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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门，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缓缓打开。
走出来的这个人，头发已经花白，身形清瘦，穿着一件洗了不知多少遍的旧长衫。
他站在门口，停了片刻，没有说话。
狱卒在他身后喊了一句："陈独秀，可以走了。"
他没有回头，抬脚迈出了那道门槛。
这一天是1937年8月，距离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刚刚过去了不到一个月。
远处偶尔传来的闷响，是炮声，是从卢沟桥方向一路蔓延过来的战火气息。
这个走出监狱的人，叫陈独秀。
1879年10月9日，他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
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思想阵地之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虽未能出席，却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成为党早期历史上的核心人物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的政治生涯遭受重创。
1929年，他被开除党籍。
1932年10月，他在上海法租界被国民政府逮捕，以"危害民国罪"判处13年有期徒刑，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五年后，他走了出来。
迎接他的不是掌声，不是鲜花，而是一片烽火连天的乱世，和一个所有人都来不及喘息的时代。
很多人以为，这个年近六旬、饱经风霜的老人，出狱之后会选择沉默，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把自己剩余的时光悄悄地过完。
然而，他接下来的举动，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没有料到。
出狱后不久，陈独秀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请，要求回归党内，愿赴延安参加抗日工作。
这一消息传到延安，在党内高层引发了一场持续数月、争论激烈的讨论，而最终从延安传回来的那个答复，更是让所有知情者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1】五年牢狱，铁窗之内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1937年8月，南京老虎桥监狱门口。
陈独秀走出来的时候，在门外等候的，是他的几位老友。
其中一人，见他出来，快步迎上去，握住他的手，声音有些哽咽，说："仲甫，你总算出来了。"
陈独秀看了看他，没有太多表情，只说了一句："外面打起来了。"
那人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说："是，卢沟桥，七月七号。"
陈独秀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说："我要去武汉。"
这句话没有任何铺垫，没有任何寒暄，就这样直接说了出来。在场的人互相看了看，谁都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跟着他，往前走。
回到临时住处之后，陈独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洗漱，不是休息，而是坐下来，翻看这五年间积累下来的报纸和文件。
他在狱中虽然与外界的联系受到严格限制，但对时局的关注从未停歇。
出狱之后，他迫切地想要把这五年间发生的事情，一件件重新梳理清楚。
要理解他出狱后的这种迫切，就必须回到更早的时候，去看看他是怎么走进那扇铁门的。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国民政府的特务秘密逮捕。
逮捕的消息传出之后，在各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彼时的陈独秀，虽然已经在政治上极度边缘化，但他在知识界和进步人士中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他政治地位的下降而完全消退。
他的被捕，让许多人感到震惊，也让许多人感到惋惜。
被捕之后，他被迅速移交至国民政府，随即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
国民政府对这个案子，显然有着自己的政治考量。
一方面，陈独秀的被捕，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一张重要的政治牌；另一方面，如何处置这个人，同样需要相当的政治智慧。
1933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理陈独秀案。
开庭那天，法庭内外聚集了大量旁听者。
陈独秀在法庭上的表现，让许多在场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法官面前，没有认罪，没有求饶，言辞清晰，立场鲜明，对于检察官提出的各项指控，逐一进行了有条理的反驳和陈述。
