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没谈过恋爱，没有性经验|一郎|作家|小说家|巴尔扎克|性经验|没谈过恋爱

石川朔也，29岁，没谈过恋爱，也没有性经验。在半年前，他失去了母亲，和母亲的关系，是他与世界唯一的情感连接。现在，他正坐在AI公司的接待室里，试图用技术“制作一个母亲”。

这是平野启一郎最新长篇小说《本心》故事的开端。如果将小说家简单粗暴地分为“不断重复自己”和“不断尝试新事物”两类，那么平野绝对属于后者。

为什么要设定这样一个“非典型”的主人公？

用AI“复活”至亲，真的能填补人的精神空洞吗？

作为现任芥川奖评委的著名作家，他为何不惮在社交媒体上狠批日本政府？

带着这些问题，B站UP主@林拳的精神世界对平野启一郎进行了一次专访。以下是对谈实录节选。

林拳：老师以前作品里的主人公，通常是和您差不多年龄的，会一起“变老”，但《本心》不同，这次为什么把主人公设定为29岁？

平野启一郎：是的，大部分主人公都和我本人年龄相近。但如果一直这样写下去，我的小说里全是老爷爷老奶奶，这样好像也不合适。另一方面，我有两个孩子，当我开始担心日本的未来，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会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于是这次我塑造了一个“生活在未来世界里的年轻人”。

同时，我感觉随着人类寿命延长，某种意义上说，“年轻阶段”其实在变长。29岁放在过去也算是“不小的年纪”了，但现在又还“年轻”，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年龄段。我想写的是主人公作为一个人在精神上的逐渐成长，所以我觉得，从二十多岁后期到三十多岁过渡的这段时间是最合适的。

林拳：朔也被设定为没有恋爱和性经验的青年。为什么要这样设定？

平野启一郎：有几个理由。首先，在日本和欧美，没有性经验的人数都在持续上升。当我要描写未来的年轻人时，“对性没有很强的兴趣”“不会用暴力的方式去寻求性”这种与从前不同类型的人正在增加，这是我作为想象去考虑的一点。

文学过去之所以要去描写人的性，是因为在性被压抑和否定的时代，文学需要去揭示“人其实有这种欲望”。但今天，性已经过度泛化，反而是与性无关的、纯粹的爱变得更罕见。文学的重要意义，就是去描写“在某个时代并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

另外，男性在性的方面非常暴力——我作为同样的男性，对那种暴力性也感到非常厌恶。所以朔也这个角色，是我想去描写的非常纯粹的青年形象。我觉得作家上了年纪以后，会越发想要去写这种纯粹的青年、纯粹的人。

林拳：我非常喜欢朔也。过去看的小说和电影里，“童贞”角色基本都是和“失贞”桥段绑定的，但老师没有这么写。而且老师把童贞青年写得几乎有种“英雄”感，我从中感受到一种温柔。

平野启一郎：我年轻时被各种“性”的东西包围，有种“必须去追求性才行”的氛围。被这种氛围裹挟着，漫画也好、电视剧也好，“恋爱=性”的等式从小就深植在我们脑子里。但人也有未必如此的爱的方式，未必如此的心。我不否定性，它是人的一部分，但性的“过剩”是存在的。所以我会想象，未来一定会出现不被那种东西束缚的世代。

林拳：《本心》里登场的两位女性都因“性”相关的事件受过伤。“英雄般的少年”的叙事，会不会被解读为一种男性自我满足的英雄主义？

平野启一郎：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作为男性也强烈感受到它的问题。男性因为力量更强，所以用力量让对方服从自己，这种思维方式是渗透到从日常到战争的方方面面，把世界变糟的根本病因。所以我作为文学作者一直想去克服它，我始终带着对自身“男性性”的批判性视角去写小说。当然，我不是女性，所以很难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写女性的心情。但是，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描写一种不同于过去那种男性形象的男性。

林拳：前几天我给您发了一段视频，是一位北大的学生用AI让已故的父亲「复活」。

平野启一郎：是的，我看了。

我从前构思《本心》的“用AI把死去的母亲复活”这个设定时，就知道一定会有“这样做是不是错的”“让人不舒服”之类的种种反应。老实说我自己对此也存有疑问：这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呢？但我总觉得，人并不是在一切都齐备的状态下满足地活着，而是在不断失去某些东西、又用相似的东西去填补的过程中，活着的。

我写过一部小说叫《徒有形式的爱》，主人公是个使用义肢的女性，她因为交通事故失去了一条腿。当然这是谁都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但既然已经失去了，就只能使用义肢。在这种时候，如果一个被现实充分满足的人去说“那是假的”，我觉得这种态度本身不就是错的吗？

