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的板房在六月的太阳底下烤着，铁皮墙烫得能煎鸡蛋。食堂里那台老旧的立式空调嗡嗡地响，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馊味，混着汗味、烟味和水泥灰的味道，像一锅熬了太久的杂烩汤。

午饭时间，几十号工人端着搪瓷盆排队打饭。大师傅老周拿着大勺，一勺土豆烧肉、一勺炒青菜、一勺紫菜蛋花汤，往盆里一扣，动作行云流水，像一条运转了太久的流水线。

周红梅排在队伍中间，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短袖，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在脑后，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在脸上。她在这片工地干活快两年了，绑钢筋、搬砖、搅拌水泥，什么都干。四十二岁的女人，手上的茧子比男人的还厚，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黑色。

她端着打好饭的搪瓷盆，走到角落那张掉了漆的折叠桌旁。对面坐着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四十出头，姓刘，大家都叫他老刘，是木工班的。去年这个时候，老刘从另一个工地调过来，两人在食堂拼了几次桌，一来二去就熟了。

熟了之后就开始“搭伙”。

工地上这种事不稀奇。一群大老爷们儿常年在外，女人也是一样，背井离乡，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日子长了，总有人想找个伴儿。不是正儿八经的夫妻，就是搭个伴，互相照应着过日子。吃饭在一起，干活互相帮衬，晚上住在一起。等工程结束了，各奔东西，谁也不欠谁。

周红梅跟老刘搭伙整整一年了。

说实话，老刘这个人不坏。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干活实在，手上从不偷懒。他不打她，不骂她，不赌钱，不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在工地上，这样的男人算得上“优质资源”了。周红梅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捡了个便宜——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四十多岁了，还能找到一个不嫌弃她的男人，还有什么好挑的？

可她心里头憋着一股气，说不上来，像压了一块石头，一天比一天重。那块石头起初很小，小到她几乎感觉不到。可日子久了，那块石头一天天变大，一天天变沉，终于压得她喘不上气来。

导火索是一瓶水。

准确地说，是一瓶三块钱的冰红茶。

昨天下午收工，天热得像蒸笼，地表温度少说也有四十度。工人们三三两两往小卖部跑，买水、买冰棍、买啤酒。周红梅跟老刘一起走在路上，她嗓子干得冒烟，嘴唇都起皮了，就随口说了一句：“渴死了，买瓶水喝。”

老刘“嗯”了一声，脚步没停，径直走向工地大门。

周红梅以为他没听见，又说了一遍：“老刘，我渴了，给我带瓶水呗。”

老刘停下来，转过身看着她，表情很平静，语气也平常，甚至带着一丝真诚：“你自己去买嘛，我又不喝。”

周红梅愣在原地。小卖部门口人来人往，好几个工友从她身边走过，有人看了她一眼，有人没看。她站在三十八度的太阳底下，手里的安全帽被她攥得变了形。

她自己买了那瓶水。

三块钱的冰红茶，拧开盖子的时候，手在抖。水顺着喉咙灌下去，冰凉，可她心里头那团火烧得更旺了。

她想起很多事。

想起去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她来例假，肚子疼得直不起腰，老刘说“那你歇着吧”，然后自己出去吃了饭，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她饿到晚上八点，硬撑着起来煮了碗挂面，清水面，连个鸡蛋都没舍得放。老刘在旁边看电视，看得哈哈笑，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想起过年那几天工地放假，两人都没回老家。腊月二十九，她说“明天过年了，咱俩去买点年货吧”。老刘说“行”。到了镇上，她买了两副对联、一袋糖果、一条鱼、两斤肉、一把芹菜。老刘跟在她后面，手里什么都没拿。结账的时候，收银员报了总数，老刘站在旁边，低头看手机，好像她不存在一样。她付了钱，拎着大包小包往回走，老刘空着手走在前面，步子迈得很大，她追了一路。

想起上个月她感冒发烧，烧到三十九度，躺在床上起不来。老刘早上起来，看了一眼她的脸，说“我去上工了”，然后走了。中午他回来吃饭，没问她吃没吃药、想不想吃饭、要不要去医院。他吃完饭，碗一推，说“我眯一会儿”，然后躺在旁边打起了呼噜。她烧得迷迷糊糊，听着那个呼噜声，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淌进耳朵里。

