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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夏天，河北肃宁县城的城门楼上，挂着两颗人头。
绳子系在城楼的木柱上，日晒雨淋，风一吹就轻轻晃动。
日军特意挑了城门正上方最显眼的位置，每一个进出县城的百姓，抬起眼睛就能看见。
就这样挂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初夏的暑气熬过去了，秋风吹起来了，那两颗首级依旧悬在那里，始终没有人来取下。
这两颗首级的主人，一个叫常德善，一个叫王远音。
他们是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在1942年5月日军"五一大扫荡"期间，于肃宁县王庄村一带的突围战中相继牺牲，一个三十二岁，一个三十三岁。
日军把两人的首级悬于城楼之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举动。
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让整个冀中平原上还在坚持的人彻底看清楚形势，从此偃旗息鼓，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事情的走向，完全出乎了日军的预料。
【一】冀中平原，一块难以下咽的土地
要理解1942年那场扫荡的来龙去脉，得先说说冀中平原在整个抗战格局里的位置。
冀中，是河北省中部地区的简称。
大致范围东至沧州一线，西抵保定以东，北起北京以南，南到石家庄附近，是一片面积极大的华北平原腹地。
这里地势平坦，几乎没有任何山地，一眼望去，农田连着农田，村庄连着村庄，棉花、高粱、小麦一茬接着一茬。
滹沱河、子牙河等几条水系从中穿过，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沟渠和支流，把平原切割成了无数大小不等的水田和旱地。
从历史的角度看，冀中平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里不仅人口稠密、粮食产量高，更是连通华北南北的交通要道。
控制了冀中，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华北腹地的粮食供给和人力资源。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沿铁路线快速向南推进。
北平在7月底失守，天津紧随其后，保定、石家庄相继沦陷。
日军的推进速度极快，但同样快速暴露出来的，是其兵力的严重不足。
占领一座城市需要兵力，守住一条铁路线需要兵力，维持一个县城的秩序需要兵力，全都加在一起，日军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有效控制广大的农村地区。
大量乡村陷入了权力的真空，既没有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也没有足够的日军驻扎。
正是在这样的空隙里，八路军的工作队钻了进来。
1938年初，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的吕正操率部挺进冀中，开始系统地建立抗日根据地。
彼时冀中的条件极为恶劣：没有山地可以依托，没有险关可以扼守，地形上几乎没有任何对游击战有利的优势。
按照传统的军事眼光来看，这里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块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但吕正操带着工作队进村之后，很快发现了另一种可能性。
冀中的农民，在日军占领初期就亲眼目睹了烧杀抢掠。
日军所到之处，粮食被抢，牲畜被杀，房屋被焚，年轻人被抓去当劳工。
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把冀中的农村变成了一块随时可能爆发的火药桶。
工作队进村宣传、组织，遇到的阻力远比预想的小，来自农民的支持远比预想的大。
民兵组织在一个接一个的村子里建立起来。最开始只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拿着土枪和大刀，承担村子周围的警戒任务。
后来逐渐扩展，村与村之间建立联络，形成了一个覆盖范围极广的情报和民兵网络。
与此同时，一项改变了整个冀中抗战格局的工程也在悄悄展开——地道的挖掘。
最初，挖地道的想法非常朴素：在自家院子里挖一个地窖，藏粮食，躲避日军的搜查。
这种做法在冀中农村有着悠久的传统，土质适合挖掘，地下水位也不算高，操作起来并不困难。
后来，工作队开始引导各村把自家的地窖连通，形成村内的地道网络。
