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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贵州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王家烈回忆录》、《民国贵州通史》、百度百科"王家烈"词条、百度百科"遵义会议"词条、《中华民国史》相关章节
1935年4月的贵阳，空气里带着西南山地特有的潮湿和寒意。
城郊的停机坪上，一架专机正在做起飞准备，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四周的山谷里来回回荡。
螺旋桨卷起的气浪把地面的沙尘吹得乱飞，站在旁边的人都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
王家烈站在舷梯旁，穿着一身军装，怀里揣着蒋介石刚刚赏下来的5000块银元。
他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从一个桐梓县出来的穷小子，一路打到了省主席的位子上，把整个贵州的山山水水都攥在手里，当了将近三年的"贵州王"。
然而在这个春天的早晨，他就要离开了。
身后是他熟悉的贵阳城，熟悉的山，熟悉的路，还有那些跟了他多年的老部下；身前是那架发动机还在轰鸣的飞机，以及蒋介石让他"外出散心"的安排。
王家烈踏上舷梯，一步一步走进了机舱。
飞机滑行、加速，轮子离开了地面，贵阳城的轮廓在舷窗里越来越小，最后被云层彻底淹没。
而地面上，蒋介石已经转过身，快步走回了行营的办公室，在另一张纸上稳稳地落下了笔。
这道命令，没有写王家烈三个字，却把他在贵州二十年的一切，全部画上了终止符，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就连王家烈自己，也没能看清楚那张棋盘上每一颗棋子的走向……
【一】桐梓出来的"黔军少帅"
要把王家烈这个人说清楚，得先把贵州这块地方摆出来讲一讲。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四面都是山，出省的路条条都难走。
有一句老话在贵州流传了几百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话不是夸张，是贵州地理和经济条件的如实描述。
山地把整个省份切割得支离破碎，耕地稀少，交通极度不便，外省的资金和商品很难大规模流入，本地的物资也很难流出去。
正是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为地方势力长期盘踞提供了客观条件。
民国以来，贵州的政治格局一直是地方军阀轮番上场，换人走马灯一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坐到省里那把椅子上的，几乎从来都是贵州本地人。外省势力想往贵州伸手，光是那几条山路就能把人拦在门外。
在贵州本地的政治势力里，有一个群体格外显眼，叫做"桐梓系"。
桐梓，是贵州北部的一个县，地处川黔交界处，山高路险，民风剽悍。
这个地方出了一批能打仗、会做事的人，从民国初年开始就在贵州军政两界占据重要位置，形成了以地域为纽带的政治群体，史称"桐梓系"或"黔军桐梓派"。
王家烈，1893年出生于桐梓县，是"桐梓系"里最终爬到最高位置的人。
他的早年经历，在那个年代的军人里相当典型。
家境一般，读书不多，年轻时选择投身军旅，跟着贵州本地的军队一步一步干起来。
民国年间，贵州军政舞台上走马灯一样换人，每次权力更替都是一次重新洗牌，有的人在洗牌中出局，有的人在洗牌中上位。王家烈属于后者。
他在黔军里先后跟随过多个派系，逐步积累了自己的班底和资源。
1920年代，他在贵州军界的地位逐渐稳固，在几次关键的军事和政治博弈中站对了位置，一步步走向了前台。
1929年，王家烈在贵州军政格局的一次重大洗牌中脱颖而出，开始掌握实质性的军事力量。
1932年，他正式出任国民政府贵州省主席，同时兼任第25军军长，把贵州的军权和政权全部握在了手里。
这一年，他39岁。
坐上省主席的位子之后，王家烈做的第一件事，是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桐梓系"的人马被安排进了省政府、各地县衙和军队的各个层级，形成了一个以王家烈为核心的利益网络。
这套网络覆盖了贵州的军政各界，外人想插手进来，就得先过这道关。
王家烈主政期间，贵州的财政来源相当有限。
由于交通闭塞，工商业发展极为滞后，省级财政长期依赖农业税收和部分特殊产品的税收。
鸦片种植在当时的贵州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这不是贵州独有的现象，西南各省普遍存在，是那个时代特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
在军事方面，王家烈维持着一支规模不小但战斗力有限的黔军队伍。
这支军队的装备水平和训练程度，在全国各路军队里处于中下游，缺枪少炮、粮饷不足是常态。
但人数摆在那里，省内没有哪股力量能挑战王家烈的地位。
跟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王家烈维持着一种表面归顺、实则独立的状态。
该上报的上报，该缴纳的缴纳，但具体怎么治理贵州，主要还是王家烈自己说了算。
南京方面对西南各省一直有心加强管辖，但鞭长莫及，也只能维持这种半独立的状态。
就这样，王家烈在贵州的山头上当了将近三年的"土皇帝"，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也算稳当。
直到1934年秋天，一件大事打破了这种相对平静的局面。
【二】红军入黔，黔军的溃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
这支队伍一路向西，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几道封锁线，代价惨重。
尤其是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在湘江两岸展开了长征途中规模最大、损失最惨烈的一场恶战。
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兵力从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折损过半。
但这支队伍并没有停下来。
1934年12月，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先头部队攻打黎平。
黎平，位于贵州东南部，是红军进入贵州后遭遇的第一个重要据点。
驻守黎平的是黔军的部队，双方交手的结果，让王家烈大跌眼镜——黔军根本挡不住，黎平很快失守。
这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红军进入贵州之后，在一系列交战中，黔军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装备落后、训练不足、士气不振，这些问题在实战中被放大到了极致。
相比之下，中央红军虽然刚刚经历了湘江的惨败，元气大伤，但这支队伍的战斗意志和基层战术素养，仍然远非黔军可以比拟。
