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意外”的改革
2024年11月的一天，西交利物浦大学（简称“西浦”）影视与创意科技学院（Academy of Film and Creative Technology，AFCT）全体教师收到了一封全员邮件：学院将进行重构，合并旗下影视艺术学院（School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s）和文化科技学院（School of Cultural Technology），撤销“学院（School）”和“专业（Program）”两级建制，取而代之的是组建三大跨学科组：数字技术组、创意内容生成组、创业与产业组。原有按专业岗位划分的老师将不再隶属于某个单一专业，而是依据其专业背景与能力优势，重新编入新的学科团队。
“应该讲，不意外。”一位此前在影视艺术学院任职的老师说。
重构前，影视艺术学院设在苏州工业园区校园，文化科技学院设在太仓校园。前者以培养专业艺术人才为主，后者则面向行业与未来社会需求培养文化科技人才。两类学院的设置各有侧重，学校也通过成立AFCT尝试推动跨校园协同。但在实际运行中，两所学院之间的交集并不多。
这种现象并非个案，而是传统专业体系运行的普遍情形。在学院原有的模式下，教师按专业配置，在专业内上课；不同专业依托独立教研室运行，或在专业内部开展教研，管理与教学相对独立；专业之间界限明确，想常态化地合作开课，或共同研发跨学科课程，并不容易；对学生而言，跨专业修读课程的渠道也较为有限。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与创意产业的深度融合，越来越多课程涉及跨学科内容，单靠一位老师很难实现。另一个更加急迫的问题是，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之间存在衔接上的诸多挑战。毕业生进入职场后往往需要重新学习，大学里偏重岗位技能的“标准流程”式教学，已跟不上行业迭代。人才培养急需跳出传统视角，让学生理解创造价值的底层逻辑：需求从何而来、价值如何被创造、作品为何被需要。
在学校的多次会议上，校领导对学院发展规划的阐述，让老师们隐约感到了变革的风向。他们听到的不只是“加强融合”“优化资源”这类常规提法，而是围绕西浦三种教育模式并行推进的思路：影视艺术学院的1.0模式，与文化科技学院的2.0模式，将共同纳入西浦3.0生态框架。三者相互支撑，形成一个面向创意产业的“生态型学院”，让教学、研究与产业应用真正融合共生。
邮件的抵达，让构想终于落地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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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是专业
2024年8月，就在邮件发出前三个月，刘谦正式加入西浦，出任AFCT院长。他拥有近30年在美国产业界的从业经历，也具备高校的教学与管理经验。出国前，他曾在国内大学担任系主任及教学职位；回国后，他继续深耕教学。这份横跨产业与教育的复合背景，让他成为这场改革的牵头人。入职后，他仅用一个月时间便与校领导制定了全新的组织架构方案。
“学科组”取代“教研室”，绝非简单换个名称。过去，AFCT开设广播电视学、数字媒体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艺术与科技四个本科专业，加上文化与创意产业硕士专业，分属两个子学院、五个以专业为单位的教研室。
在刘谦看来，影视行业本身就是艺术与科技深度融合的领域，其底层逻辑相通、创作思路相近，差异主要体现在呈现方式上。于是，偏向技术、工程背景的老师进入数字技术组；具有文史哲、影视创作、美学背景的老师进入创意内容生成组；而创业与产业组更需要有行业经验的老师——他们需要对整个产业和社会结构有深刻认识，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连接。因此，创业与产业组的老师背景最为多元，吸纳了具有管理、文化、社科、艺术等背景的人才。
为什么会单独设立一个“创业与产业组”？刘谦向记者解释，这恰恰是国内外多数院校薄弱的一环。当下，影视文化业态高度多元，涵盖电影、电视、网剧、短视频、广告、纪录片、动画片、游戏、综艺秀、灯光秀等，每一种媒体形式都对应着不同的工业标准和生产流程。电影有前期、中期、后期；游戏有角色设计、场景设计等复杂开发链。学生即使掌握了数字技术工具和内容创意表达能力，如果不清楚自己最终要做哪一种作品、在哪个环节发力，依然会迷失方向。只有让学生看清整条产业链的全貌，他们的学习动力和兴趣才会被真正激发。“创业与产业组并不是教学生怎么创业、开公司，而是让他们在进入行业之前，先理解要做的那件事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等于启发他们的内驱力。”
此次改革，正是从内容生产的底层逻辑出发，对创意人才培养的重新定义。刘谦认为，几百年前建立的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已不再适应当下。技术的飞速发展让所有学校都面临一个问题：要从以知识为中心向以能力或素养为中心转变。在他看来，当下很多学生的状态是Audience（被动的听众），不是Learner（主动的学习者）。“就像跟着导游看风景，爱看我看，不爱看我不看，反正我跟着你把流程走完，最后拿到学位。但这样的方式，并没有真正发挥教与学的价值。”
为此，AFCT明确了三大核心能力培养方向：数字技术与工具能力、创意内容生成能力、产业与创业理解能力；确立人才培养目标为：数字格式下的视听内容创意人才。这意味着，学生将不再被固定的专业赛道所框定，而是在掌握核心能力的基础上，获得更宽的适应性、更强的迁移能力，以及在快速变化的创意产业中持续生长的底气。
当然，这场改变也给全院教师带来了新的角色与工作方式，对每个人都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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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归属感”
当改革齿轮转动起来时，老师们最先感到的是身份转换带来的迷茫。
“一开始比较艰难。”刘谦说，“老师突然觉得没有归属感了。原来有个教研室、有个专业，现在突然就归了学院了。”
