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娄山关，一名身中六弹的营长被留贵州，15年后写信：我没死|娄山关|张辉瓒|长征

1950年贵州遵义枫香镇，一个走路一颠一颠的泥瓦匠蹲在墙根，盯着一张报纸半天没动弹。他认不得几个字，但报纸上那两个名字，刻在他脑子里快十五年了。他摸了摸磨破的裤脚，让旁边帮忙的后生找纸笔，他要给早就把自己列进牺牲名册的组织写封信，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还活着。

这个泥瓦匠就是孔宪权，湖南浏阳穷农民家的孩子，只读过一年半私塾，17岁就加入了农民武装拿起枪。两年不到，他就从普通士兵一路升到营长，还是黄克诚亲自介绍入的党，当年给彭德怀当传令排长，喝了点酒误事被撤职，照样打仗不要命，一点不泄气。

第一次反围剿打龙冈的时候，他当连长带着全连冲，拿到传令只写了个“撤”，他不认字，凭着直觉判断是坚守，硬带着人打到底。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他和两个战士，可咱们赢了，还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毛主席那首著名的词里写的“前头捉了张辉瓒”，说的就是这场仗。

1935年长征走到贵州，娄山关一战成了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仗。娄山关是出了名的雄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敌人居高临下拿机枪封死隘口，红军仰攻每一步都要拿命换。孔宪权带着突击队冲娄山关南侧的敌军指挥阵地黑神庙，刚到地方就撞上了敌人增援。

双方人数差了一大截，孔宪权半分没退。敌人的机枪扫过来，六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左腿股骨，留下整整十二个枪眼，他当场倒在了血泊里。战友把他抬到遵义的天主教堂做手术，医生只能用鸦片水麻醉，他疼得昏迷了还在喊冲锋口号，同屋养伤的胡耀邦和罗明整整一夜没合眼。

手术做完，摆在面前的是个无奈的现实，当时红军长征，只有团级以上军官才能配担架跟着走，孔宪权是营级，腿伤成这样根本没法自己赶路，只能留在贵州。组织给他留了三百多块银元，是普通留守伤员的几十倍，还托付当地老乡好好照料，队伍出发后，他的名字就被写进了牺牲名册。

他整整躺了快二十个月才能站起来，左腿比原来短了十厘米，这辈子都成了跛子，再也没法重返战场。贵州山沟里交通闭塞，他根本找不到队伍，只能留在枫香镇活下去。一开始挑着货郎担走村串寨卖针线，后来学会砌墙抹灰，成了当地人人认识的“跛子瓦匠”。

他认得几个字，平时帮乡亲写状子调解纠纷，遇上不平事第一个站出来，时间久了乡亲们都服他。后来大家知道他是负伤留下来的红军，都尊称他是“活着的红军菩萨”，甚至有人把他穿破的草鞋旧衣服收起来，烧成灰冲水喝说能治病，这事后来还被作家记录进了文献。

这一过就是十五年，直到那天他看到报纸上杨勇和苏振华的名字，这两个人都是他当年的老首长，现在一个是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一个是政委。他写完信寄出去，心里其实也打鼓，自己都死了十五年了，组织还会认自己吗？

老首长收到信直接惊住了，苏振华马上回信说，真没想到你还活在人间。没多久一辆吉普车直接开进了枫香镇，把这个天天和水泥砖头打交道的泥瓦匠接走，组织直接任命他当枫香区区长，乡亲们都看呆了，谁能想到这个不起眼的跛子瓦匠原来是红军营长。

后来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孔宪权被抽去当筹备秘书，刚接手就遇上了大问题，没人说得准遵义会议会址的具体位置。他没二话，直接往北京跑，一个一个拜访当年的老同志，最后找到杨尚昆，才确认会址就在原来黔军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后来邓小平还亲自过来现场确认。

1955年，孔宪权成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没人比他更适合这个位置，他本身就是从那段历史里走出来的活历史。他上任之后没坐过一天舒服办公室，带着人跑遍贵州44个县市，还去了川南滇东北的5个县，走了十个半月，征集到一千多件文物，三百多万字的资料，其中就有七件国家一级文物。

1957年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邓小平过来参观，看完直接对他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后来他还主持整理了资料，出版了《红军长征在贵州》，是国内最早一批记录长征的专门书籍，他还多次跑北京，最后请到毛主席亲自为纪念馆题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这也是解放后毛主席唯一一次给革命纪念旧址题词。

他性子直率敢说话，后来也受过不小的委屈，改革开放恢复名誉之后，他依旧天天忙着给各地游客甚至外国友人讲长征的故事。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收集史料，胡耀邦还跟他提起孔宪权，笑着说他就是打不死的程咬金，这个细节还被写进了索尔兹伯里那本著名的《长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