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0周年，也是《当代青年研究》创刊45周年。青年社会学作为青年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推动学术规范、突出中国特色、形成自主知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本刊特邀请中国社会学会青年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三任理事长发表圆桌笔谈。李春玲教授回顾过去，总结青年研究的历史进程。刘能教授聚焦现在，剖析青年亚文化的动机叙事。杨雄研究员展望未来，提出AI时代青年发展的重大变革。希望以此促进青年社会学与青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刘能，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年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等；
欧阳杜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年社会学、城乡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当代中国青年的结构性遭际——不利的代际财务地位、更为漫长的从教育空间向职业空间过渡的转型周期、单一社会成功标准的挤压，以及在此挤压之下相当高比例的撤退行为（以“三抛青年”为例）——已经成为青年研究的核心关注焦点。与之相对应，对青年亚文化实践的关注也日益上升：研究者对此类亚文化实践的后效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它们不但扮演着意在对冲结构性相对剥夺的“安全阀”效应的功能，也是彰显当代青年能动性的自我适应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相当强的“韧性”。这一系列适应行为包括了从青年断亲、青年搭子社交，到躺平文化、自我贬低文化（包括“985废物”、社会性死亡），再到顶族、互联网炸课、“网络厕所”文化等在内的越轨亚文化。本文则试图往前回溯，想要对此类青年亚文化实践的社会生产机制有一个系统的理解，即究竟哪些社会性的动机叙事（Socially Meaningful Motivational Narratives）可以用来解释当代青年层出不穷的亚文化实践。本文认为，这一社会生产机制包含了微观心理、中观社会和宏观文化三个层次的要素：从微观心理层面来说，此类亚文化实践为青年行动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效能感（Psychological Efficacy）；从中观社会层 面 来 说 ，此 类 亚 文 化 实 践 为 青 年 行 动 者 提 供 了 社 会 地 位 赋 予（Statusconferring）的新途径；从宏观文化层面来说，此类亚文化实践为青年行动者展现其文化创新能力、获得文化承认（Cultural Acknowledgement），并由此承担起接续中华传统文化脉络的使命创造了条件。
一
心理效能感
心理效能感是人类主体的一种重要能力，是一种对自己规划目标并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自我确信和自我承诺。这种心理效能感是人们从有自我意识时起，一步步积累起来的。每一次和身边的物理世界，以及包括这一物理世界在内的切近的社会世界的接触，都会让特定社会行动者产生逐步理解、把握和控制人—物间互动和社会互动的一种主观感受（或失去理解、把握或控制的一种主观感受）。这便是心理效能感自然生产和积累的过程。目前的社会科学共识是，提升了的心理效能感和与之相伴随的其他社会酬赏（Social Rewarding，如社会接纳、社会认可和社会尊重），为人们的积极社会参与以及更为一般性的社会心理福利奠定了基础。
在过去四十年的剧烈变迁中，中国社会最突出的脉络之一便是少子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在此前提下，不同社区和家庭如何适应少子化时代的到来。少子化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后果，最核心的便是家庭继承安全的问题。家庭继承安全大概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在世系继替更迭有序的层面上，有着深刻男性继嗣传统的地区在二孩开放之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生育恢复现象，这是该地区某些家庭决策者（并不一定是生育的具体承担者）渴望实现男性世系继替之意愿的最直接表达；第二层是在家庭实现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意愿上来讲的，人们总是希望下一代能够活得比上一代更好，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儿童学业失败却总是一件有相当概率成为现实的事情，尤其是当教育体系本身发生重大结构变迁甚至日益异化的时候；第三层是在家庭情感寄托的层面上，家庭中未成年人的健康茁壮成长是家庭情感寄托的中心，但中国又是儿童意外死亡高发的一个地理文化区域（大规模失独家庭的存在是展示这一层面家庭继承风险的最好例子）。对继承安全的追求，导致了一系列后续的社会事实，如家庭资源消费集中在下一代身上，导致了老年一代的资源竞争劣势及其相应的社会福利损失；对儿童人身安全的过度焦虑以及随之产生的过度保护，导致了对儿童探索行动的高度约束；而对儿童社会发展后果的家庭式集体规划，又使得儿童逐渐丧失了自我选择权。以上三个途径都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儿童心理效能感的积累：第一个途径相对复杂一些，因为需要解释“以儿童为中心”的境遇，如何最终伤害到儿童的心理效能感；第二和第三个途径相对容易理解一些，因为儿童的探索行动（尤其是和自然探索相关的部分）以及儿童自由选择权本身，都是生产和维系心理效能感的最基本人类行动。在第一个途径中，需要提及一个重大的转型，那就是原来作为家庭中心的儿童，如果在基础教育阶段慢慢展现出学业失败的迹象，他或她的命运将发生重大变化：他或她不再是家庭正面性的表征，而成了家庭需要解决的负担和包袱的象征。在基础教育阶段陷入抑郁，甚至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到学校上学（只能在家休学）的孩子是展现这一过程的典型例子。
