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是一个文明的概念。
1963年在陕西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内铸有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对宗小子进行训诰之语，内容包括武王克商及营建成周之事。铭文之中有“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李学勤《何尊新释》认为铭文所称“中国”即《尚书·召诰》中的“土中”，“意为天下的中心”，即“周人以为成周所在地区为天下之中，四方进贡道里均等。《逸周书·祭公》云‘尚皆以时中乂万国’，时代虽然略晚，涵义也是同样的”（《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何尊铭文是“中国”一词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材料之一。后人理解中国，亦多有此“居中治理天下”之意。
何尊铭文记周公营建洛邑，文中称“宅兹中国”，这四个字经常唤起我反复思考公元前1039年周公营建洛邑这一史实，思考三千多年前周人灭亡殷商后，花大力量修建洛邑的国家行为，意义究竟何在？
古代的中国：“王者必居天下之中”
《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语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孔氏传释云：“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国民矣，能远拓其界壤，则于先王之道遂大”“今王惟用德和悦先后天下迷愚之民，先后谓教训，所以悦先王受命之义”。孔颖达疏亦称：“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国民矣，周家之王若能为政用明德，以怀万国，远拓其疆界土壤，则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王须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悦而先后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悦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义。”从此注疏中不难推知后人理解“中国”，所领导的不仅仅是中央之国，更是“九州之中国民”。在这里，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一方面在地理上这是中央之国，有中央则有东南西北，有四面八方。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由四面八方环绕的中央之国；另一方面从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文明之国，与此相对的是“四夷”。与周边“四夷”相对称的“中国”，是一个文明的概念。
这里我们先要说中国的“中”。姜亮夫《“中”形形体及其语音演变之研究》一文认为卜辞之“中”，从造字来看，“○若口形者，即旂柄在日中时所投之正影。○者正象形，口者刀契所施，不无圭角也。盖古之造历者，候日晷之进退，以验阴阳消息之机。后世法渐密，则设水准绳墨，以度中晷。上古朴质，立木以为表，取表端日光之面，以定正昃。即于表上建旂，以为一族指挥之用，于事既便，理亦最简，此氏族社会之常例”（《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增刊）。冯时长于古文字研究，他在《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也指出甲骨文、金文“中”字的“字形来源于立表测影定时与聚众建旂旗的特殊活动，而立表与建旗又都体现着四方之中央的空间思想”。“宅兹中国”表达的正是利用测日影的手段确认的中央之国。《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至于周，自夜不能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雒、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周公建设洛邑，是因为这里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但之所以建都于此并居之以九鼎，更重要的文化原因是这里是“有夏之居”，这里能“定天保，依天室”，能够跟天做更好的沟通。
《逸周书·度邑解》是古籍中专门记载周公成洛的文件，其中直接提到周王“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提到他“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志我其恶，专从殷王纣，日夜劳来，定我于西土。”依据这些史料我们可知周公成洛本自周天子明命，是出自“定天保、依天室”的信念，期望“无远天室”，也就是说认为这里离天的中央最近。在此大地中心建都城，能够跟天保持最好的沟通的状态。而“有夏之居”则告诉我们这样的追求并非周人独创，而是上承于夏代。
寻找天下之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这“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观念里。扬雄《法言》：“或曰：‘孰为中国？’曰：‘……中于天地者为中国。’”《荀子·大略》：“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吕氏春秋》：“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中是王者之立宫而居祭祖祭天之地，称为中国是缘于那里“中于天地”。而“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是因为那里可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叙京都下》）。建都中央的重要性，一个层面是东南西北离你的距离都近，地理上方便“均统四方，以制万国”。更重要的一个层面是这里是“天下之和”“阴阳之正”。也就是说，确定“中国”的重点，在于将都城选址与宇宙秩序间建立关联。
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寻找“中”，就是寻找一个时空之中的标准点，这其中包含一种文化的设定。这一点战国清华简《保训》中也保留了相关的材料。《保训》里提到对“中”追求的传统，上追到舜耕于历丘之时。审视《保训》里的“中”，能够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明显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传世文献中，对于寻找“中”的这层文化意义多有记载。《尚书·召诰》记载：“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逸周书·作雒解》亦记载：“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一如《汉书·地理志》所称：“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中”在这里也不只是一个方位词，而是已经慢慢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
古代中国的时间：时空一体、律历同源
《论语·尧曰》云：“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作为思想观念的“中”是与“天之历数”密切相关的，这就涉及我们要讲的时间。
我们说寻找大地之中，为的是“定天保，依天室”。那么，什么是“天室”呢？古人通过认真观察发现星空无时无刻不在轮转，但北极星永远处北极而不动。这不动的北极星被看成是帝星，而围绕北极的紫微宫就是天室。古人又把星空分成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个星区，在每个星区找到了七个星座作为时间的标识，这就是二十八宿。他们又发现，“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鹖冠子·环流》）。北斗七星勺柄指向和季节变化这种相互对应关系被发现后，北斗七星更成了认识时间的重要工具。《淮南子·天文训》中，这样形象地表述北斗七星在十二时辰之间的运行：“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我们生活的时间，就在围绕北极星的天穹上运转。北极、北斗、二十八宿构成古代中国的星空秩序，这是时间的秩序，也是空间的秩序。而北斗七星在这个时空想象中拥有着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史记·天官书》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古代人就这样窥破浩渺星空的秘密，在星空中发现了时间。
