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围观群众
A股屡创新高的科技新贵，让长三角城商行们又一次赢麻了。
摩尔线程背后站着宁波银行（宁银理财），卓易信息的股东席上坐着江苏银行，集成电路企业杰华特5月创下股价历史新高，最大赢家是陪跑8年的南京银行，而类似的“种子选手”还有数百家。
只是在这场资本盛宴里，珠三角城商行们似乎再度缺席了，它们成了镜头之外的沉默者。
它们并非第一次沉默。长三角有近10家城商行登陆A股，其中有诸多行业标杆，而在珠三角这片诞生了平安和招行的金融热土，至今没有一家城/农商行在A股成功上市。
差距是全方位的——长三角的城商行尖子生们在规模上已经向股份行发起了挑战，它们有着数十年稳定如一日的资产质量，各自鲜明且强大的特色，和十分敏捷前卫的治理架构。
数据展现的残酷事实，是宁波银行的资产规模5倍于东莞银行，净利润更是东莞银行的10倍。同样1块钱资产，宁波银行能赚到的利润是东莞银行的1.8倍。
差距之明显，以至于市场似乎早已默认，未来中国区域银行的格局里，珠三角都将只是“配角”。
但纵观全球湾区的区域金融发展史，阵痛期里往往隐藏着锻造真正特色的机会，只不过它是一道极窄的门。
以此再审视湾区城商行，或许能从中找到破局的微光。
湾区城商行面前的困境，在全球范围内并不陌生。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东京湾区高峰期的131家城商行，锐减至106家，银行员工从“送财童子”一夜变为“催命债主”；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全美共465家银行倒闭，仅加州就有42家银行破产，更是诞生了一天倒闭9家银行的“黑色星期五”。
两起危机皆深植于金融机构对地产的单一且狂热的迷恋，而湾区天生具备更高金融资源禀赋，它会加速资金沉积，亦会加剧资金离散。
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上演，当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引擎发生转向，势必会从风险偏好、资产质量和治理架构等层面，对区域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只是中国坚不可摧的金融监管体系，确保了这种冲击不会像美日那般剧烈，而缓慢的、渐进式的风险出清方式，意味着阵痛期将远比预期漫长。
这会变相带来更明显的伤痛暴露，时至今日，湾区城商行们的困境，大致可被分为三类。
第一类发端于对旧产业模式的依赖，经营惯性使之无法及时依据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做出及时调整。
比如广州农商银行，对公贷款曾高度依赖地产行业。2025年末，其地产相关行业合计敞口占比回升至24.66%。
尽管其最近三年核销动作不断，但不良率时有反复，2025年又回升至1.86%。
类似的还有广州银行和珠海华润银行，不管是表内地产贷款，还是与之关联的信托、资管产品投资，都正成为信用风险暴露的“重灾区”。
第二类则与业务结构过于单一有关，业绩增长方式较为“原始”，导致风险韧性不足。
典例是南粤银行，对公贷款占比高达近90%，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不良贷款一度占比70%以上，个贷占比不足10%。
广州银行与之类似，其信用卡贷款占比在高峰时曾达到个人贷款的55.08%，2023年不良率飙升至近5%，2024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减少18.52%，2026年初广州银行密集关停佛山、东莞、中山等7家信用卡中心。
第三类则更加复杂，亦更加棘手，即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旧产业作为管理层，对银行治理施加影响。
典例是广东华兴银行，前三大股东侨鑫集团、升龙投资集团和勤诚达控股均为民营房企，合计持股比例高达42.5%，其资产投放在与地产高度关联之余，亦在股东层面呈现高度关联性。
考虑到其前三大股东均已陷入债务困境，其关联贷款的回收风险正在持续向银行传导。
尽管联合资信在其评级报告中给出了“关联贷款中不存在逾期或不良贷款，关联交易相关风险可控”的结论，但风险似乎更像是被“隐藏”了——以2024年为例，华兴银行展期贷款占全部展期贷款的近67%，且多数仍被归类为“正常类”。