黎平丢失之后，红军继续向西北方向推进，沿途的黔军据点一个接一个地失守。
王家烈一面向南京告急求援，一面调兵遣将试图堵住缺口，但效果极为有限。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
遵义是贵州北部最重要的城市，也是贵州省内仅次于贵阳的第二大城市，地处川黔交通要道，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这座城市在红军手里前后控制了约半个月时间。
正是在遵义驻留期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这次会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不需要在这里展开，但有一点值得一提：遵义会议能够召开，客观上是因为红军在遵义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立足点，而这个立足点，是黔军失守换来的。
遵义失守的消息传到贵阳，王家烈的处境急转直下。
南京那边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来，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要求王家烈立即组织反攻，收复遵义，消灭红军。
王家烈当然知道这些要求意味着什么，但他手里的那点家底，硬顶上去能有什么结果，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问题还不止于此。
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开始了在贵州境内大范围的运动作战阶段，史称"四渡赤水"。
从1935年1月下旬到1935年3月下旬，红军在赤水河流域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渡河行动，穿插于川黔滇三省之间，神出鬼没，把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搞得焦头烂额。
四渡赤水期间，黔军被打得七零八落。
1935年2月下旬，红军三渡赤水之后，再次挺进黔北，二占遵义，在娄山关与黔军及中央军展开了一场激战。
娄山关战斗，黔军损失惨重，中央军也付出了相当代价，但红军最终突破了防线，再度占领遵义。
这一系列军事上的挫败，把王家烈最后的一点政治资本也消耗殆尽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协助剿共"为由，把中央军派进了贵州。
薛岳率领的部队从湖南方向进入贵州，另有其他中央军部队从不同方向陆续进入贵州境内，加上已经在贵州活动的部分滇军、川军，贵州一时间成了各路人马汇聚的地方。
名义上，这些军队都是来"帮忙"的，帮着王家烈一起对付红军。
但谁都知道，中央军进来了之后，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三】中央军进黔，王家烈的棋局开始乱了
薛岳的部队进入贵州，是从1934年底开始的。
薛岳，广东人，黄埔系将领，是国民党军中公认的善战之将。
他率领的追击部队一路从湖南追进贵州，名义上是追击红军，但行军的路线和驻扎的位置，却把贵州的战略要点一一覆盖了。
王家烈心里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他能做什么呢？
他试图通过一些方式维护自己对贵州的主导权，比如在军事部署上坚持本省军队的独立指挥权，在地方行政上抵制中央派驻人员的干预。
但随着中央军在贵州的驻扎越来越深，他的这些努力越来越像是螳臂当车。
薛岳的部队在贵州的军事行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黔军的配合角色却越来越边缘。
在一些重要的军事决策上，薛岳直接向南京报告，绕开了王家烈这一层。
这种越级汇报的情况，在地方军阀的体系里是相当严重的信号——这意味着中央已经不把王家烈当作贵州军事行动的主导者来对待了。
1935年初，贵州境内的局势愈发复杂。
红军在赤水河一带来回穿插，黔军疲于应付；中央军在一旁虎视眈眈，名曰配合，实则另有盘算；南京方面对王家烈的不满情绪通过各种渠道传达过来，语气越来越重。
就在这个时候，四渡赤水打响了。
四渡赤水的整个过程里，黔军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红军在贵州境内的高机动性，把黔军的防御体系打得千疮百孔。
一个连一个地方被打穿，一支又一支部队被迫转移，王家烈坐在贵阳城里，看着前线发回来的战报，眉头一天比一天皱得深。
更让他焦虑的，是中央军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举一动。
薛岳的部队在"围剿"红军的同时，也在贵州各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兵站、补给线和情报网络。
这套体系的建立，意味着中央军在贵州已经有了独立运作的能力，不再需要依靠王家烈的地方资源来维持。
换句话说，就算哪天王家烈不在了，中央军照样可以在贵州驻扎和行动。
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1935年3月，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向南挺进，佯攻贵阳，随后迅速转向西南，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这一系列机动的结果，是红军成功甩开了追兵，为随后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创造了条件。
对王家烈来说，红军离开贵州，并不意味着他的压力减轻了——事实上，随着军事上的紧迫性下降，政治上的变局反而来得更快了。
红军在贵州境内折腾了这么久，黔军的表现如此糟糕，这笔账，南京方面迟早要算。
1935年4月，蒋介石亲赴贵阳的消息传开了。
1935年4月，蒋介石乘专机抵达贵阳，在当地设立行营，亲自坐镇西南。
从他落地贵阳的那一刻开始，整个贵阳城的政治气压就明显变了。
行营里每天进进出出的人，既有追着红军一路打进来的中央军将领，也有贵州本地的军政人员，还有从南京专程赶来的幕僚和官员。
这种阵仗，不像是单纯来督战的。
王家烈在这段时间里数次被召见，每一次谈话，气氛都比上一次更沉。
他知道局势已经到了关键节点，也知道中央对他的耐心已经所剩无几，但他到底能走到哪一步，心里并没有底。
4月下旬，王家烈被告知，交出手中的军政职务，乘专机离开贵阳，蒋介石亲自赏赐5000块银元，算是路费，也算是体面。
王家烈登上了那架专机，飞机爬升，贵阳消失在了云层之下。
而就在那架飞机还没飞出贵州上空的时候，行营的办公室里已经传出了第二道命令——这道命令的内容，将彻底改写贵州接下来的历史走向，也将让所有还对局势抱有幻想的人，彻底看清楚这盘棋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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