有人在旁听结束后，将自己的感受写了下来，说，陈独秀在法庭上的气度，让人想到了他当年在北大讲坛上的样子，那种清醒和笃定，没有因为身陷囹圄而消失半分。
法院最终以"危害民国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3年。
判决宣读完毕，他从容地被押送回狱中。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窗之内，陈独秀开始了一段极为特殊的岁月。
监狱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消磨。
狭小的空间，有限的光线，单调的日复一日，这些对一个习惯于在广阔天地间驰骋思想的人来说，是一种格外沉重的压制。
但陈独秀在狱中，并没有因此沉沦。
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开始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长期有所涉猎却始终没有时间系统深入的一个领域——中国古文字学。
他在狱中潜心研究先秦文字，翻阅古籍，整理笔记，撰写了大量研究手稿。
这些手稿，后来被整理为《小学识字教本》一书，成为他晚年留给学术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与此同时，狱中的陈独秀，始终没有切断与外部世界的精神联系。
他通过各种有限的渠道，持续关注着国内外的时局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东北大地，这个消息传到狱中，让他坐立不安，彻夜难眠。
他在狱中写下的文字里，对日本侵略的愤慨，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字字清晰，溢于言表。
在狱中，也有来自外部的各种声音和压力。
有一次，一位通过某种渠道与他取得联系的中间人，带来了一个建议，说某位有影响力的人士愿意居中斡旋，只要陈独秀愿意以书面形式作出一个简短的认罪声明，出狱的事情可以提前安排。
陈独秀听完，沉了很久，然后说："告诉他们，不用了。"
那个中间人有些着急，追问道："仲甫，你难道不想早日出去？"
陈独秀停顿了片刻，说："出去是要出去的，但不能用那种方式出去。认罪，我得认自己真正犯了的罪，不是别人替我编好的罪。"
这件事，就此翻篇，再无下文。
类似的劝说，在他的狱中岁月里，出现了不止一次。
胡适等老友也曾通过各种方式传递消息，劝他适当妥协，以便早日走出那道铁门。
陈独秀对这些善意的建议，始终持相同的态度——感谢，但拒绝。
他不是一个不知道变通的人，但他有自己的底线，那条底线，在任何压力面前，都没有移动过哪怕一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完成了第二次合作。
在这一政治大背景下，国民政府宣布对一批政治犯予以释放，陈独秀在名单之列。
1937年8月，他提前刑满，走出了老虎桥监狱的大门。
走出那道门的那一刻，他心里装着的，不是这五年的委屈和憋闷，不是那些来不及算清的旧账，而是那一声从北方传来的炮响，和一个已经燃起漫天战火的国家。
他说，他要去武汉。
而武汉，也即将成为他人生中最后一段重要岁月的起点，成为他与延安之间那段充满变数的历史往来的真正开端。
【2】出狱之后的武汉岁月，他四处奔走只为一件事
1937年8月下旬，陈独秀抵达武汉。
那时候的武汉，是一座被战争的气息深深笼罩着的城市。
随着华北战局的迅速恶化，随着上海战事的全面打响，大批机关、学校、文化团体、报刊媒体纷纷向内地转移，武汉成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人员汇聚中心之一。
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从北方和上海撤下来的人，到处都是热烈的讨论声，到处都是关于前线战况的最新消息。
每隔几天，就会有新的战报传来，每隔几天，局势就会发生新的变化。
陈独秀住在武汉一处简陋的居所里，房间不大，家具简单。
他出狱时几乎身无长物，在武汉的生活，主要靠为报刊撰写文章获取稿费，以及老朋友们的接济维持。
尽管生活拮据，但每天进出他这间小屋的人，却并不少。
出狱之后，陈独秀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引发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关注。
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拜访，有人托朋友转达问候，也有人带着各种各样的期待，想知道这个经历了五年牢狱的老人，出来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
有一天，一位与他相识多年的旧友登门拜访，两人寒暄了几句，那位旧友便问道："仲甫，你出来之后，打算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安排？"
陈独秀放下茶杯，说："我想去延安。"
旧友愣了一下，随即说："你……这事不简单。你和那边的关系，现在是个什么状况，你心里比我清楚。"
陈独秀点了点头，说："我清楚。但现在是什么时候，日本人已经打到卢沟桥了，这个时候，那些旧账该放一放的，就应该放一放。"
旧友沉默了片刻，说："你打算通过什么渠道联系？"
陈独秀说："武汉这边有办事处，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件事。"