她不是没想过说，不是没想过吵。

可她不敢。她怕一吵，这个“家”就散了。她怕又回到一个人的日子——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在工地上被人当成好欺负的寡妇。她更怕别人说她不知好歹：“老刘多好的男人啊，不打你不骂你，你还想怎样？”

是啊，她还想怎样？

她想怎样？她想让他在她来例假的时候给她倒一杯热水。她想让他在她生病的时候问一句“你好点没有”。她想让他在过年的时候，哪怕只买一包最便宜的糖，说一句“新年快乐”。她想让他走在她旁边的时候，帮她拎一下手里的东西，哪怕就一次。

她想让他把她当一个人看，而不是一个免费的、会做饭会暖床的、不需要任何回报的机器。

可她没有说，因为她觉得这些话说出来矫情，说出来显得自己廉价。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工地上搬砖的女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些？不就是搭伙过日子吗？谁跟你谈感情？

昨天晚上，事情终于爆发了。

起因很简单。晚饭时间，食堂的土豆烧肉做咸了，周红梅随口说了一句“今天的菜太咸了”。老刘说“是吗？我觉得还行”。周红梅说“你从来不觉得什么不好”。老刘没接话，低头扒饭。

就是那个“不接话”的动作，像一根火柴，划着了她心里积了一年的那团火。

“你什么意思？”周红梅放下筷子。

老刘抬起头，嘴里还含着饭，含混不清地说：“什么什么意思？”

“我说菜咸了，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我没不说话啊，我说我觉得还行——”

“你从来都是‘还行’！”周红梅的声音忽然拔高了，食堂里几十号人的筷子同时停了下来，“我跟你说什么你都是‘还行’‘随便’‘你自己看着办’！你能不能有一次有点自己的态度？你能不能有一次在乎一下我的感受？”

老刘的表情从茫然变成了困惑，又从困惑变成了不耐烦。他把筷子搁在搪瓷盆上，搪瓷碰搪瓷发出一声脆响，那声响在安静的食堂里格外刺耳。

“你又怎么了？”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深深的倦怠，像是这件事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他已经厌倦了应对。

周红梅看着他那张脸——不算丑，也不算好看，就是一张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的脸，眉间的川字纹很深，嘴角往下耷拉着，眼皮浮肿，眼睛浑浊。她忽然觉得这张脸陌生极了。她跟这个男人睡了一年，却好像从来没见过他。

“我怎么了？”她站起来，凳子被她的腿顶翻了，哐当一声倒在地上。她没去扶，站在那里，声音开始发抖，“老刘，我问你，咱俩搭伙一年了，你给我买过一瓶水没有？”

食堂里静得能听见空调压缩机的嗡嗡声。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们，有人张着嘴忘了嚼饭，有人端着搪瓷盆僵在半空中。老周握着大勺站在打饭窗口后面，勺子上的紫菜蛋花汤一滴一滴往下掉，在台面上汇成一小摊。

老刘的脸涨红了，红里透着紫，像猪肝。他压低声音说：“你干什么？这么多人，你——”

“人多怎么了？”周红梅的声音更大了一些，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她拼命忍着不让它们掉下来，“人多正好！让大家都听听，你老刘是怎么对我的！”

“我怎么了？”老刘也站了起来，嗓门跟着拔高，“我虐待你了？我打你了？我克扣你工资了？你吃我的住我的，你还想怎样？”

“我吃你的住你的？”周红梅的声音几乎是在尖叫了，眼泪终于夺眶而出，顺着脸颊往下淌，流过那些被晒出斑点和皱纹的皮肤，咸的，比食堂的菜还咸，“房租一人一半，水电一人一半，买菜钱一人一半，连那床被子都是我带来的！你出过什么？你说，你出过什么？”

老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周红梅抹了一把眼泪，哽咽着说：“去年过年，我买了鱼买了肉买了菜，你说你没钱，我先垫着。你说过完年还我，现在呢？半年了，你提过一次没有？上个月我发烧，烧到三十九度，你管过我吗？你去上工了，你连口水都没给我倒！老刘，我是个人，不是你养的狗！”

