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伍连德把手下的巡警、医生分成几个小组，在当地绅商的带领下深入鼠疫爆发区，从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分段逐街道逐户进行地毯式清查，发现患者立即送医院，同时对患者住处进行封锁、消毒。
对客栈、戏楼、妓院等人口密集场所，检查更加严格。
哈尔滨当地警力不够，伍连德申请从长春调来1000名士兵。
为适应鼠疫患者治疗要求，伍连德派人对医院进行改造，将病室改造成长条形，每间病室开两个门，一个门患者进出，另一个门医护人员进出。
患者进出那扇门旁设消毒室、看护人员室。
在医务人员进门处，设化验室、解剖室，和验病回廊之间是玻璃，中间有一道小窗，患者治疗时推开小窗。
小窗是一块可以滑动的玻璃，患者从中伸出手臂，由医生采血或注射疫苗。
正规医院住不下，伍连德又找了块空地，建起一片互不相连的棚子，患者死后，把棚子烧掉。
鼠疫高峰时，哈尔滨市每天死亡一百多人。一些病亡者甚至来不及运到墓地，抬尸人就被感染。
鼠疫病菌天然害怕高温，只要在阳光下晒上几小时就会被杀死。
但它却不怕严寒，在零度以下，一般能存活五个月以上，因此，必须处理好病人遗体。
怎么处理？
当时能想到的办法是深埋，这样能避免尸体腐烂后传染，但问题又来了：谁去埋尸？
要知道深埋尸体时也是会传染的。
伍连德很快想出一个好办法——火化。
但想法一经提出，就有人表示反对。极端情况下，人们宁可接受抛尸街头，也反对火化。
大家的想法是，火化了，肉身就没了，这破坏了老祖宗留下的规矩。
讨论来讨论去，连东三省总督锡良都下不了这个决心。
伍连德说：“上奏朝廷，请皇上定夺吧！”
好在，皇上很快朱批，同意了伍连德的这个建议。
有了尚方宝剑，事情就好办多了。
伍连德花钱请来二百多人，由一位叫全绍清的医生带队，把全部3000具遗体集中到郊区的一片洼地。
3000具遗体分成22堆，每堆100多具。
1911年1月30日下午两点，伍连德带着哈尔滨一众官员、绅商来现场参观、督办。
22位花钱请来的工人把成桶的煤油倒在尸堆上。
随着伍连德一声令下，工人将火把扔进尸堆，冲天大火裹着黑烟腾空而起，空气中立刻填满焦糊味道。
一小时后，22堆死尸全部化为灰烬。
1月31日这天是大年初一，此时，哈尔滨傅家甸地区已经有1/4的人感染鼠疫死亡。
恰逢春节，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伍连德认为，从科学的角度讲，爆竹里的硫磺同样具有消毒的功效。
大年初一这一天，傅家甸死亡人数从183人下降到165人，“此后日渐消减”，再也没有回升过。
伍连德后来在日记中写道，目睹亲人遗体化为灰烬，两万名傅家甸市民面无表情，“呆呆出神”。
对于伍连德如何以专业精神以和敬业之心，指挥这场防疫大战，《远东报》的一则评论说得很到位：
“哈尔滨防疫局总医官伍连德自到哈以来，办理防疫事宜，不辞劳苦，闻日前，在东四家焚烧疫尸，防疫局委员等皆不欲往前监视，伍医官自赴该处点查尸数，亲视焚烧，俟焚化净始行回局。”
此后，全部鼠疫解剖遗体也实行火化的办法，既节约了土地，又消灭了病毒，一举多得。
此后，长春市有样学样，火化了4600多具鼠疫患者遗体。
时间不长，俄罗斯防疫局官员也来学习伍连德的防疫经验。
通过解剖遗体，伍连德终于弄清了鼠疫感染链：
猎手们猎杀土拨鼠感染鼠疫杆菌，先在旅店、客栈传播，然后沿铁路沿线传播到东北各地。
很快，伍连德还提出一个观点：不但人与人之间接触传染，人身上的跳蚤也会传染病毒。
还有就是呼吸道、患者唾液也会随着空气流通传染。
这些常识今天看来司空见惯，但在一百多年前尤其难能可贵。
为防止传染，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有的看起来非常可笑。
比如19世纪时，法国海港检疫章程规定，医务人员要与病人相距12米以上。
12米的距离，眼神不好的恐怕连对方的模样都看不清，怎么办？
医务人员想了个办法——拿望远镜给病人看病。
抬尸也好，烧尸也罢，工人都要接触遗体，免不了接触病毒。
怎样才能避免传染？
伍连德又想了个办法，他根据肺鼠疫主要传染途径是呼吸道特别是患者呼出的唾液飞沫的实际，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口罩：
用两层纱布，里面放一块吸水药棉，起到隔离呼吸道作用。
事实证明，这个办法简单有效且口罩成本低廉，每只口罩的造价只需国币两分钱。
后来，国际防治鼠疫大会在沈阳召开，各国一致同意用伍连德设计的这种口罩，直到现在这种口罩还在使用。
当时，被派往东三省防疫的还有一位名叫麦尼斯的法国医生。麦尼斯曾经在北洋陆军学院任职，比伍连德更有名气、更权威。
麦尼斯只比伍连德晚到了几天，讨论防疫工作时，当时清廷已明确由伍连德负责，但麦尼斯根本听不进伍连德意见。
麦尼斯曾经负责过1908年天津一家煤矿的鼠疫防治，他对伍连德提出的肺鼠疫主要由呼吸道传染很是不屑一顾。
有一次，麦尼斯激动地对伍连德说：“你一个中国人，竟敢嘲笑我？我们之间的谈话不太友好，我别无选择，只能向上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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