这段对话，发生在陈独秀抵达武汉后不久的某天下午。
彼时，中共在武汉设有公开的办事机构，与各界人士保持着广泛联系。
陈独秀开始通过老朋友和可靠的渠道，就自己希望回归党内、参与抗日工作一事，进行逐步的接触和沟通。
与此同时，他在武汉的写作，从没有停下来。
他在武汉期间，陆续在多家报刊发表文章，公开表明对抗日战争的坚定支持态度。
他的文章立场鲜明，措辞清晰，没有任何含糊或回避。
他写道，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无论自己目前的处境如何，在抗日这件事上，他只有一个立场，那就是坚决支持，义无反顾。
这些文章发表之后，在武汉的知识界引发了相当的关注。
有人读了他的文章，专程登门表达敬意。一位年轻的读者来访，见到他之后，诚恳地说："陈先生，您这些文章写得很好，我们年轻人读了，很受鼓舞。"
陈独秀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说："鼓舞什么，这是应该说的话，不说才是问题。你们年轻人，该上前线的去前线，该在后方做事的好好做事，这才是正经的。"
那个年轻人走后，陈独秀继续坐在桌边，低头写稿。
有一天，另一位朋友来看他，见他伏案写字，便在旁边坐下等着。
等他停笔，那位朋友说："仲甫，延安那边，有消息了吗？"
陈独秀放下笔，说："还没有。你帮我打听一下。"
朋友点了点头，说："我尽力，但我觉得，这件事恐怕没那么容易。"
陈独秀说："我知道不容易。但不容易，也要去做。"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状态：写文章、见朋友、托渠道，所有的事情，都在围绕着同一个核心在转。
他想回去。
他想以一种有用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中去，而不是在一处偏僻的角落里，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着这场战争在自己眼前展开。
1937年9月，经由可靠的中间人渠道，陈独秀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书面申请，明确表达了希望回归党内、愿赴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的意愿。
这份申请，辗转送达延安之后，引发的反应，远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复杂。
延安方面，围绕陈独秀申请回归这件事，展开了一场历时数月的内部讨论，而这场讨论的复杂程度，也远超出了陈独秀本人的预料。
那场讨论究竟争到了哪一步，最终又形成了怎样的结论，这些内容，将在下一节中详细呈现。
【3】延安那场讨论，从何而起，又争到了哪一步
1937年9月，陈独秀申请回归的消息传入延安，党内高层随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认真而持久的讨论。
要理解这场讨论为何如此复杂，就必须先弄清楚陈独秀身上究竟背负着哪几顶无法回避的"历史标签"，以及这些标签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消息传进延安的那一天，某处院落里，几位参与讨论此事的人，围坐在一起，开始了第一轮碰商。
其中一人率先开口，说："仲甫这个人，你们都是知道的。建党那些年，他出的力气，不比任何人少。这是事实，不能一笔抹掉。"
另一人接过话头，说："建党的事，大家都承认。但1927年的事，你也不能不提。那一次，损失有多大，在座的人都清楚。这个账，不是说一句'他有贡献'就能过去的。"
第一个人说："但他现在是要来抗日的，不是来重提旧账的。"
那人摇了摇头，说："抗日是抗日，历史问题是历史问题，这两件事不能混在一起讲。他回来之前，历史上的那些问题，必须先说清楚。"
这时，另一个人说："还有托派的事。这顶帽子，不是几句话就能摘掉的。他回来，这个怎么处理？"
"托派"两个字，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片刻。
这两个字，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
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之后，开始与托洛茨基主义人士有所接触和往来。
这段历史，使他在党内和共产国际的叙述框架内，背上了"托派"的标签。
而在那个年代，共产国际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已经相当严厉，这顶帽子，不是轻描淡写一句话就能处理掉的。
过了一会儿，一位年长的人开口，说："我的看法是，这件事不能急，要慎重。仲甫在外面的影响还在，处理好了，对抗战大局有利；处理不好，反而会节外生枝。我们可以同意他回来，但条件必须谈清楚。"
"什么条件？"有人问。
"这个，还要再议。"
这场讨论，没有在一天之内结束。
在此后的数月间，围绕陈独秀申请回归这一问题，延安高层进行了多轮的讨论和权衡。
支持他回归的声音，在讨论中始终存在。这部分人的核心理由是：陈独秀是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历史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他出狱之后公开发文支持抗日，说明他在大方向上与党的立场是一致的。