因此，除了很大一部分在基础教育阶段游刃有余的孩子之外，相当数量的孩子陷入了心理效能感匮乏的境地。甚至游刃有余的这一群孩子，也在全社会因为单一成功标准而卷入高度竞争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同时，他们也会面临因家庭集体规划而带来的在自由探索和自由选择方面的约束。成年时期带来了一个变化的契机，那就是青年卷入亚文化实践的可能性。这一卷入在之前的时期很可能就已经存在，却面临着家庭、基础教育制度和全社会的拒绝与否认（Social Denial），正如杀马特亚文化和早期辍学文化（其中一大批人在东部地区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完成了自己的现代转型）所例证的那样。在这一否认中，最“诡异”的一个支流是“反对早恋运动”这一集体共识的建立。该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解释当代中国婚育现象式微和生育率下降的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之一——亲密关系的建构也是一个社会学习和社会习得的过程。在情窦初开时产生爱恋，是很自然的事，但制度性的否定导致青春期青少年在亲密关系建构的黄金实习期远离了实践场。因此，即使他们后来有了婚恋的意愿，也缺乏相应的能力，尤其是在时间稀缺和社交场合相对封闭的前提下。
因此，理解当代中国青年的一系列亚文化卷入，必须考虑青年一代在整个早期社会化周期内积累起来的心理效能感供给长期不足的事实。从某种意义来看，参加青少年帮派、追求杀马特造型、卷入互联网炸课活动、参加顶族亚文化圈子，甚至天门山相约自杀（或类似的网络烧炭自杀直播）等行为，都是心理效能感生产和维系的极端案例，因为在这些案例中，所期待发生的事情和目标都实现了，即使是以极其负面的方式。负面的效能感也是效能感。这种饮鸩止渴的极端做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代青年从孩童时期开始，心理效能感的正面供给就已经出现很大问题。
二
社会地位赋予
社会地位是单个行动者、某个特定群体或某一抽象社会类别（如青年、女性）在不同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位置分配状态，负载着积极或消极的社会评价，并最终产生一定的社会福利后果。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社会地位也是心理效能感的基础，这是因为人们获得了预期中的稳定社会地位，连带着会产生积极的自我意象、自尊感和自我价值感，他们的心理效能感也同样得到了支撑。但是心理效能感是在相对微观心理层面上讨论的议题，而社会地位则是在社会承认（或否认）和社会接纳（或拒绝）的层面上讨论的议题。其中，青年断亲现象可以作为另类的解释。青年断亲现象的结构性起源是少子化这一在先社会事实：亲戚网络的萎缩导致亲戚间互动机会和互动密度的锐减，而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物质稀缺时代亲戚网络在交换和互助意义上的互惠功能，也被更加发达的市场体系所取代。因此，在主体能动性的一面，断亲非常有可能是青年为了避开消极社会评价而采取的一种主动策略。当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询问青年的社会地位问题（恋爱没有、男女朋友是谁、准备何时结婚、婚房准备得如何，上班没有、在哪上班、工资多少）时，青年支支吾吾的回答暴露了其社会地位风险，由此带来深深的社会地位挫折感，尤其是在整个社会或社区的地位评价标准彻底功利化和工具化的语境下。租个女友回家过年只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达。
与追踪心理效能感的社会供给一样，我们也可以追踪一下青年社会地位的社会供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追踪中国青年的就业历史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实质是为了解决当时城市就业不足的困境。市场化改革以来，单位制社区的解体导致了青年顶班和接班实践的式微。20世纪90年代初开启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高考制度之外，为绩优主义的主流化和影子教育市场的方兴未艾带来了另类的勃勃生机。但是，在这样的历史轨迹中，青年的身影总是充满了被动性：他们都是在某个制度安排下追求某个值得追求的位置，而原先值得骄傲的位置最终却可能走向颠覆性的命运（如庆幸自己能够顺利进入城市工业体系的返城知青在20世纪90年代末直接遭遇到了下岗危机）。这便是特定年代青年之结构消极性的具体而微的体现。
青年一代总是要考虑自己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自己又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本。在人工智能时代，上述两大问题的回答可能又会产生很大的变数，如职业替代问题、人机共存关系问题、机器智能霸权问题，等等。无论怎么说，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青年一代主动追求稳定的社会地位带来了新的契机：前者为当代青年开拓了新的广阔实践场域，从平台就业、UP主、直播主播、电子竞技选手，到互联网写作，再到文化设计（如那些投身物料交易的青年设计者），不一而足。具体来说，剧本杀为他们体验各式各样的情感创造了条件；Cosplay为他们以自己喜好的方式实践身体和表达意义提供了舞台；搭子社交则为他们践行情境控制提供了机会（体现为搭子社交关系的多重走向，或者解散，或者延续）。正是在这种主动追求社会地位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青年亚文化在社会地位充分供给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性：宅男变成了极客；互联网技能不但成为青年的生存技能，也成为他们文化反哺的核心领域。
