的理论知识到高级实操技能，一关一关地啃，任何一关出了问题，都可能就此打包回家。
孙天勤啃下来了，而且啃得相当扎实。
那一批从地方大学院校里直接选上来的飞行学员，在整个空军序列里属于很特殊的一拨人，文化底子厚，理论学起来快，上机之后的适应能力也比预期要好。
孙天勤算是这批人里比较出挑的——技术出了问题不绕弯，直接找原因；遇上复杂气象不慌乱，靠的是扎实的基本功往下撑。
航校结业，孙天勤被分配到航空兵第6师，换上飞行服，真正飞上了蓝天，开始了歼击机飞行员的职业生涯。
后来调到航空兵第46师，训练、任务、飞行时数，一点一点往上积累，在同批飞行员里慢慢站稳了脚跟。
按这个势头走下去，他的前途不该是个难题。
可1970年，一件改变了他整段人生走向的事，撞上了他。
【二】父亲倒下的那年，飞行也停了
孙天勤的父亲孙培荣，在那场席卷全国的特殊时期运动里被打倒了。
扣在孙培荣头上的帽子，说到底是家庭出身问题。
孙培荣受到的冲击一波接一波，折磨没有尽头，1970年，他终于撑不下去，选择了自尽。
消息落到孙天勤这里，几乎是立竿见影——他被停止飞行，发配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来又被调到空军22厂，在地面上做工厂工作。
五七干校是那个年代很多人都不想提起的地方。
下地、干活、开会，日子过得机械而漫长，和飞行舱里的天地相比，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对一个正处于飞行生涯上升期的歼击机飞行员来说，停飞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解释。
飞行员的技术和状态，靠的是持续飞行来维系，停下来的时间一长，很多感觉就会慢慢钝掉。
更让孙天勤难受的是，他眼睁睁地看着当年同批入伍、一起从航校走出来的同事，一个个继续飞、继续晋职、换装新机型，自己却只能在厂区里蹉跎。
这一熬，就是将近六年。
1975年，随着大的形势松动，孙天勤得到了恢复飞行的机会，被安排回航空兵第46师，1976年7月正式拿回了飞行资格。
重新飞起来之后，孙天勤在技术上把六年的停飞亏欠都补了回来，越飞越稳，越飞越精。
上面也注意到了他，1979年9月，孙天勤被提拔进空军试飞团，担任第2大队副大队长，开始从歼-6改装歼-7飞机。
试飞员这个位置，不是随便哪个飞行员都能坐上去的。
试飞团接手的都是刚出厂、还没有经过充分验证的新机型和新设备，每一次升空都是在面对未知——机械故障随时可能发生，飞行包线上的某个参数没有验证过，你就是第一个去试的人。
试飞员需要过硬的技术，也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
孙天勤在鼎新机场先后三次参与了PL-5空对空导弹的发射试飞任务，完成得扎扎实实，没有出过差错。
1980年5月，被正式确定为副团职副大队长，总飞行时数超过1100小时。
从资历和技术看，孙天勤在那个年代的解放军飞行员里，是可以站出来说话的那一类。
可他心里那根刺，一直没有拔走。
【三】大连三个月，一道只有他一个人在解的题
1983年5月初，孙天勤以试飞小组成员的身份，被借调到海军，参与一型新式空对空导弹的验证试验项目，派驻地点是辽宁大连周水子机场。
这是1983年的大连——朝鲜战争结束整整三十年后，大连这座城市已经从战争的烟尘里走了出来，日化工厂、港口码头、渔船和远洋货轮，构成这座海滨城市日常的底色。
对大多数人来说，大连是个夏天凉快、海鲜便宜的好地方。
可孙天勤站在周水子机场的跑道边上，往东望去，看到的不是大海，是一条路线。
大连往东，出渤海口就是黄海，过了黄海就是朝鲜半岛，半岛往南是韩国，从韩国飞下去不远就是台湾。
这条地理线，他一遍一遍地在脑子里描了很久了。
他开始着手一道没有任何纸面记录的工程题。
从大连起飞之后，执行试飞任务时会经过一个空中转弯点，从那个转弯点改变航向向东北飞去，穿越黄海，就能进入韩国领空，韩国汉城K16空军基地就在那个方向。
他把大连到转弯点的距离，转弯点到K16机场的方位坐标，各种高度和速度组合下的油耗数据，一一背记在心里，反复校验，把每一个可能出问题的环节都想了又想，在脑子里演练了一遍又一遍。
三个月里，他外表上毫无变化。白天参加任务会议，完成飞行科目，跟同组人员吃饭聊天，该配合的配合，该汇报的汇报，没有任何异常信号。
8月3日，孙天勤在一次海上训练科目里做了一次实地预演——他把飞行高度从规定的1000米私自降低到100米，贴着海面飞了一段，地面塔台没有任何反应，同机组的人也没注意到这个动作背后的用意。
超低空掠海飞行，技术上是可行的。
8月5日，孙天勤打算正式行动，可起飞前查油量表，数字不够支撑他飞到K16，只能不动声色地完成当天任务，落地，等。
等到8月7日，油量合适，机会再次来临。
【四】黄海上空，四十分钟
当天下午，孙天勤驾驶045号歼-7I，与僚机一同从大连周水子机场起飞，执行例行试飞任务。
编队进入爬升阶段，保持队形，按流程向任务空域推进。
飞到任务规定的空中转弯点时，孙天勤扫了一眼油量表。
数字合适，就是这一刻。
他的手按住了无线电发话按钮，这个动作的效果是持续占据僚机与地面塔台之间的通信信道，让僚机无法呼叫塔台。
紧接着，孙天勤猛地推动操纵杆，045号机头骤然前压，从8000米高度急速俯冲，高度在几秒内狂跌，1500米、1000米——他一边快速操纵飞机，一边向塔台报告座舱起火告警，飞机继续降低，到500米时发出了紧急弃机跳伞信号，随后彻底关闭了与地面所有的无线电通信，应答机一并切断。
地面塔台在收到告警报告后立即判断为重大飞行事故，全力启动紧急处置程序。
045号歼-7I此刻已经贴着海面，以高亚音速向东北方向狂奔。
超低空飞行坚持了约15分钟，油耗数据显示消耗过快，孙天勤将飞机拉升回6000米高度，保持高速巡航继续向韩国方向推进。此时，飞机已经越过了渤海，进入了黄海上空。
接近韩国领空时，孙天勤投下了副油箱以减轻飞机重量。
这个动作带来了一个他没有完全预料到的后果——副油箱在仁川外海坠落，韩国空防监测系统将其误判为遭到炸弹攻击，立即发布空袭警报，汉城及京畿道首都圈一带随即陷入一片惊慌，居民纷纷紧急躲避，乱中有数十名民众被踩伤，整个首都圈的电话线路一度被打爆。
韩国空军反应迅速，立即起飞战斗机前往拦截，可等他们判断清楚情况时，045号歼-7I已经把机头对准了汉城K16空军基地的跑道，完成了俯冲进场，平稳落地。
整个飞行过程，大约四十分钟。
孙天勤从驾驶舱里跳下来，站在了韩国的土地上，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年，他46岁。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的宿舍桌上，他留下了一封信，写的是父亲孙培荣的冤案，以及那些至今没有被追究的旧账。
他的母亲刘氏、妻子、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还在等他回家。
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一段比黄海上这四十分钟惊险得多、漫长得多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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