在全面抗战的紧要关头，国共合作刚刚形成，各方力量正在凝聚之中，若能妥善处理他的回归问题，对于进一步团结爱国人士、壮大抗日统一战线，不无裨益。
持保留意见的声音，同样清晰而有力。这部分人的逻辑是：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是党内有明确定论的问题，不能因为陈独秀愿意回来就悄无声息地绕过去；"托派"问题在政治上的含义极为敏感，若不以公开、明确的方式加以处理，他的回归将在党内和共产国际层面引发更多的争议，而不是减少麻烦；陈独秀这个人，长期以来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他回到延安之后，如何与党内现有的路线和纪律框架相处，同样是一个需要认真考量的现实问题。
两种声音，在延安的讨论中反复交锋，持续碰撞，谁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压倒对方。
有一天，一位参与讨论的人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能只看他现在说什么，还要看他过去做了什么，更要想清楚他回来之后会做什么。这三件事，想明白了，才能决定这个人能不能接回来，以什么方式接回来。"
这段话，把讨论引向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关于"他过去做了什么"，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历史事件，以及他此后与托洛茨基主义人士的往来。
关于"他回来之后会做什么"，是他那套独立的政治判断和思想体系，会不会在延安引发新的麻烦和争议。
把这两个问题想清楚，才是这场讨论真正的核心所在。
1937年底至1938年初前后，经过数月的反复讨论，中共中央就陈独秀回归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立场：同意他回归，但提出若干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
这些条件，通过可靠的中间人渠道，被秘密传递给了当时仍在武汉活动的陈独秀。
传递条件的那一天，武汉的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中间人将那张纸递到陈独秀手里，说："仲甫先生，延安那边的意思都在上面了，您看一下。"
陈独秀接过来，坐在窗边，逐字逐句，仔细读了一遍。读完，他把纸叠好，放在桌上，久久没有说话。
中间人等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地开口问："仲甫先生，您看……"
陈独秀抬起头，说："让我想想。"
那几天，他关起门，一个人在屋子里待着，门缝里透出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
他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
但他最终想出的那个答案，即将改变他此后人生最后几年的全部走向，也即将在那段历史上，留下一个沉甸甸的、无法抹去的印记。
1938年初，武汉，陈独秀的居所。
那几天的天气一直不好，阴云压着城市，偶尔飘几滴细雨。
中间人再次登门，专程来等他的回复。
两人在简陋的房间里对坐，桌上放着两杯茶，热气慢慢散去，谁都没有先开口。
过了一会儿，中间人说："仲甫先生，延安那边一直在等消息。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陈独秀从桌上拿起那张纸，重新展开，看了一遍，然后将它放下，缓缓开口，说："这些条件，我没有办法答应。"
中间人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说："仲甫先生，您再好好想想，现在局势这么紧，您只要点了这个头，延安那边的事就都好说了。"
陈独秀摇了摇头，说："我可以抗日，可以支持统一战线，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一直都是这个立场。但这里面有几句话，我说不出口。不是因为不想回去，而是因为那些话，我说了，是假的。"
中间人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仲甫先生，您现在的处境，您自己也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
陈独秀抬起手，打断了他，说："我知道我的处境。但有些事，处境再难，也不能改变。"
中间人最终叹了口气，起身告辞。
走到门口，他回过头，看了陈独秀一眼，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转身离开了。
这一次对话，是陈独秀与延安之间最后一次实质性的往来。
中间人离开武汉之后，将这个回复带回了延安，而延安那边收到消息之后，关于陈独秀回归一事，再也没有任何后续的推进。
那扇通往延安的门，就这样永久地关上了。
而他始终没有答应的那三个条件，究竟写了什么，让他宁可放弃这最后一次回归的机会，也不愿开口说一个"好"字——这一切，连同他此后在四川江津所度过的最后几年岁月，都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一页一页地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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