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意味着青年将代表人类与机器智能或人形机器人打交道。我们的青年，将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他们能否接受人形机器人作为伴侣，甚至是亲密关系中的伴侣？他们能否承担起自己作为人形机器人的法定责任人/人类合作者/依赖者或照顾者之类的民事关系主体等责任身份？不管怎么说，在不远的将来，他们终将代表人类，在与机器智能或人形机器人打交道时坚守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确保人类利益，而这将成为他们未来最为关键的社会地位的一个核心来源。
三
文化承认
文化承认指的是对某一特定人群的自身文化正当性和文化创造、传承功能的 集 体 认 可。因 此，文 化 承 认 在 这 里 包 含 两 层 含 义：首 先，制 度 世 界（theInstitutional World）要对青年亚文化实践所蕴含的文化创新的多重含义和可能性予以承认；其次，青年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继承的肉身载体。从第一层意思来说，中国传统道德体系能否相对包容地接纳青年的亚文化创造，是一个关键议题。如果将杀马特亚文化看作处于特定剥夺处境的青年群体试图对自身边缘化社会地位进行文化标注，从而引发政策注意力的文化实践，那么其隐含的负面特性就会减少很多，因为这就像一个不太情愿的自杀者以显眼的自伤行为来表达最后的求助一样。如果将躺平、“985废物”、小镇做题家和社会性死亡等青年亚文化看作遭遇结构性排斥的青年的自我疗愈行为，那么我们也会体会到其中蕴含的积极含义。甚至连一直被主流媒体诟病的“啃老文化”，都在某种程度上实质性地维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整合。比如说，它使得某些亲代因为“被啃”而强化了代际情感纽带，或者因为子代的啃老行为实质上改善了家庭向上流动的结局，而更加体会并确认自己的生命意义，最终是一种中国式利他主义升华的达成。希望本文对中国青年亚文化实践中隐藏的文化正当性的阐述和揭示，能够部分地改变道德型政体和道德型大众舆论的某些评价立场。
从第二层意思来讲，则涉及中国文化传统的代际继替问题。很多老一代社会成员对当代青年是否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表示怀疑。但最近的一些社会事实，如国潮消费、故宫文物和文创产品热、工匠纪录片热，以及在青年设计师中普遍流行的以采撷中国文化要素为标志的当代艺术设计实践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当代中国青年自发或自觉自愿卷入文化传承的社会心理意愿的体现。从理论上来看，中国的文化未来（Cultural Future）大概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以物理方式（文化器具、具象文化产品和具身文化展演）存在的文化，就像它们现在躺在各大博物馆里等待和一批又一批的新人见面一样，或者以一代代非遗继承人身体化了的文化流质（Cultural Fluidity）的形式与消费者见面（就像我们在成都精英饭店里看到的变脸表演一样）。二是以数据的形式存放在数字博物馆中，以制度化（经由政体的组织和统领）或非制度化（个人或自由结社）的方式，经过虚拟现实等技术中介，将程序性的或身体化了的文化仪式传递给每一位拥有学习意愿的下一代社会行动者。笔者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通过数字模拟和数字体验的方式，将传统文化仪式、民俗安排和相关文化规制传递给新生社会成员，会是最重要的文化事业之一。三是日常实践的层次，即在特定风俗和节庆期间，亲身参与，做具体的文化展演（在特定时间，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在空间上呈现文化要素，实现文化团结并获得某种文化意义），正如在丙午马年的元宵节中，各地琳琅满目的灯会所展示的一样。在这样的特定时刻，我相信，经由“角色和责任回归”理论的预测，中国青年作为民俗和信仰的实践者，一定会承担起在各种文化空间（如博物馆、文化大集、寺庙道观、家族祠堂、社区坝坝宴、节庆游行队伍等）中展示自己文化认同的责任，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最终实现代际（尤其是老一代对于青年一代的）文化承认的宏伟社会目标。
四
结语
至此，我们结合具体案例，对理解当代青年亚文化实践的三个动机叙事进行了分别阐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承有序的总体性社会中，青年的社会角色一直模棱两可。有时候，他们被看作社会的希望，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时候，整个社会舆论又对他们充满了怀疑（早些年来自年长各代的关于青年一代“眼高手低”“没有眼力见”之类的评价，就是这样一种否定和怀疑的表征）。因此，心理效能感、社会地位和文化承认三层意义上的认可、包容和接纳，为我们未来的青年工作尤其是青年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和竞争性的理论视角。它帮助中国社会更加均衡地看待青年的理想、希望和他们愿意为之努力奋斗的各个中间的或终极的目标。与此同时，这一理论视角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解释框架，因为其充满乐观主义的情绪，甚至还包括了“当时机成熟时，预期中的变化就会自动实现”的社会想象。希望这样一种高度乐观主义（Hyperoptimistic）的情绪，能够对冲整个社会对中国青年一代的集体文化怀疑。由于我们最终将依赖这些新生社会成员来完成与机器智能或人形机器人的共存，或者依靠他们实现中国形象在即将到来的深度全球化时代得以完整重塑这一期待，因此，对青年一代所持的集体文化怀疑在当前社会技术转型的条件下，将会日益变得不切实际和不合时宜。
责任编辑：王海琼
《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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