再后来，村子之间的地道也打通了，地道从民居延伸到猪圈、牛棚，延伸到村外的田间地头，延伸到相邻的村庄。
地道里可以藏人，可以藏物资，可以传递情报，地道的出入口设计得极为隐蔽，有的藏在磨盘下面，有的藏在灶台后面，有的藏在水井里。
日军几次进村搜查，在地面上扑了个空，人不见了，粮食不见了，武器也不见了，气急败坏地烧了几间房子走了。
但藏在地道里的人，一点事也没有。
到1940年前后，冀中根据地已经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
冀中军区所辖范围内的人口合计约800万，地方武装和民兵总数据史料估计超过数十万。
兵员、粮食、药品、情报，源源不断地向整个华北的抗日力量输送。
从某种意义上说，冀中是华北抗战最重要的后方基地之一。
这块地方，日军当然不肯放过。
从1939年起，针对冀中根据地的扫荡就没有停止过。
1939年秋，大规模扫荡一次；1940年，多次；1941年，更是一波接着一波。但每一次扫荡，都没能从根本上动摇冀中根据地的存在。
伤亡是有的，损失是有的，但组织没有垮，民心没有散，每次扫荡过后，根据地总能在一段时间内重新站稳脚跟。
这种屡打不倒的韧性，让日军越来越感到棘手。
1941年底，刚刚接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职务的冈村宁次，把摧毁冀中根据地列为1942年的首要任务。
他的判断是，此前对冀中的历次扫荡之所以效果有限，根本原因在于兵力不够集中、时间不够持续、打击不够彻底。下一次，必须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在正式发动大规模扫荡之前，冈村宁次先推行了一项被称为"囚笼战术"的持续性压制手段。
所谓"囚笼战术"，核心是用公路、铁路和沿路密布的据点，把冀中根据地切割成一个个相互隔绝的小格子。
每修一条公路，就等于在根据地的身上划了一道口子。
每建一个据点，就等于在某条联络线上安了一个钉子。
这些公路和据点相互呼应，形成了一张越来越密的网，把根据地里各区域之间的联系切断，让八路军的部队和物资很难大范围流动。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在冀中大规模展开这项工程。
到1942年初，据点总数已经超过1700个，公路总长达到1.5万余里。
这个密度，意味着在冀中的很多地方，两个日军据点之间的距离不过数里，骑马或者骑自行车，一会儿就能赶到。
这张网，把冀中平原罩得越来越紧。但即便如此，冀中根据地依然没有被压垮。据点之间的空隙里，八路军的活动从未停止。
日军深知，只靠"囚笼战术"，是无法彻底解决冀中问题的，必须用一次大规模的集中打击，才能完成最终的任务。
于是，"五一大扫荡"的计划，在1941年冬天开始成形。
【二】"铁壁合围"，一张史无前例的大网
1942年4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各部队开始秘密向冀中周边集结。
这一次的兵力调集，规模之大是冀中抗战史上前所未有的。
根据史料记载，参与此次扫荡的日伪军总兵力约五万余人，分成多个独立的作战集团，分别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向冀中腹地推进。
步兵是主力，骑兵负责快速机动，炮兵提供火力支援，还有飞机在空中进行侦察和轰炸。
整个部署的核心思路，被称为"铁壁合围"。
铁壁合围的具体打法，是把参战部队像梳子的齿一样排列开来，从根据地的外围向中心推进。
每一列"梳齿"之间保持一定的间距，确保推进过程中不留空白地带。
每个作战集团负责一个区域，同步推进，相互之间保持协调，防止被扫荡的部队从间隙中逃脱。
除了正面推进，日军还对各条主要公路实施了严密封锁，在关键路口增设了临时据点。
这些封锁线和据点，构成了合围圈的外缘，理论上切断了根据地内部的部队向外突围的通道。
与此同时，日军还针对冀中的地道体系制定了专项破坏措施。
在此前的扫荡中，日军已经充分领教了地道的威力——进了村什么都没有，等部队一走，人从地底下冒出来，粮食和武器也都完好无损。
这一次，日军专门研究了对付地道的方法：发现地道入口，就往里灌水，或者放毒烟，或者用炸药把入口炸塌；进村搜查时，用铁棒沿路敲击地面，通过听声音来判断地下是否有空洞。
针对地道的这些专项措施，在这次扫荡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大大削弱了冀中军民赖以生存的这一重要手段。
5月1日，扫荡正式开始。
日军各作战集团按照预定时间，从四面八方同时向冀中中部地带推进。
那一天开始的枪声、炮声，在冀中平原上几乎同时从四个方向响起来，震动了整片土地。
消息传到冀中军区的各个分区，判断出日军这次的规模和意图之后，冀中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各分区主力部队迅速向外线转移，避免在敌人的合围圈里被聚歼。
这个战略判断是正确的，但执行起来面临巨大的困难。
