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受邀在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举办主旨会议。会议以“智汇湾区新动能，共筑产融新未来”为主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宏观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施康作主旨发言。
他表示，人民币是金融强国的关键突破口，“十五五”期间具备强劲基本面支撑，包括全要素生产力提升、前沿科技突破、制造业优势凸显、能源安全新优势及温和物价回升。建议继续大规模释放宏观政策空间，提振物价并释放财政资源支持中低收入群体增收，使老百姓敢于消费、有钱消费，稳住经济基本盘。要推动K型经济双向提振，以人民币升值支撑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产业升级。
图为施康
以下为发言全文：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大国竞争和“十五五”人民币展望》，主要讲四个话题。一是大国竞争中人民币为何是关键抓手；二是“十五五”规划及今后五至十年间人民币的长期趋势；三是简要评述近期美国通胀与金融市场风险；四是中国的机遇与政策建议。
一、人民币与大国竞争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显著加剧。地区冲突频发，全球经济与国际外交摩擦不断。与此同时，人类迈入全新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深刻重塑市场格局，社会内卷现象凸显，大众焦虑情绪急剧上升。在全球化、地缘政治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经济与社会结构被深度改写，繁荣与衰退并存的结构性发展愈发明显。身处这样的大环境中，全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纵观当下世界政治与经济，大国竞争是绕不开的核心话题。大国之间是竞争还是合作，直接影响全球发展大局，用“天下之运，系于大国；携手则春，反目则霜” 来形容再贴切不过。2025 年的关税冲突，让中美两国都承受了不小压力。不过双方经济和金融的抗风险能力都很强：美元霸权虽出现裂痕、势头有所回落，但资本市场底蕴深厚，依旧坚挺；而中国凭借完整产业链和庞大的贸易体量，从 2024 年至今外贸走势一路向好，2025年经常项目顺差更是达到万亿美元，完全打破了外界的预期。长期而言，美国将实现适度再工业化，而中国则需强化金融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大势所趋。
目前，科技是大国竞争的主战场，但中美科技各擅胜场：美国在基础研究、芯片设计、通用大模型等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中国则在智能电网、智能工厂、绿色能源等方面形成比较优势。根据德国智库EconSight最新统计，在25个未来关键专业领域上，中国与美国各有千秋，但基本上是中美两大国的竞争，欧盟等地区已被远远抛在后面。
中美竞争的核心，归根结底在于各自的内部改革与结构转型。当下美国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债务规模急剧攀升，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债务增速持续走高，叠加通胀倒逼利率上行，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与此同时，制造业回流进展不及预期，美元信用体系也持续承压。反观中国，高端产业发展态势向好，但经济转型过程中，仍面临房地产调整、物价波动等阶段性难题，居民消费信心也有待提振。放眼长远，哪一方能够更高效地破解自身结构性矛盾、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就能在大国博弈中抢占先机、掌握发展主动权。
货币和资本市场，是我们目前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短板。人民币既是大国博弈的重要观测指标，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要素。把做强人民币作为战略突破口，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一步。汇率走势直接影响经贸往来、货币政策，也关系到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因此提前研判“十五五” 期间人民币汇率走势，十分有必要。
二、人民币升值的基本面支持
人民币的基本面支撑如何？2005年汇率改革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8.27（1美元=8.27元人民币）附近保持窄幅波动；随后2005至2014年间，人民币进入了长达近10年的缓慢升值期，升值幅度约25%。2014年初走势出现转折，进入贬值趋势或双向波动，近年来主要在6.3至7.3区间，2025年4月受关税冲击一度触及7.35元的贬值高点。从经济增长和汇率的背离来看，过去10年，中国GDP增长虽然没有加入WTO后的9%那么高，但这10年仍有强劲的5.5%，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汇率基本上贬值了约20%，从2014年初的近6跌至2024年末的7.30。这种明显背离说明人民币可能被低估。
“十四五”至“十五五”期间，人民币均有强劲的基本面支撑：一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二是前沿科技不断突破，产业优势持续凸显；三是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四是宏观政策空间充裕，叠加能源安全新优势。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绝对水平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但中国生产力增长曲线呈明显上升态势，美国则基本持平。从国际专利申请（《专利合作条约》，PCT）看，2023、2024年中国申请量已连续超越美国。
除此以外，中国还有工程师红利与产业链优势。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2017年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指出，吸引苹果在华制造的核心原因并非低廉劳动力，而是高度集聚的职业技能：“在美国，召集一场模具工程师会议，我不确定能否坐满一个房间；而在中国，可以填满好几个足球场。”这一判断折射出中国制造业在产业链配套上的系统性优势——在珠三角，复杂模具的开发交付周期可压缩至24小时以内，而在美国同等任务往往需要数周乃至更长时间。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占比已快速增长至创历史新高的近30%，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占比则逐年下降，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已经系统性显现。