以此来看，珠三角城商行们当下的困境颇为“顺理成章”。在中国金融体系里，城商行往往与区域经济同此凉热，整个珠三角产业动能的转换，势必在它们的报表中毫无保留地体现。
至于资产投放结构的单一，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是深圳作为金融中心，依托深交所、深创投和其他底蕴深厚的直接融资机构，“抢”走了最优质的一批借款人，直接导致间接融资的盘子缩水。
但要论直融的虹吸效应，上海更是不遑多让，但这并不妨碍长三角的城商行们蒸蒸日上。
因而将珠三角城商行的没落，全然归因于产业动能的转换和区域机构的虹吸，本身并不合理。
因为外部环境变化仅是导火索，经营层面的裹足不前，才是更深层次的病根。
中国城商行，有先天惰性。
背靠地方国资，城商行在大基建时代既不愁业绩，更不用担心资产质量，依靠政务和基建类业务也能躺赚。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区域性银行在业务结构上表现出高度同质化的特征，而在大基建时代过去之后，又由于并未及时锤炼风险定价能力，遭遇了十分明显的转型阵痛。
具体而言，大多数城商行高度依赖利息净收入，（狭义）中间业务收入表现薄弱，盈利结构单一。在LPR下行、存款成本刚性、大行以价抢客、净息差持续收缩的背景下，“以量补价”的方式难以为继。
过去数年，太多城商行为求寻找“第二增长曲线”，激进地杀入某个赛道，却因自身风险体系的缺位，迅速背上资产质量恶化的沉重包袱。
比如郑州银行，对房地产的迷恋使其行业不良率一度飙升至近10%；江西银行，曾试图以供应链金融作为破局窗口，为正邦集团提供5亿元专项贷款，此后核心企业陷入困境，产业链出现大面积违约，并引发“骗贷”风波。
即便优秀如宁波银行，也曾在消费贷领域一路狂奔，一度导致其规模占比超过60%，不良率短暂攀升至1.83%。
破局之道在于中间业务，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曾如此研判：
“多数城商行的中间业务严重短板——财富管理、投行、金融市场等轻资本业务占比极低，无法对冲息差收窄带来的利润损失......摆脱‘息差依赖症’，关键在于拓展中间业务版图。”
长三角城商行的率先突围，相当程度上与它们率先在中间业务上寻求突破转型有关。
但对大多数城商行而言，业务结构层面的僵化，风控层面的深层症结，最终都指向公司治理这一顶层设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曾如此总结：
“不少城商行由地方国资控股，存在股权架构集中、治理制衡不足、行政干预痕迹、内部人员控制等问题......战略决策短期化，关联交易管控薄弱......风控体系流于形式。”
相比之下，长三角城商行的治理架构更为前卫科学——无论是宁波银行的“三方制衡”，还是杭州银行的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董事会不是地方行政意志的传声筒，而是市场化力量共同博弈的平台。
市场化机制向下传导，则是“小总行-大分行”的普遍化，分行被授予信贷审批、产品创新等实质性权限，形成“区域经营主体”，以此来快速地、定制化地响应本地产业需求。
但长三角方案，对珠三角而言恐怕并不适用。
尽管两地大量的中产和高净值人群，创造了大量财富管理需求，但包括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在内的头部城商行，早已凭借理财子公司，建立起投研、产品、风控的成熟体系。
相较之下，珠三角内至今无一家城商行成功设立理财子公司，这意味着投研能力的全面落后。
更何况，平安和招行两者也以财富管理见长，无论是产品设计还是人员专业度，其对于广东大本营财富管理需求的虹吸效应，远非城商行可以抗衡。
至于治理架构层面，珠三角模式的核心是“政府适度放权+市场自发性”，其诞生源自民间对市场机会的本能追求，是一种“先干再说”的草根精神。这种模式催生了华为、腾讯等极具生命力的民营企业。
但这种文化移植到金融机构，一方面常表现为强大的股东意志，容易出现股权过度集中，关联交易等问题；另一方面，对“实干型”人才的重视，可能导致专业性的欠缺。
相较之下，长三角的核心更像是“强势政府+精明规划”，政府不仅搭台，还深度参与规划和引导，通过产业基金，招商引资等方式成为市场的重要一方，他们往往目标明确，你能从半导体、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发展看出这一点。
