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共安康党史资料选编（民主革命时期）重要党史人物》、安康市人民政府官网《从安康走出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中共安康市委党史研究室《沈启贤》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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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北京城，秋风刚起，整个军队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那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评定军衔。上将、中将、少将，每一级背后都是一段跨越炮火的履历。
光是少将，全军就一共授了798名，这798个名字背后站着的，都是打了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年的老兵。
这些人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从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硝烟里一路捱过来，才等到了这一天。
那段时间，许多人私底下反复盘算：我这辈子能落个什么衔？
多少老将私下聚在一起，喝茶、抽烟、说闲话，话题绕来绕去，最后都落到那几个字上——上将、中将、少将、大校。
有人觉得自己稳拿中将，最后只落了个少将，气得不行；有人心里没底，却意外套上了上将的肩章，高兴得合不拢嘴。
整个评定过程，几家欢喜几家愁，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一幕人间世情。
有一个陕西汉阴走出来的老兵，在等候的地方坐着，心里头也在认认真真地算了一笔账。
他1930年才入伍，比许多红军老将足足晚了好几年。
1936年带队起义时，手里不过两个连的兵力，既非名将麾下出身，也没有一场可以拿来压阵的成名大战。
正式入党，更是到了1937年2月，党龄在那一批授衔的人里算是偏短的。
这几项资历往那摆着，在那一批老兵里怎么看都算不上顶尖。他心里打的算盘是：大校，顶天能评个大校，就已经很知足了。
结果公示出来，他愣在原地，久久没回过神——少将。
这个人，叫沈启贤，陕西省汉阴县人，1911年6月生，2010年1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从1936年那两个连队起义，到1955年那枚少将星，这中间隔了将近二十年，隔了三场战争，隔了几十次战役，也隔了一段段几乎被历史尘封的传奇经历……
【一】秦岭南麓走出的汉阴少年
1911年6月，沈启贤出生在陕西省汉阴县双乳铺乡凉水泉，谱名沈继禹。
汉阴在哪儿？秦岭南麓，汉水上游，群山夹着一条不宽的川道，古来就是进出陕南的要路。
这地方在地图上不好找，出了县城走不了多远就是山，山叠着山，夏天一片苍绿，冬天云雾缭绕。
山高路远，消息闭塞，但这地方出人才，出硬骨头，也出不安分的年轻人。
1911年，恰好是清朝覆灭的那一年，武昌城头的炮声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走向，但对于陕南山沟里的寻常百姓来说，皇帝没了，日子还是照旧过。
地主还在收租，苛捐杂税还是一年比一年重，穷人的孩子还是从生下来就看不到多少出路。
沈启贤家境在当地算中农，祖父母膝下十五口人，六间瓦房，水田旱地二三十亩，不算富裕，也不至于饿肚子。
这种家境放在汉阴那带，勉强算得上有几分体面——起码还有瓦房住，不是茅草棚。
8岁进本村私塾，14岁进汉阴县立高级小学——当时县里读书的条件算是不错的，学生只需每月交一斗米一块银元的伙食费，其余费用由县教育局出。
能读到高小，在那个年代的陕南农家孩子里，已经是少数了。
那个年代，能上学的陕南孩子，脑子里多少都装着点东西。
外头的世界在变，日本人在东北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上海的工人在罢工，广州的学生在游行。
这些消息从报纸上、从过路的商旅口中，零零散散地传进了秦岭南麓这个小小的县城。
沈启贤在高小读书期间，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游行，张贴过标语，抵制过日货，还跟着搞过放足、剪辫子的运动。那股子劲儿，后来一直没有散。
1927年，沈启贤在汉阴县高等小学毕业。
这一年，他的同班同学里有一个叫何振亚——同乡，同学，同样是汉阴双乳铺出来的，同样从小在这片秦巴山地里长大。
两人从高小起就相识，读书时一起贴标语、搞运动，毕业后各自散去，但命运却把他们重新拴在了一起，让他们此后在陕南、华中、东北一路并肩走了大半个中国。
两人的人生，从此深深地缠绕在一起，再也没有真正分开过。
1930年，沈启贤报名参加了杨虎城第十七路军随营学校接受培训，之后又被选派到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继续学习。
这两次培训，对他往后的人生走向影响深远。不是因为训练班里教了什么了不起的战术，而是因为训练班里有地下党员——他们把一些进步思想悄悄带进了这批西北军年轻军官的脑子里。
在那个年头，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比任何公开宣传都来得更深。