最后一句话在食堂里炸开，像一颗手榴弹，把所有的安静都炸碎了。工友们开始交头接耳，有人叹气，有人摇头，有人小声说“老刘你也真是的”。老刘站在那里，脸一阵红一阵白，嘴唇哆嗦了半天，最终只挤出一句话：“你……你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丢人现眼的是我？”周红梅哭着笑了，那种笑比哭还难看，“老刘，我跟你睡了一年，你连瓶水都没给我买过。我周红梅就算是出去卖，也不止这个价吧？”

这句话太重了。重得像一记耳光，抽在老刘脸上，也抽在周红梅自己心上。

食堂里彻底安静了。连空调的嗡嗡声都好像消失了。所有人都僵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老周手里的勺子终于掉在了地上，哐啷一声，像句号。

周红梅站在那里，眼泪还在流，但她没有低下头，没有躲闪那些目光。她看着老刘，看着这个跟她睡了一年的男人，这个不算坏、不打她不骂她、只是从来不在乎她的男人，忽然觉得一切都结束了。

她弯下腰，扶起倒在地上的凳子，拿起搪瓷盆，把剩下的饭倒进了潲水桶。搪瓷盆碰着铁皮桶，叮叮当当的声响在死寂的食堂里来回飘荡，像某种最后的仪式。

她没有再看老刘一眼，端着空盆走出食堂，走进六月滚烫的阳光里。外面蝉鸣如沸，热浪蒸腾，她走在板房之间的过道上，影子又长又瘦，拖在身后，像一把被丢弃的旧扫帚。

身后没有脚步声跟上来。

她忽然想起一件小事。去年刚搭伙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工地上搬钢筋，手指被铁丝划了一道口子，血珠渗出来，她随口说了一句“哎呦”。旁边木工班的一个小伙子看见了，说“周姐你手破了”，转身跑去小卖部买了一张创可贴，递给她的时候还憨憨地笑了一下。

那个小伙子她不怎么熟，名字都叫不上来。

而跟她睡了一年的男人，连一瓶三块钱的水都没给她买过。

她走进自己那间板房，关上门，靠在冰凉的门板上，终于放声哭了出来。哭声被铁皮墙闷在里面，传不出去，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她的行李很简单——一个帆布包，几件换洗衣服，一把梳子，一瓶雪花膏。她开始收拾东西，把衣服叠好，把梳子揣进兜里，把那瓶雪花膏塞进包侧面的网兜。

她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个工程还有两个月才结束，她可以换个工地，换个城市，换一种活法。不管去哪里，都比留在这里强。

门被推开了。

老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瓶水。不是冰红茶，是矿泉水，两块钱一瓶的那种，瓶身上结了一层细密的水珠，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他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好几下，最后把水递过来，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给你买的。”

周红梅看着那瓶水，没有接。

她忽然想起一句老话——迟来的深情比草贱。

可这连深情都算不上。这只是他在被当众羞辱之后，试图挽回一点面子的应急反应。一个男人可以被当众骂“你连瓶水都没买过”而羞愧，但他不会因为羞愧而学会爱你。他只会因为羞愧而下次记得买一瓶水，仅此而已。

过了明天，后天，大后天，一切照旧。他还是那个从来不问她好不好的人，还是那个在她生病时去打牌的人，还是那个空着手走在她前面、从来不会回头看她一眼的人。

“不用了。”周红梅说。声音不大，但是很清楚，清清楚楚地传进了老刘的耳朵里，也传进了走廊里那些假装路过、实则竖起耳朵偷听的工友们的耳朵里。

她背起那个帆布包，从老刘身边走过去。板房门在她身后关上，这一次，她没有回头。

走廊尽头的天井里，六月的阳光白晃晃的，晃得人睁不开眼。周红梅眯着眼睛走进去，阳光晒干了脸上残留的泪痕，晒得皮肤发紧，紧绷绷的，像一张刚洗过的脸。

她走了很远以后，身后才传来一声闷响——是老刘把那瓶水摔在了地上。

水花四溅，在滚烫的水泥地上溅出一个湿漉漉的、很快就蒸发掉的印记，像一个来不及说出口的问号，转瞬即逝。

两块钱，一瓶水的价钱。

可有些东西，比两块钱贵多了。贵到有些人一辈子都付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