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沈姨。我不叫她阿姨，就叫沈姨，两个字，像含着一颗糖。

认识她是在去年春天。一家开在巷子里的旧书店，我在诗歌架前翻聂鲁达，她走过来，手指划过书脊，停在我旁边那本上。她的指甲修得圆润，涂着淡粉色的甲油。我多看了一眼，不是看指甲，是看她侧脸那一道柔和的线条。

她说：“你也喜欢这版翻译？”

声音不大，像水落在棉花上。

那一年我二十六，她大我十四岁。四十岁的女人，笑起来眼角有细纹，但不妨碍她漂亮。是那种被岁月打磨过的漂亮，不急不躁，像秋天的柿子，熟了，软了，甜了。

我们认识一个月后搬到了一起。不是谁提议的，是她加班到深夜回来，我在她楼下坐着，手里提着她爱吃的桂花糕。她看见我，站了几秒钟，说：“上来吧，太晚了。”

那晚之后，我就没再回去。

同居的日子比我想的安静。她爱干净，碗碟要按大小排好，毛巾要叠成一样宽。我洗碗老是摆错位置，她不骂我，只是默默重新排一遍，然后从后面抱住我，下巴磕在我肩膀上，说：“你还是去拖地吧。”

我叫她沈姨，在床上也叫。有一次她捂住我的嘴，脸红得像烧透的炭：“再叫就搬出去睡。”

“搬去哪？”

“沙发。”

我没搬。她也没真赶。

她睡眠不好，半夜总醒。醒来就看着我，有时候我会刚好也醒，两个人对视几秒钟，她先笑了：“你怎么也在看？”

“因为你在看。”

黑暗里她的眼睛很亮，像小时候夏夜池塘里的水光。

三个月前，她忽然开始嗜睡。白天靠在沙发上就能睡着，夜里怎么叫都叫不醒。我笑她是不是在冬眠，她说可能是最近太累了。我信了，因为确实太累了——她一个人管着公司两个项目，每天回来鞋都没力气脱。

后来她开始吐。闻见油烟气就吐，早上刷牙也吐。我陪她去看消化科，医生说，不是胃的问题，去妇产科吧。

妇产科。这三个字落下来的时候，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坐在诊室外的长椅上，手里拿着检查单，表情我看不懂——不是高兴，不是慌张，是那种很复杂的、像有很多话要说却不知道从哪一句开始的神情。

“沈姨？”

她抬起头看着我，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眼泪，眼泪里有光。

“你猜，”她说，“你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这句话在我脑子里转了三圈，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发现自己的手在抖。她的手指凉凉的，回握住我，用了力气。

“四十岁，”她低声说，“是不是太老了。”

“你才四十。”

“高危产妇。”

“我陪你。”

她没再说话，把脸埋进我的颈窝里。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推着轮椅经过，有人抱着哭闹的婴儿。我们就那样蹲着，像两个迷路的人终于找到了同一张地图。

那天晚上回到家，她坐在沙发上，把那沓检查单看了又看。我煮了一碗面端过去，她忽然说：“我一直以为自己不会有孩子了。”

“为什么？”

“年轻的时候不想生，后来想生了，没人可以一起生。”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眼睛盯着碗里的面，热气模糊了她的五官。我伸出手，把她的手连同筷子一起握住，面汤洒了一点出来，烫烫的，滴在我们交握的指缝间。

“现在有人了。”我说。

她终于转过脸来，眼眶红红的。四十岁的女人，哭起来像个小姑娘，鼻尖先红，然后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不是流，是掉，像珠子断了线。

我把她揽过来，她的头顶刚好抵住我的下巴。四十岁的沈姨，比我矮半个头，漂亮，固执，碗碟一定要排好队，睡着的时候会轻轻打鼾。

手轻轻放在她的小腹上，那里的温度比别处高一些，微微隆起一个看不见的弧度。里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正在安安稳稳地睡着。

我凑近她耳边，声音轻得像怕惊醒什么。

“沈姨，谢谢你。”

她没回答，但我感觉到，她的手覆上了我的手背。

窗外的路灯亮着，暖黄色的光透过纱帘落在她脸上。她的睫毛很长，微微颤动着，像蝴蝶合拢翅膀之前最后的扇动。

那天夜里她睡得很沉，没有醒。我听见她均匀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像潮水拍岸。

我把耳朵贴在她肚子上，什么也没听见。但我知道，有一个人正在来的路上。

从四十岁的沈姨身上，从我们之间，从那个春天巷子深处的旧书店开始。

一切都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