让我们放下现代人的身段，回到那古老的年代，在金属还没有出现的时代，在文字还没有出现的时代，无论你是一个在北方种黍为生的人，抑或是一个在南方种稻的人，当你看懂头顶上的星空，是一个有北斗为芯、北斗七星为针，有二十八个刻度的巨大表盘，当你把天空上的时间读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否完全变了样子？夜晚你劳累了躺在庄稼地里，向天上一看，你就知道这一天大概是一年的哪个季节哪个月份，你的世界想象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在古代人那里，把握时间的规律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因为把握了时间人就可以逆知未来，知道什么时候刮风，什么时候下雨，大概推测出一年该何时播种，何时收获。农业生产需要靠天吃饭，能够预知未来时间的变化、季节的轮转，是跟族群的生命连在一起的，这是大知识。把握时间的规律也让中国古人认识到原来世界是按照一个轨迹在运行的，这轨迹就是天道。原来这个世界是按照一个规律变化的，这个规律就是天理。天道和天理赋予了中国古代文明理性的精神。理性，是中华文明最宝贵的文明基因，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深处的内核。
“方地为舆，圆天为盖”（宋玉《大言赋》），古人的世界想象是天圆地方。天盘有一个中心是北极星，那么方形的大地一定也有一个中心。古人在立竿见影观测太阳的过程中，找到了发现地中的方法。《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东汉郑玄注引郑众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周公建设洛邑，依据的应当就是夏至观察日影的原理。
对此进行的知识考古与还原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有一座“周公测景台”，台用石造，上立有表。这座测景台，被当地人称作“没影台”。测景台旁有一段说明文字：“夏至正午，表北之影长一尺五寸，正与石座北面上沿长度相等，所以看不出明暗差别，故俗称为‘没影台’。”河南话的“没影”，就是无影。按《通典·职官》载唐高宗仪凤年间，“太常博士、检校太史姚玄辩奏于阳城测影台，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测影有尺五寸，正与古法同”。今天我们看到这座“周公测景台”，应当就是沿着同一思路在开元年间建立的。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命题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形成过程中，时间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古人以观象授时为文明根基，通过日影、方位、星象、物候确定年度时序并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他们的世界里，时间秩序并非纯粹的自然现象。在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中，阴阳二气升降变化，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环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具有根本规范性，内含于其中的数字秩序是具有神圣性的。我们以观察星空和大自然物象变化为依据编写的历法，是中国古代时间体系的目视秩序，律吕是其听觉秩序，礼乐是其行为秩序，依据律而确定的度量衡，则是其物化秩序。时空一体、律历同源、法天立度、礼承天序，这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深层结构，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与骨干。
中国古代世界：沟通天地造化，礼承天序
“道通六合有形外，石蕴阴阳无影中。”
凭借观测日影的知识，古代人将天空上的秩序和人间的秩序连接到一起。有了大地的中心，就有了中岳嵩山；有了中岳嵩山，就有了五岳和四渎。有了大地的中心就有了中州，就有了围绕中州的九州。有了九州就有了分野，星空的一部分和大地的一部分之间就有了联系。“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运转所指，随二十四气，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国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为七政。”《尚书纬》用最简洁精当的话语，为我们描绘出了这个以北极星为中心合天地人为一体的世界的运行秩序。
在这一整套沟通天地的时间文化建构中，气与阴阳是最核心的概念。《庄子》云：“通天下一气耳。”这一气分为阴气与阳气，循环而成一年。今天很多人都已经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是阴阳也是一个时间的量词。我们熟悉的时间量词，比如一日、一月、一季、一年。但古代还有一个量词，我们现在慢慢把它忘了，就是在季节和年之间的阴阳。一年中阳是春天和夏天，一月到六月是阳；阴是秋天和冬天，七月到十二月是阴。所以阴阳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所以“阴阳之正”是时间，“均统四方”是空间，一个“控天下之和”的都城，是将宇宙时间的秩序、人间的秩序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在古人的世界里，身居“中国”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它是一整套文化。拥有这文化的是夏，因为传说中最早立天下之中的是夏之始祖大禹。《说文解字》说：“夏，中国之人也。”居于天地中央的，是华夏之人，中国之人。这个中国以文化与周边相区别。《左传》讲：“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唐孔颖达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左传》还讲：“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之秩序。用《战国策》公子成的话称美：“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用诗人们的吟唱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民劳》）这是骄傲的中国，汉代《盐铁论》云：“夫中国天下腹心，贤士之所总，礼义之所集，财用之所殖也。”这个中国的成员不以血缘划线，而以文化划线。《孟子·滕文公上》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陈良是楚国人，但喜欢周公、孔夫子的学问，他到中国来学习，水平出众到北方学者没有比他更好的，他就是豪杰之士，是个杰出的人。这些文献告诉我们那时候人们心里对于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对于中国的文化是充满一种强烈的优越感的。
说到中国文明，我们会想到这个文明一系列鲜明特质：农耕生产基础上的天人合一，大一统式的整体关联思维方式，崇尚和谐、中庸、包容的文化精神，以人伦为本的家国同构，注重礼乐教化、强调统一与秩序并在文化上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问题在于，这样一整套沟通天地造化与礼乐秩序的文化传统，其核心结构历史上是怎样建构起来的？我认为，答案就在于时间，是时间在这一文化传统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最为核心的结构性作用。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最大的贡献在于为中国文明这一流传久远、影响巨大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提供了一套根本性图式构架。在此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中国古代世界，其文明精神上接远古，下启万世，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公元前1039年周公姬旦营建洛邑，营建的不只是一座都城。以一整套沟通天地人于一体的思想为背景，他营建的还是一个神圣的文化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就叫中国。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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