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5日，成都近郊的郫县，天气阴冷，街上人不多。
城外第15兵团的军营里却不寻常——士兵们没在练兵，也没在布防，而是围着一张桌子低声交头接耳。
有人说：“中央军都跑了，咱们还守个啥？”另一个撂下一句：“再守就是等死。”
这天晚上，罗广文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几位团长叫进来，沉了口气说：“我们不打了。”没人反对。
几个小时后，电报传出郫县，第15兵团正式宣布起义。
消息传到成都城内的时候，胡宗南正准备撤退。
他没想到的是，原本安排留下来断后的“友军”，居然抢先一步投了降。
几天前还在开会讨论怎么固守成都，现在他成了孤军。
怎么会变成这样？
得从更早之前说起。
1949年秋天，国民党已经节节败退，几乎所有主要城市都被解放军拿下。
西南，成了最后的根据地。
蒋介石那时候还在重庆，虽然嘴上说要“固守到底”，可实际上，能撤的早就在安排撤了。
这些部队装备还算可以，兵也老练，可士气不行。
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仗迟早得输，只是早晚的问题。
胡宗南那会儿有个打算——主力部队往西昌撤，借着川西山区的地形，打游击也好，拖时间也好，等国际局势变了再说。
他甚至跟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美国非回来不可，到时候我们还有机会。”这种话，听着像笑话，可在当时，有人还真信。
不过撤退不是说走就走的。
解放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成都成了个“口袋”。
要想撤出去，得有人殿后。
这样一来，问题来了：谁来断后？
胡宗南不傻，精锐部队肯定要带走。
于是他盯上了那些“杂牌军”——第15兵团、第20兵团、第3兵团。
这些部队不少是地方军整编来的，名义归南京管，实际上谁也不听谁的。
装备差，士气低，重要的是，跟胡宗南没啥私交。
换句话说：可以牺牲。
于是命令下来了，要求他们严守成都外围，不惜一切代价，至少顶住半个月。
可问题是，士兵们也不是瞎子。
他们看得明白，中央军带着辎重、弹药、军官家属纷纷往西撤，自己却要留下来“死守”？这分明就是炮灰的命。
其实早在冬天来临之前，这些部队的军官就开始和解放军私下接触。
有的说：“我们不想打了。”有的干脆问：“投降以后能不能保命？”说是投降，其实更像是弃战求生。
12月25日，第15兵团带头起义，第二天，第20兵团在安德跟着起义，晚上，第3兵团也在金堂举了白旗。
几乎一夜之间，成都外围的国军防线全线崩溃。
连解放军都没想到，这仗还没打，城门就开了。
这时候，胡宗南彻底慌了。12月27日，成都被解放军控制，主力部队根本来不及撤，成了瓮中之鳖。
他本来打算带着第5兵团、第7兵团、第18兵团突围，可没了外围防线，补给又断了，士兵早已人心涣散，有的换上便服，有的把枪藏起来，等着投降。
12月28日，解放军发起总攻。
两天后，成都全境平定。
胡宗南的嫡系部队，有的战死，有的被俘，能逃出去的，少之又少。
胡宗南本人呢？他跑了。
坐飞机去了西昌，再往后就不多说了。
总之，这次，他跑掉了，可这场西南战役，他彻底输了。
说实话，这事儿最让人唏嘘的，不是战况有多惨烈，也不是战略有多失败。
而是胡宗南自以为安排周密，结果却被“自己人”堵死了退路。
他以为自己在算计别人，结果被别人反手算了。
更有意思的是，这三支“杂牌军”后来大多被编入了解放军系统。
很多军官甚至成了新中国早期地方武装的重要骨干。
那年冬天，他们不是没选择，而是清楚地知道：该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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