在与老师们的沟通中，创业与产业组负责人陈一鸣也发现，最难的不是制订方案，而是解释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需要花精力和耐心，让老师们明白这个变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学生有什么好处。”
经过多轮沟通，老师们开始理解：重构的核心是打破专业之间的壁垒，盘活资源，让跨学科协作成为常态。
道理讲明白了，但能否走得通，还得看成效。教学怎么组织？科研怎么开展？每个人的职业路径是什么样？面对这些不确定带来的焦虑，刘谦的答案是，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明晰方向、完善改革的线路图。
课程体系的重构是改革的关键。学院打破原有的课程边界，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培养路径：塔基是必备的通识与基础能力，塔身是面向不同方向的进阶模块与项目实践，塔尖则是在特定领域完成个性化发展与高阶创作。无论学生从哪个专业进来，都会接受三大核心能力的整体训练，只是各自侧重点不同。广播电视的学生要学数字创意技术和AI赋能的课程，数字媒体艺术的学生也要懂节目策划和产业逻辑。
教学组织形式同步革新。课程统筹权收归学院，由三个学科组联合研讨、协同排课，跨校区跨专业打通共享，各专业之间的教学支持成为常态。
跨学科共创课、双师课堂也开始在学院推行。两位或多位老师同堂授课，彼此在教学中各展所长、互补不足。刘谦在自己的课上也与另一位老师合作，“教同一门课的时候，互相都知道对方在哪方面更得心应手，这是另一个维度的教学质量提升。”这样的课堂，让理论课不再枯燥，老师们也在切磋与交流中各自提升。
变化同样在学生身上显现。一名电影方向的学生表示，掌握数字工具后，传统影视叙事有了新的表达载体，创作空间也被进一步拓宽了。现在，他不再为未来困惑，而是找到了把所学放到更前沿赛道的方式。“我学了电影怎么讲故事，又学了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可以通过新的方式去讲好故事了。”
学院还与腾讯广告合作举办了“漫创杯”AI漫剧创意大赛，学生们参赛非常踊跃。“AI漫剧正在成为融资热点，腾讯这样的头部公司在布局，意味着未来的市场与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学生说，他们没有那么焦虑了，觉得现在学院做的事情，就是未来所需要的人才所做的。
最重要的，是认知与心态的转变。一位电影背景的老师，原先在单一专业里，感到自己的许多能力未能充分释放。整合之后，他可以为更多专业和研究提供支持。“感觉自己的优势被挖掘出来了。”
2023年入职的陈一鸣，起初是文化与创意产业硕士项目（CCI）的一位专任教师，只教本专业课程。改革后，他不仅为CCI上课，也为更多专业提供教学支持。他“慢慢淡化了自己是某个专业的老师”的身份，更多是站在跨学科的视角思考：课程怎么设计？资源怎么配置？他去找不同专业背景的老师交流，讨论哪些事情可以一起共创——新的课程，新的教学内容，甚至某个突然冒出来的新方向。
2025年，陈一鸣带领团队与学校设计学院教师合作，将苏州江村青年人才迁移与社区营造的学术研究成果以纪录片形式呈现，实现学术成果的通俗化、可视化传播。学生们在田野中收获颇丰。而他自己的研究也开始转型，他开始和工科背景的老师合作，做起人机交互方面的研究。“原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尝试，现在觉得就是要这样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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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探路的“麻雀”
AFCT的改革不是孤立的。在多次校级会议上，西浦执行校长席酉民让刘谦一步步讲述改革的思路与进展，把AFCT作为“麻雀”来解剖，也让其他正待重组的学院来“挑战”这个方案。
“AFCT有它的独特性，它有两个校园，分属两种模式，场景最复杂。而且，它刚好是最热闹的领域。”席酉民说。正因如此，AFCT的重构从一开始便带有“探路者”的底色，是一个在边摸索边修正中前行的先行实验。
AFCT的改革目标，是建起一个生态。所谓生态，是所有相关要素聚合后的有机互动，而不是被各种“墙”隔开。要打破那些人们很擅长筑造的墙——物理的、心理的、制度的，真正的阻力不是技术，不是资金，而是认知，“是躲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席酉民认为，改革最难的，是让人愿意走出那一步。这挑战着领导者的前瞻性、讲故事的能力、执行力和沟通力，是一整套对思维惯性的突围。
有担忧是正常的。席酉民表示，改革者的责任是用清晰的路线图去化解焦虑。“你要把变革以后的各种图画清楚，把理论模型讲明白，把每一步实施的路径摆出来。人们看到了方向，心就安了。”为此，西浦管理层花了大量时间与教师、学生，包括英方合作者沟通。一开始，英方也表示“fear the changes”（害怕改变），但听完整套逻辑后，他们从“害怕”转向了“如何能发挥更大作用”。
席酉民坦言，学校正在从这只“麻雀”身上提取可复用的经验：整体架构如何设计、内部机制如何打通、教师发展路线图如何绘制、与产业互动如何落地……今年2月，AFCT的影视科技公司拿到了营业执照。这不是一个营利性的商业实体，而是学院“把脉产业，帮助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一端连接产业的实际需求，一端输出学校的教学与研究，让师生在真实的项目协作中获得成长。
如今，这场改革依然在路上。课程还在迭代，老师们的职业发展路线图在设计，成效还需要更多成果来验证。但变化已经发生：课表变了，合作对象变了，研究方向也变了。每个老师都不再是当初那个只教一两门课的自己了。
“学生特别渴望上课，觉得今天又能学点有意思的东西了，能力又要提高了；老师也能在课程里发现特别优秀的想法和人才，这就是我想看到的理想状态。”刘谦的这句话，也许是对这场改革最好的注脚。不是因为它已经成功了，而是因为在这条路上，有人开始期待，有人开始主动跨界，有人开始明白“这事与我有关”。（本文图片由西交利物浦大学提供 本刊记者 季昕）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第6期）
作者：本刊记者 季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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