按这个思路想下去：当一个人因为父母去世而极度悲伤、想要慰藉自己的时候，例如他用AI把父母重现出来，而我自己父母还健在、处于一个被眷顾的位置上，却去否定他，对他说“那是假的、不是真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残酷的。

最初，我想把朔也和“AI母亲”的关系以完全肯定的方式书写，但写着写着，我开始去思考AI和人的区别。其中一点是，人是不断变化的存在。我们不断接触新信息，我们的母亲、父亲也每年都在变化，年纪增长，想法也会改变。而AI只能学习过去，无法像活人那样持续地变化。

人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即便母亲昨天说的话和今天说的话完全不同，我们还是会觉得“母亲就是母亲、是同一个人”；但AI如果昨天说一套今天说另一套，我们会立刻觉得“这玩意儿坏了”。所以，“在持续变化中依然保持同一性”是人的不可思议的魅力，而AI一旦变化就难以维持同一性——这是AI与人的差别。所以我觉得，人总有一天会对它感到厌倦。小说里也是这样写的：在心灵的伤痊愈以前，依赖这种存在或许是必要的，然而总有一天，人会慢慢从中“毕业”、不再需要它。

所以我现在很好奇，实际中那些和用AI重现的逝者生活在一起的人，这种关系能维持多久？他们会希望这种关系一直维持下去吗？还是会在某一天觉得“够了”？我不会去否定这件事，而且它也没有给谁带来麻烦。但是“人是否真能被它满足”可能无法一概而论。

林拳在《本心》里登场的一位小说家说作为小说家，必须变得善良”。对而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平野启一郎：这其实非常单纯。我写小说将近30年了，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是对于小说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小说当然可以是一种语言的实验，小说家可以去书写那些实现伟大成就的人物，也可以描绘社会百态等等各种丰富的内容。但如果在根本上对“人”缺乏温柔，那就不配称为文学。

林拳：在您看来，什么是“不温柔的小说”呢？

平野启一郎：在我这一代，日本社会被“自我责任论”深深灌输。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人是因为自己足够努力，不顺的人就是不努力、是懒惰、是该被批判的。我从小就反感这种风气。

每个人出身和成长的环境不同，人生中还有运气的好坏之分，不是说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的。我认为许多小说家其实明白这一点，可是一旦下笔，人物的命运就被过度归因于他们的“性格”。也就是说：“有魅力的角色”就会人生顺遂，“性格中有各种问题的角色”就过得不好。小说写着写着突然变得“自我责任论化”的情况非常多。但我认为，社会结构才是决定每个人是否“过得好”的更大因素。理解这一点，正是小说家对人的“温柔”。

所以，看到社会上正在受苦的人时，不把问题归到“那个人自身”，而是思考“是不是社会有问题”，这是“温柔”的第一步。

林拳：《本心》里处理了非常多社会议题，您在小说里始终保持了一种“不下判断”的态度，但您在X上的发言完全不是这样。在您看来，作为小说家的自己，与在X上作为KOL的自己，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呢？

平野启一郎：我认为文学的主题，就是那些悖论式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些无法断言“这边对、那边错”的事情，才能成为文学的主题。

反过来，对于那些能得出结论的问题，我会在X等社交媒体上明确表态。

林拳：作家通常给人一种以“隐身”来维护作品的独立性与神秘感的印象。相比之下，您为什么如此积极地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发声呢？

平野启一郎：我很喜欢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小说。当时的小说家，比如巴尔扎克，会出入社交场合，把自己的最新作品朗读给别人听，作家和读者的距离其实是很近的。但大众传媒发展以后，作家和读者的距离反而渐渐拉远，作家被神秘化。不过从20世纪后期至今，通过社交媒体，作家和读者再次拉近了距离，这反而像是回归了过去那种作家与读者之间近距离的关系。

另外坦白说，我大概就是那种喜欢在X上写各种东西的人，这不会给我造成压力，因为想写的东西本来就很多。还有一点是，在资本主义占主流、由金钱推动的世界里，小说家如果想去杂志或电视上宣传自己出了新书，是没有那个经费的。但有了互联网，就可以随时向那些对我的书感兴趣的人传递信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创作者来说，“在互联网上拥有并维护自己的发声平台”是这个时代必需的。

林拳：公开发言肯定会招来反对。您如何让它们不影响创作？

平野启一郎：最重要的方法是“不去看”。发声，但不看。当然，如果我确实说了非常错误的话，严重伤害了他人，那样的批评我认为应该认真接受。但如果是自己确信说得对的事情，对此而来的批评完全可以不放在心上。

另外，在日本，女性公开发声时，招致的攻击往往比男性受到的恶劣得多。因此，女性要在社会上发声需要比男性更多的勇气。我一方面是作为“作家”在发声，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对我反而是一种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