从2025年的贸易、货币和财政数据看，中国货物贸易出现上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财政与货币政策均处于比较稳定的政策空间。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表明中国出口市场结构已显著多元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元区及南美等新兴市场的承接能力不断增强，美国市场的相对重要性因而趋于下降。
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以前讲“老三样”：服务、家具和家电。前两年开始讲“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去年又有了“新新三样”：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中国创新药海外授权总交易金额达到1300多亿美元，表明中国正在从传统的原料药出口大国，正在向医药创新大国转型，非常令人鼓舞和振奋。
近期中东战争后，虽然中国也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封闭的影响，但中国能源多元化和十多年间对清洁能源的投入已经充分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新优势。2025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首次突破50%，超越石油成为第二大能源类型。这一能源结构的系统性转型，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
从2026年处开始，物价出现温和回调，有望对恢复房地产信心起到强有力支撑，这些都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支撑。
三、美国的通胀与金融市场风险
汇率是相对价格，体现的是两者之间相对强弱。近期美伊战争，进一步削弱了美元，很大可能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中东局势动荡直接冲击美国能源市场，尽管美国为能源出口大国，但其国内汽油零售价也是大幅攀升，通胀预期随之明显回升，美元购买力面临压力。
更重要的是，美国本身产业空心化，几乎所有消费品均依赖全球产业链供给，能源价格上涨由此通过全球价值链的传导必然全面推升通胀。战争硝烟不散，无论是航运价格上涨、综合运输成本攀升、战争风险溢价还是苏伊士运河通行受阻，均推动全球产业链成本快速上行，对本已脆弱的美国通胀形势形成显著的叠加压力。根据最新OECD对全球增长和物价的预测显示，受到最大影响的是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小国，因为他们缺乏能源储备或能源储备极少。因此，必然这些国家的通胀上升又会通过产业链进一步影响美国。
美联储即将面临非常艰难的抉择，可能将维持“更高、更久” （Higher for Longer）的利率政策。目前，美联储利率已从预期的降息周期转为维持利率不变，坚守在3.5%～3.75%高位，市场预期降息概率大幅度下降，尤其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上任后。美联储点阵图显示，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3.75%区间的比例越来越高。
高利率带来的高融资成本将对AI等新行业产生重大影响。原来科技企业都是轻资产，在拥抱AI后都变成了重资产企业，因此利率对其影响也非常大。现在AI产业本身面临挑战，大家都在质疑商业前景，能否产生真实利润。事实上，目前不仅看不到利润，反而融资成本越来越高，几大AI科技大厂已累计投入近8000亿美元的开支。2022年美联储激进加息时，市场出现33%的回调，历史可能重演。
当前资本市场中，AI 板块个股炒作热度近乎狂热，回调风险持续累积。中东局势升级后，美股逆势走高，市场走势已明显脱离经济基本面。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后续影响将逐步显现。现阶段市场行情，更多源于对前景的过度乐观，各类宏观风险与地缘冲突隐患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对比上世纪 70 年代，如今美国的政策调控空间已大幅收窄：高债务、高通胀、产业空心化三大问题叠加，使其应对和管控金融风险的能力持续弱化。在此背景下，AI 领域泡沫存在破裂风险，私募信贷市场也或将持续恶化，极有可能成为引爆金融危机的突破口。在全球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度融合的格局下，这场危机一旦爆发，大概率会从美国逐步向全世界扩散。
四、中国的机遇与政策建议
全球市场与经济体已然走向分化。美国资本市场表面景气，风险隐患不断叠加；中国保持稳健发展态势，持续取得突破。受此影响，全球资产正开启由西向东的迁移进程。
强大的发展确定性，是中国立足全球竞争的最大底气。人民币升值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基本面驱动的必然趋势。短期来看，部分竞争力不足的出口企业将面临挑战；但从长远视角判断，其积极作用十分突出，不仅能激活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更为全面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此外，人民币升值也是国际化路上的重要节点，对人民币全球化布局、有序开放资本账户有着深远意义。
若人民币升值的基本面判断得以成立，当前宏观政策将拥有更大的宽松空间。对此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拓宽宏观政策调控空间。适度上调财政赤字率，以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为抓手，重点推进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一方面为全球市场提供优质人民币资产，另一方面为地方财政转型与改革创造缓冲条件。同时向市场传递长期稳健宽松的政策信号，将温和通胀纳入政策调控目标。
第二，推行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倍增计划，拉动物价回暖、激活消费市场。综合运用现金补贴、消费券、税费减免、转移支付、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及农村基础养老金等举措，稳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以此稳固经济基本盘，扭转经济分化的格局，实现整体消费能级提升。
（内容根据会议发言整理）
内容丨会议工作组
编辑丨兰银帆
审核丨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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