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清奈的冷,是钻进骨头缝里的。我第一次踏进安娜大学,身上穿的西装外套并不厚实,冷风一吹,整个人都缩了一小圈。离面试还有一个小时,按约定,一个朋友该来接我,带我到指定的考场。他在电话里答应得好好的,可那天早晨,他的电话始终没有人接,人也迟迟没有出现。
我一个人站在庞大的校园里,身边都是陌生的建筑,没有一块指示牌是为我准备的。我开始沿着石子路走,经过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每遇到一个人就上前问路,但所有人给出的答案都一模一样——“我不知道。”
十分钟过去,二十分钟过去,四十五分钟过去了。面试通知上印着一行联系电话,我用冻僵的手指一遍一遍拨过去,那头却始终无人应答。每重拨一次,心跳就沉下去一点。那种感觉太具体了:一个你很看重的机会,正一秒一秒地从你眼前滑走,而你连伸手抓住它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甚至找不到门在哪里。
我开始在脑子里为自己的失败搭建台阶。我告诉自己,算了,也许这就是注定无缘的一场面试。我把手上准备好的资料卷成一个筒,握在手心,指节发白。就在那一刻,我已经提前在心里把这场面试判了死刑,连面试官的面都还没见到。
然后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屏幕上的号码,正是那个我拨了无数次的联络电话。我接起来,声音都有些发抖。那边是一个很平静的声音,不急不缓地给我讲清了准确位置,让我立刻过去。挂掉电话之后,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是把整个早晨积压的恐慌都放了出去,然后拼命往那栋楼的方向跑。
面试场设在地下室。我推开厚重的铁门,沿着窄窄的楼梯往下走,空气一下子变得闷热而压抑。走廊里已经坐满了候选人。他们有的低头翻着笔记本,用笔尖点着关键概念默念;有的三三两两围在一起,低声讨论技术问题;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像是在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只有我从头到脚都冒着热气,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搭在手臂上,衣服后背早就被汗浸湿了。
我也准备过。我来之前不知道熬了多少夜的,反复梳理过那些知识框架,把可能问到的问题写在卡片上,一张一张背过。可那会儿,准备不准备已经不顶用了。焦虑像一层密不透风的膜,把我整个人裹住。心跳声大得离谱,我甚至怀疑旁边的人都能听见。脑袋里不受控制地循环着一个念头:万一你搞砸了怎么办?万一你把会的东西全忘了怎么办?
没过多久,我的名字被叫到了。我站起来,腿有些软,推开门,走进了那间面试室。
长桌后面坐着四位面试官,都是系里资深的教授和学科负责人。他们翻看着我的材料,简短的自我介绍之后,提问就开始了。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速度很快,角度很刁钻,跳转之间几乎没有停顿。有好几道题我是知道答案的,可当时我的注意力好像裂成了两半,一半在拼命回忆知识点,另一半在跟身体里翻涌的紧张感搏斗。那些原本很容易说出口的话,突然就堵在了喉咙里,怎么排布都觉得不对劲,想说的话像碎玻璃,一开口就扎自己一下。
他们当然看出了我的紧绷。中间的一位面试官忽然停了下来,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如果你觉得用泰米尔语更自在,你可以用它来回答。”
就是这句话,把一切都翻了过来。
在那之前,我是一边答题,一边打另一场仗——和自己的焦虑作战。两线消耗,节节溃败。可当我把语言切换成泰米尔语的那一刻,那层膜突然裂开了。熟悉的舌位、熟悉的语感,像是母亲递过来的一件旧外套,一穿上,就不发抖了。我不再花力气去雕饰自己的口音,不再担心英文措辞是否精准,只管把脑子里的思路倒出来。那些散落的念头,重新拼接成型。我的回答开始变得有骨架,有血肉。
接下来的讨论自然流动起来。他们听得很认真,偶尔点头,偶尔追加问题,追问的方向越来越深。而我也接住了,一程一程地往前推,不再觉得那些问题是压力,反而像一条牵引索,带着我一点点把埋在身体里的底气拽出来。那个间隙里,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不是不会,只是被自己的恐惧缴了械。
面试结束时,中间那位面试官冲我点了点头,说:“结果我们会另行通知你。” 我道了谢,走出房间,重新回到那条窄窄的走廊里。这时候朋友终于赶到了。他看着我从楼梯走上来,大概从我脸上的表情读出了些什么,什么也没多问,只是安静地站在旁边。
我看着他,把一整个早晨绷紧的那根弦,好像一下子就断了。我跟他说:“我觉得我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话一出口,更像是对自己下的定论。朋友听完,很耐心地拍拍我的肩膀,说:“这是你的第一场面试,别太纠结结果,把它当成一次学习经历就好。后面还会有很多很多机会的。”
他的话在耳朵里柔和地转了一圈,多少给了一些安慰。但心里头那个极其顽固的声音还是压不住:你本可以做得更好。你明明准备了那么多,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腿软了呢?我没办法说服自己,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多、不够好,跟那些在走廊里埋头准备的人比起来,像是走错了片场。
接下来的两天,我把手机翻来覆去地看。每一条通知蹦出来,心都跳快一拍。可什么也没有。我开始强迫自己接受那个判决:那场面试大概真的就已经画上句号了,而句号是画在我迟到的那四十五分钟上边的。
直到第三天,手机再次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出来的,正是那个中心的号码。
我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很久,像看着一道已经错过却忽然又闪回的门。它响了很久,我迟迟没有划下接听。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等着我的是什么,是给我一个交代,还是重新丢过来一场意想不到。但我最终还是按下了接听键,把手机贴到耳边,心跳比面试那会儿还要响。
那是我那个早晨错过四十五分钟之后,第一次又开始相信,有些你以为已经永远关上的门,其实还留着一条缝,等你自己伸手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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