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国际足联发布了首份全面的保护政策，将其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化、面向全球的框架。该政策试图通过五个执行支柱明确“照护责任”，其中包括“赛事期间的保护”，并确保儿童和成年人都能在一个包容、尊重且安全的环境中参与这项运动。
同月，国际足联还发布了《2026年世界杯儿童保护声明》。声明承认，像世界杯这样的超大型体育赛事会让一些儿童面临额外风险，这些风险与年龄、性别、种族、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其他可能使其处于脆弱境地的因素有关。
确实，保护儿童，尤其是生活在世界杯周边脆弱社区中的儿童，包括主办城市和球场内外的儿童，至关重要。不过，围绕这一框架将如何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个东道国落实，仍存在疑问。
活动人士团体和记者也一直担心，拟议中的儿童保护措施是否足够充分，是否符合各地实际情况，能否在16个主办城市中作出有效回应。
长期以来，体育超级赛事一直是对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社会、经济和性剥削的温床。南亚地区的足球服装和装备曾通过童工生产，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内对非洲年轻球员的贩运问题也早有充分记录。
2018年，国际足联将世界杯主办权授予这三个国家时，附带要求是所有主办城市都必须制定并实施保护人权的战略。此外，该组织还曾声明：“国际足联致力于尊重所有国际公认的人权，并将努力推动这些权利的保护。”
国际足联并未为本届赛事单独制定一项专门的儿童保护政策，而是鼓励主办委员会与主办城市当局开展合作，保护儿童，并确保相关工作得以推进。这种做法或许出于善意，也体现出对各地风险差异的认识，但《2026年世界杯儿童保护声明》并未充分识别和缓解各主办城市儿童将面临的风险、伤害和脆弱性，因此仍显不足。
此外，国际足联的保护政策是在申办程序完成、主办城市公布8年后才发布的。这不仅让人质疑各主办城市此前应如何准备一套充分的政策，也更广泛地引发了外界对国际足联是否真正重视儿童安全的疑问。
人权观察、体育与人权中心以及国际组织都呼吁，国际足联应制定针对具体赛事的儿童保护政策，而不是仅有一份独立存在的通用政策，以便应对有针对性的风险、处理不同法域之间的复杂问题，并明确赛事工作人员的问责职责。
例如，这类政策可以包括针对主办城市特点设计的安全执行措施、结合现行法律和具体法域的风险评估，并回应各城市儿童所面临的独特风险。温哥华是已发布《人权行动计划》的主办城市之一，但该计划在保障儿童安全方面的承诺仍然模糊，且停留在表层。
包括不列颠哥伦比亚公民自由协会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减贫联盟在内的一个非营利组织联盟批评这份行动计划过于依赖现有法律，而没有提出新的保护措施；它承认大型体育赛事带来的风险，却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缓解办法。
加拿大虽然已经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并将其纳入本国法律，尤其是其中关于“儿童最大利益”的第3条，但令人意外的是，加拿大的两个主办城市——多伦多和温哥华——都没有在各自的人权和保护政策中纳入这一条款。
儿童保护问题远不止于2026年世界杯。它也表明，如果没有针对具体赛事的儿童保护政策、可执行的问责机制以及真正的社区协商，全球各地处于脆弱境地的儿童都可能面临剥削、贩运以及更广泛的人权侵害风险。如果缺乏真正有意义且得到落实的保护措施，儿童可能会被那些原本旨在保护他们的框架所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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