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enia Ginzburg，叶夫根尼娅·金兹堡（下面简称EG），原本是苏联的一名大学教师。1937年大清洗开始后，某天她去学校上班，发现平常会热情跟自己打招呼的同事们，一看到自己就低下头。
没人和她讲话，这让她无比奇怪。中午吃饭时，食堂里有很多空位，可她一坐下，旁边的人就赶紧端着餐盘离开，如同躲避瘟疫一样。
直到晚上回家，她才知道，自己被列入审查名单了。
这些事情，后来被EG写进了回忆录里，她写道：最可怕的不是逮捕，而是人们突然不敢看你的眼睛。
为什么？因为害怕！在当时，也许一句“你好”，都可能为自己惹祸。这就是效果，人们越来越不敢说话，甚至主动避开所有声音。
可凭什么呢？或者我这样来说：一句你好，犯罪了吗？和被审查者对视一下，聊两句，就同罪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而，作为当时的公权力，就是可以这样“动辄抓人”。从第一次开始，然后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人们也是，从第一次开始，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沉默。到最后，别说讲话，甚至连“对视”也不敢了。
前者的肆意妄为，后者的缄默如鸡，这些问题都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而是积年累月对公权力的姑息纵容，对普通人的疯狂打压造就的。
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说需要从历史中看到点什么，借鉴点什么，那像这种情形，就是首要的、必要的，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公权力动辄抓捕发声者的毛病，绝对惯不得。
不是说最后把人放了，就行了，就皆大欢喜，感激涕零了。
而是就算你最后把人放了，说抓错了，那也必须承担代价，并且是翻倍的去承担代价。就像伤害一个人，和对公共安全造成巨大伤害的区别。
或者说，这不是为了“出一口恶气”，这是为了守住那“开口说话”的最后一条通道。
在索尔仁尼琴的回忆里，也有极其相似的描述，“斯大林时代，很多家庭最害怕的声音，不是枪声，而是半夜的敲门声。”
他们不需要按照什么法律去做事，他们自己就是法律，斯大林的命令就是最高法律。这是恐惧的来源之一。一道命令传下来，所有技术手段可能就全部会被用来追踪某一个记者，然后一堆壮汉围上来，在她家里、加油站、公路上，就把她带走了。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出示证件，什么都不需要。
面对如此可怕的一幕，当时的人们什么也做不了，唯有越来越沉默，唯有一到深夜就瑟瑟发抖。因为秘密警察最喜欢凌晨行动。
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记录，那个年代，很多母亲睡觉时不脱衣服，孩子也穿着外套睡，行李长期放在床边，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带走。
而邻居们呢？就像开头EG所面对的同事们一样，他们全都醒着，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开灯，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探头，没有任何一个人敢问一句：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他们一旦表现出同情，下次就会轮到自己。而恐惧，能轻而易举的切断人与人的联系。
有个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国声音，曾写过一首讽刺斯大林的小诗。但悲哀的一幕却是，他不敢发表自己的作品，他只敢在朋友家里，小声地朗读。据说，他的听众只有几个人。然而即便如此，他的这首诗还是流传出去了，他被捕了，仅仅因为写了一首诗。
曼德尔施塔姆最后死于劳改营。而那之后，有人好奇的问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你们知道那首诗吗？
答案是：“哦，那首诗啊，听过一次就忘了。”
它已经失传，起初不是听过的人记不住，而是不敢记。因为记住，也是很危险的。
到这里再回过头看EG的同事们，以及沉默的邻居们，那是整部养成记的特色，是那整个时代原本的、最真实的模样。
“一条街的人都醒着，却像一条街的人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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