与此同时，部队里还有一个人对沈启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4团副团长张惠民，是曾经参加宁都暴动的红军副师长，后来因"肃反"扩大化的影响进入了杨虎城的部队，但他从红军时代带来的那套官兵关系和军队风气，始终没有改。
他不打骂下级军官和士兵，常常跟沈启贤等年轻人谈心，说红军是怎么对待士兵的，说红军的官兵关系是什么样的，说红军要抗日救国。
这些话落进了沈启贤的耳朵里，也落进了他心里。
沈启贤和何振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开始悄悄向往那支在北方山沟里打仗的红军队伍。
受训结业后，沈启贤被分配到西北警备第2旅第4团4连任排长。
老同学何振亚在同一个团的9连。两个汉阴老乡，就这么在同一支队伍里，各自盯着自己连队里的士兵，各自想着同一件事：时机到了，就把这支队伍带出去，去找那支打着红旗的队伍。
【二】平利县黄州会馆，那个秘密组织的诞生
1932年，西北警备第2旅第4团移防到陕南平利县驻扎。
平利县在今天的安康市东南，汉水支流流经此地，山峦叠嶂，地形复杂。
部队驻扎在这里，进可出击，退可据守，算是一块军事上的要紧位置。
但对于沈启贤和何振亚来说，这个地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远离了西安的眼线，多了几分秘密行事的空间。
那年11月，他们趁着参加团里组织的干部教育班的机会，在平利县黄州会馆，秘密联络了彼此最信任的几个排长和战士，拢共11个人，悄悄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叫"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
11个人，每个人都在起义宣言上签了名。
这不是一件小事——在那个年头，这张签了名的纸，一旦被人发现，随便哪一个都是杀身之祸。但他们签了。沈启贤被推举为赤卫团主席，何振亚任总指挥。
参与秘密成立这个组织的，还有徐海山、王万晶、孟子明、苟树林、赵洪勋、沈继堃等人。
这些名字后来陆续出现在陕南游击纵队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花名册里。
他们共同签下那份宣言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前方是什么，也没有人能保证将来的结局。
这个组织看起来很简陋——没有编制，没有武器，没有经费，更没有任何外部力量的支撑。
但它有一份约定，一份每个人都用真名字押上去的郑重约定：找准时机，就把部队拉出去，去找共产党，去找红军，去打日本人，去做那些真正值得做的事情。
从1932年到1935年，这颗种子在西北军的土壤里悄悄生长。
这几年里，沈启贤和何振亚在各自连队里默默开展兵运活动，向士兵渗透进步思想，观察、甄别，寻找可以信任的人。
日常里看起来不过是两个普通的排长，该出操出操，该操练操练，但背地里，他们一直在等一个出口。
这种日子，走一步是一步，随时可能暴露，随时可能人头落地，随时可能让跟着他们的弟兄们一起赔进去。但他们没有停，也没有退。
1935年12月11日夜，机会来了第一次。
大雪纷飞，天黑路滑，秦岭的冬夜冷得刺骨。
何振亚率领九连官兵，在长安县引驾回处决了反动连长，冒着鹅毛大雪，踏着泥泞的羊肠小道，进入秦岭山区，一路向南，去找红军。
这支112人的队伍跋山涉水，找到的是当时正在鄂豫陕根据地坚持的红74师。
但红74师刚刚组建不久，力量单薄，无法直接接收和派干部来领导，建议他们先自立旗号单独活动。
何振亚随即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并在这支队伍里正式改名为"何振亚"——把旧时代的那个名字扔掉，换了一个新的。
游击纵队在镇安、柞水、宁陕、石泉、汉阴、安康等地辗转作战，以红军为榜样，打富济贫，严明纪律，仿制红军的军旗军帽，翻写红74师的标语传单，在秦巴山区的穷苦百姓中间闯出了一点名气。
但没有更大组织的支撑，日子越来越难熬，最终在形势所迫下，有条件地接受了国民党安康地方政府的"改编"。
然而，沈启贤和何振亚的心思，从来没有变过。
【三】1936年，商县夜村那一夜的枪声
1936年的夏天，整个中国的局势都在悄悄酝酿着变化。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的步子越迈越大，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各地有识之士开始发出抗日救国的呼声。
与此同时，陕北的红军刚刚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落脚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元气还在恢复当中。
国民党方面对陕南地区的管控日渐收紧，沈启贤和他手下那支队伍处境越来越危险——军官们打探来打探去，都感觉到上头的眼线越来越密，当初那份秘密签下的宣言，随时可能成为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证据。
再不动，就没有机会了。
这年4月，一封信悄悄辗转到了北平。
信是沈启贤托人带出去的，收信人是他在北平的族弟沈敏，信里说何振亚的处境困难，希望设法解救。
沈敏迅速从北平回到西安，经过几番周折，联系到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书记谢华。
谢华随即行动，派遣杨江和杜瑜华两名地下党员，连同沈敏一起，悄悄赶往安康，帮助何振亚策划第二次起义。
1936年8月10日，何振亚在安康地区发动了第二次起义，成功。