日军推进的速度很快，合围圈收缩的节奏也很快。
各分区的主力部队在向外转移的过程中，不断遭到日军的阻截。
有的部队幸运地找到了缺口，成功转移到外线，保存了有生力量；有的部队在转移途中遭到日军合围，陷入苦战，损失惨重；还有的部队因为消息传递不畅，或者因为转移路线上出现了意外情况，被分割包围，只能就地坚持，各自为战。
机关部队的处境，比主力作战部队更加危险。
主力作战部队训练有素，机动能力强，战斗力有保障，在突围时至少还能边打边走。
机关部队则不同——人员构成复杂，有战斗人员，也有大量从事通讯、后勤、文件管理等工作的人员，整体机动能力弱，战斗力有限，一旦遭到合围，突围所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主力部队。
第八军分区的机关，就面临着这种局面。
【三】常德善、王远音与第八军分区
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防区大致涵盖河间、肃宁、任丘、献县等地，位于冀中平原的中南部地带。
这片防区的地形特点，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水网密集"。
滹沱河的支流、子牙河的支流，以及多年人工开凿的灌溉渠道，把这一带切割成了无数大小不等的地块。
平时，水网的存在有利于藏匿和隐蔽；遇到大规模合围，密集的水网就成了限制快速机动的天然障碍。
部队转移时，很多看似近在咫尺的路线，因为沟渠的阻断，必须绕很远的弯子。
常德善，湖北黄安人，1910年出生。
黄安这个地方，是鄂东北的一个小县，1952年以后改名为红安，因为这片土地上走出了大量早期参加革命的人而闻名于世。
常德善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从少年时代起就接触了革命的思想，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
他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在大别山一带的武装斗争，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爬过夹金山，走过茫茫草地，熬过了那段极度艰难的岁月，一路打到了全面抗战爆发。
到冀中之后，常德善表现出了相当出色的实战指挥能力。
他带兵打仗，以判断果断、行动迅速著称。
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他能够快速抓住战机，也能在局势不利时当机立断撤退转移，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在他带领下，第八分区的部队打了不少在冀中抗战史上留有记录的硬仗。
王远音，湖北人，1909年生，比常德善大一岁。
他走的是另一条路——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在部队的思想建设、组织纪律和干部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文字功底扎实，表达清晰，处理复杂问题时思路稳健，不轻易冒进，也不轻易妥协。
常德善和王远音搭档担任第八分区的司令员和政委，时间不算短。
在长期的合作中，两人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工作方式：常德善主导作战部署，王远音负责后方工作和政治动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配合上颇为默契。
"五一大扫荡"打响之前，第八分区已经在日军"囚笼战术"的持续压制下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据点密布、公路封锁，让分区各项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困难。
部队的活动空间被压缩，物资的补给更加不稳定，与上级和友邻分区之间的联络也时常受到干扰。
但即便如此，分区的架构依然完整，各县的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依然在运转，整体上仍然维持着战斗力和组织力。
5月1日大扫荡打响后，第八分区的形势迅速恶化。
日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向分区腹地推进，各条原本可以用来转移的路线相继被封锁。
常德善和王远音率领分区机关和一部分战斗人员，在河间、肃宁一带不断变换驻地，躲避日军的搜索，寻找突围的窗口。
那段时间，每一次在一个地方落脚，都是短暂的。侦察员不断往返，带回来的情报，几乎没有一条是好消息。
东面的公路被严密封锁，有日军骑兵在巡逻；西面发现了大批日军正在向这个方向推进；北面的某个村子在前一夜遭到了搜查；南面的渡口已经有日伪军据点看守，过不去。
