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得很害怕的人。怕接踵而来的悲伤，怕心容不下的难过。我深知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爱都会带来痛。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拼命想为自己挡住那份痛，却没想明白——当你选择去爱，你选择的就是它的全部，是欢愉，也注定是哀恸。
高一那年，我读艾米莉·狄金森的《因为我不能为死神停下》。我在她的句子里找安慰，或者说，在SparkNotes上能拼凑出的那点似是而非的解读里找。那时我还不懂那些话真正的重量。
“我们缓缓前行——他从不匆忙/而我放下了/我的操劳，也放下了清闲/为了他的彬彬有礼——/我们经过那学校，孩子们在课间/奋力玩耍——在圆环上——”
带着十五年后回望的眼光和实实在在活过的经历，我依然不认为自己能完全摸到这些字眼的边际。但如今，当我经过那些隐喻中的“课间圆环”，我依然能在她的诗句里找到一种熟悉。那些字句于我而言的意义，在时间里变了样子，但它们和我一起长大了。
就像每一个把艾米莉·狄金森浪漫化了的女孩一样，十八岁时，我果然读起了西尔维亚·普拉斯。又一次，我走进那棵早已被分析过度的无花果树下。我试着把所有可能的走向都画成地图——学业、事业、爱，还有我二十五岁、三十岁、四十岁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在那之后的几年，我用最真切的、最生动的感官去活，也就是在那里，那个彩绘玻璃马赛克的比喻，才慢慢浮出来。
当我逐渐走出那个被庇护的、我甚至愿意承认带有某种特权的印度少女泡沫，那种抽离是缓慢的，我才开始看懂，我的生命根本不是什么白描的黑白素描。它是一幅马赛克——被情绪色盘上每一种颜色浸染过的马赛克，而那色盘，是我五年后心理咨询师才展示给我的。每当我体验到色盘上一种新的颜色，艾米莉·狄金森画下的那个隐喻，就变得更清晰一点点。
粗粝地引用瓦伦·格罗弗在他的专场里说过的一句话：“知道‘特权’这个词的意思本身，就是一种特权。”
“我们经过那些凝望的谷物地——/我们经过那落日——/或者说——是祂，经过了我们——”
二十五岁那年，当我真的走过那一片片凝望的谷物地，体验到人类情绪更广谱的浓烈时，我发现自己死死盯住的是失去：经历所爱之人的死亡，亲密关系的终结，友情的褪色。快乐当然也在，却总是稍纵即逝。它每一次来，都挽着一种对失去的强烈恐惧。每当那恐惧变得尖锐，我就更怕这幅马赛克再碎一次，而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正是在剥夺它被上釉的那些颜色本身。
每一次经历失去，我都会退回到那个泡泡里，重新检视我的——
后来我站在箱根成川美术馆的那座万花筒前。光影碎成数不清的碎片，只消轻轻一转，碎片重组，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或许我们不必等到所有碎片的棱角都被磨得舒服。我们带着伤去爱，去哀悼，去再爱一次，这本身就已经是一幅不断打散又重组的彩绘玻璃。你没办法只挑那个没有裂痕的局部，因为所有的颜色，都是从那些接缝里透进来的光。
爱不会因为碎裂而消失。它留在每一片碎片里，留在每一次你忍不住再去拼一次的冲动里。那些你怕到不敢触碰的记忆，恰好是光进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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