这种对“规划”的注重延伸到金融领域，使得银行也更倾向于稳健发展，重视风控合规边界，追求精细化、长期化运营。
你很难说两者哪个更好，只是在金融层面的差异，使得长三角诞生了成熟的银行治理样本，而珠三角的银行则陷入了复杂的结构性困境。
问题之特别，势必需要更特别之解法。
若是放眼整个大湾区，其自身的经济特色为城商行提供了三个追赶方向，只不过每一个都遍布荆棘。
其一，是极为细分的、高度专业化的产业经济，它要求银行全面重塑自身风险认知和价值偏好。
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曾于2008年给出一项数据，仅珠三角八个主要城市，就有1465家各类专业批发市场，其中绝大多数都并非政府蓝图规划的产物。
广州的布匹、美妆和皮具；深圳的电子、珠宝和服装；佛山的家具和陶瓷；中山的灯饰......这些专业市场，构成了珠三角最普遍的业态。
对此，银行显然不宜再用“自上而下”的信贷眼光寻求合作机遇，而应主动放低身段，重塑自身体系。
比如重塑客户经理的角色，将其从信贷专员转换为“产业专家”，这要求银行颠覆当前的培训体系和薪酬结构；
比如重塑风险偏好，依据产业特色，用现金流而非抵押物构建贷款模型，这要求银行重塑当前的强监管和终身问责制；
比如设立产业金融部，赋予其独立风险授权、定价权和薪酬包，最大程度上激发条线人员积极性，这要求银行重塑治理架构和内部权力关系。
事实上，这条路的极致，就是洛杉矶湾区在金融危机后蓬勃发展的社区银行（Community Bank）——其兴起正是为了填补大银行对本地小企业、家庭农场、社区服务的空白，又在对本地经济业态的深度服务中，锤炼出了大行绝无法复制的风控经验。
没错，正是那些专业市场的档口租金、物流单量、水电消耗、老板口碑等大行看不上，也不一定拿得到的“草根数据”，才是区域银行最坚实的壁垒。
其二，是主动放弃“大而全”执念，将自己深度嵌入某个单一产业。
事实上部分银行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努力，比如珠海农商银行借助“蓝色经济”的东风，专注于海洋产业链；华兴银行则深度聚焦文教健康、绿色金融等细分领域。
这条路的极致，是以静冈银行为代表的东京湾区城商行，其“专注深耕单一优质产业带”的经营哲学，使之成为日本最有特色的银行之一。
其与产业之间的合作远不止于资金，而是包括管理咨询、人才培养、技术对接、业务撮合乃至临时人员派遣等非金融服务。
而静冈银行转型之所以如此彻底，本质上是在泡沫经济破裂后，为了摆脱巨额不良贷款，长期低利率和巨头挤压的“围困”，所进行的一场“绝地求生”。
其三，是将区域优势发挥到极致，凭借更灵活的身段，更下沉的触点和对本地产业的深刻理解，挖掘跨境金融的缝隙市场。
部分银行已经做出了尝试，东莞银行在香港设立本地注册的持牌银行，在跨境层面寻求第二增长极；华兴银行依托跨境电商真实需求，打造“跨境电商贷”；顺德农商行为本地企业提供跨境结算支持。
但如何从中挖掘更深层次的细分需求，如何从跨境监管框架中寻找结构性业务机会，考验的是城商行的专业度。
至此，珠三角城商行的困境与出路已勾勒清晰——差距是真实的，甚至带着几分残酷；三条破局之路也并非空中楼阁，但它们每一道都窄如针眼，要求银行在风险偏好、组织架构、人才体系上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革命。
这种革命有可能发生吗？
悲观者会指出：中国并未爆发如东京、洛杉矶那般剧烈的银行倒闭潮，监管的“安全垫”让不少机构仍能苟且存活，缺乏“向死而生”的紧迫感。
乐观者则会看到，东莞银行已在香港布下“分行+子行”的双棋，华兴银行正借助跨境电商撕开一道缝隙，珠海农商行默默耕耘着海洋经济的蓝色土壤——微光虽弱，却并非全无。
历史反复证明，湾区的金融阵痛期，恰恰是特色锻造的窗口期。东京湾的静冈银行在泡沫废墟中长成了产业深耕的典范，洛杉矶湾区的社区银行在倒闭潮后反而证明了“小而美”的价值。
珠三角的城商行能否走出长三角的“影子”，不取决于它们复制了多少模式，而在于它们是否敢于放弃“大而全”的执念，舍得在细分的产业土壤里下笨功夫，甘愿用十年时间重建一套属于自己的风控语言和客户信任。
这场追赶注定漫长。但至少，它们已经不再是沉默的旁观者——镜头之外，有人在悄悄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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