每收到一条消息，转移路线就要重新调整。每调整一次，可选择的空间就缩小一分。
合围圈在一天天缩小，可以腾挪的余地越来越有限。
5月下旬，常德善和王远音率部辗转来到了肃宁县的王庄村一带。
这里，成了他们最后到达的地方。
【四】王庄村，1942年5月27日
关于这一天战斗的经过，《肃宁县志》和多部冀中抗战史料都有具体的文字记载，细节上略有出入，但基本的事实脉络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印证。
5月27日，常德善、王远音率领的这支部队在王庄村一带宿营。
此时的部队，已经在敌人的合围中辗转转战了将近一个月。
持续的转移和数次与日军的遭遇战，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和弹药。
人员疲惫，弹药库存告急，与上级军区的联络时断时续，对周边日军动态的掌握也远不如平时充分。
就在这一夜，一个潜伏在根据地内部的叛徒，把这支部队所在的位置出卖给了日军。
叛徒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的抗日力量里，是始终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
日军在冀中长期经营特务网络，专门负责收买、策反根据地内部的人员。
被俘的战士和干部里，有少数人经不住折磨或者禁不住利诱，成了日军的线人。
这些人了解根据地的内情，知道联络的暗语，熟悉常用的藏匿方式和转移路线，一旦开口，危害极大。
王庄村的准确位置信息，就是通过这条渠道泄露出去的。
日军在得到情报后，以最快的速度调兵部署。
根据史料记载，参与这次合围的日伪军兵力在千人以上，而常德善部此时能够投入战斗的有效兵力，远少于这个数字。
日军在入夜后开始悄悄向王庄村周围运动，趁着夜色完成了合围布置。天亮之前，包围圈已经合拢。
常德善发现情况不对劲，是在5月27日清晨。
派出去侦察的人回来报告，四面都有日军，并且已经开始向村子逼近。
这一次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常德善当即决定组织突围。
他的判断是，四面合围之中必然有相对薄弱的环节，集中全部战斗力量向一个方向猛冲，或许能打开缺口。
战斗随即全面爆发。
常德善亲自率队冲在前面，向判断出的日军薄弱一侧发起猛攻。
交战极为激烈，双方在王庄村周围的田野和村道上展开了近距离的激烈搏斗。
突围的战士一批倒下，后面的人接着往前冲，前仆后继，没有停歇。
但兵力上的悬殊差距，让突围的代价无比沉重。
日军合围圈上看似薄弱的部分，背后依然有充足的兵力支撑。
每一个突破口打开了一半，就被日军补上了。
常德善在组织冲击的过程中身中数弹，倒在了向前冲击的路上，就此牺牲，年仅三十二岁。
王远音在同一场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三岁。
分区参谋长及数名机关干部，也在这场战斗中先后牺牲，第八分区机关遭到了建立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
战斗结束后，日军在打扫战场时，通过遗体特征和俘虏提供的信息，确认了常德善和王远音的身份。
随后，日军做了一件他们认为意义重大的事——割下两人的首级，派人快马送往肃宁县城。
在城楼的城门正上方，用绳子牢牢系好，悬挂起来。
日军岗哨就守在城楼下，每一个进出县城的百姓，都要从那下面走过，都要抬头，都要看见。
这两颗首级，就这样挂在了肃宁的城楼上，在烈日下，在风雨里，一挂就是数月，始终没有人来取下。
然而，当日军的眼线开始在肃宁周边的乡村里打探，等待他们预想中那种土崩瓦解的景象出现时，他们在城楼下这片土地上看见的，却是让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的另一幅景象——就在首级高悬的那几个月里，肃宁城楼下的一切，正在朝着日军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悄悄发展着。
日军在城楼上悬挂首级的消息，用了极短的时间就传遍了肃宁周围的每一个村庄，传遍了整个第八分区，传遍了整个冀中。
日军的算盘，打得很清晰：连司令员和政委都已经死了，首级就挂在城楼上，这件事的震慑意义，远比消灭多少兵员都要大。人心一旦散了，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他们认为，这一次，冀中平原应该消停了。
然而，就在这两颗首级高悬于肃宁城楼的那几个月里，城楼下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让所有见证了那段历史的人，都久久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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