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任何一间屋子，我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先扫遍角落，再去找座位。从青年到中年，这个动作纯熟得像呼吸，不用思考，也不需要谁批准。

一个新认识的人走过来，我的大脑自动开始评估：他为什么笑？那句话下面是藏着针还是藏着求？有人给我善意，我在心里找他的角度。关系一深，我就在背景里悄悄排练——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我该怎么提前保护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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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状态很像偏执，可我从不觉得自己偏执。外人看我，也不过是个能上班、能说笑、能好好过日子的普通人。我真正出现的状况，是慢性的神经失调——不是火山爆发那种，是热水器永远微微烧着、从不停机的低压型。我的威胁探测系统从不关闭，别人能安心休息的那部分人生，我得靠隐形的能量税才能维持：去管理一种随时会被对方验证的预期，那种预期来自我过早学到的东西——人，都可能是嫌疑人。

那曾是我的操作系统。不是什么比喻。

这中间当然有童年的痕迹，有经年累月的压力，也有太多没来得及消化的日常——不结束的截止日期、消耗大于回报的工作、默默计算每一笔钱的背景音、让你没法彻底松一口气的关系。都不是临床意义上的创伤。可神经系统不区分“一次重大事件”和“一千件小事堆叠”，它只负责记住：还没安全。

这本书《每个人都是嫌疑人》，就是在说这个。也是我后来所有尝试的起点：重新去碰一碰那个从未关机的警报系统，看看有没有可能，不只是为幸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