消息传来，还在警2旅4团4连里的沈启贤知道，属于他的时机也到了。
1936年9月6日，沈启贤和李传民带领第4连，在商县夜村处死了反动连长，全连起义。
夜色遮掩下，这支队伍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驻地，翻越山岭，赶往宁陕县，与何振亚率领的队伍会合。
两路人马合兵一处，在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正式命名下，于1936年8月13日组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下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队、一个侦察队和一个少年先锋队。
何振亚任军长，杜瑜华最初任参谋长，后来杜瑜华主动辞去参谋长改任组织科长，把这个位子留给了沈启贤——沈启贤由此出任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参谋长。
中共中央对这支队伍高度重视，任弼时率领党中央慰问团专程前往视察，高度评价了这支起义部队的历史作用，明确指示"永远保持这个起义部队的建制"。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整个西北的局势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随即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关系移交中共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接管。
从这一刻起，这支从秦岭山沟里走出来的队伍，正式纳入了更大的体系。
从起义之初的百余人，到1937年初，这支已经改称"陕南抗日联军"的队伍发展到了700多人。
1937年2月11日，他们长途跋涉，穿过冬日的陕甘大地，终于到达甘肃礼泉县叱干镇水田坪——红15军团驻地。
军团长徐海东在欢迎会上的话被记录了下来，他说："你们还不是共产党员，就敢把部队带出来，说明你们相信共产党，是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你们真勇敢，了不起。"
1937年3月初，陕南抗日联军在甘肃庆阳驿马关被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李雪三任政委，沈启贤继续担任参谋长。
1937年2月，沈启贤由军团长徐海东和团政委李雪三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那年，他26岁。
【四】那支从秦岭走出来的队伍，到底走向了哪里
沈启贤加入中国共产党，拿到的是一张迟来的入党介绍，却是从那之后二十多年岁月里，所有经历的最重要落脚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争的烽火彻底点燃。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整个军队体系都在急剧变动之中。
红15军团警卫团的主力，整编进了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警卫营，东渡黄河，奔赴山西前线，这支队伍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最著名的一战——平型关大战。
沈启贤被派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之后留任抗大四期教员训练队队长。
这一段看起来像是"坐冷板凳"的经历，其实对他后来的路极为关键。
延安的抗大是什么地方？那是那个年代中国条件最艰苦、也最有生气的学校——窑洞当教室，石头当凳子，油灯下啃书本，白天上课晚上摸黑写笔记。
来的人三教九流，既有刚从战场撤下来的老兵，也有从大城市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
沈启贤在这里，把战场上靠本能积累的东西，开始转化为可以系统讲授的知识。
从学员到教员，这个转变，在他往后出任多个参谋和教育职务时，都看得出深刻的痕迹。
抗大结束后，沈启贤赶赴前线，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教导营营长，随黄克诚领导的344旅挺进敌后。
这支344旅是什么来头？它的血脉里，有沈启贤从陕南带出来的那支队伍的一部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改编为红15军团警卫团，再改编为344旅警卫营，一路流变，但最初那批从秦岭山沟走出来的人的气质和传统，却随着一次次改编，嵌进了这支部队的骨头里。
344旅挺进的方向是华中，任务是打通南北、开辟根据地，跟日军在苏北、淮北、淮海一带反复较劲。
1940年，黄克诚奉命率部南下支援新四军，344旅主力随之改编、整合，跨过陇海路，越过平汉线，一路向南，深入华中敌后，最终以新四军第三师的旗号在苏北站稳脚跟。
新四军第三师，外号叫"黄三师"，是苏北抗日的主力。
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从1941年到1945年，第三师在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根据地，与日伪军之间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
五年间，第三师共对敌作战近5000次，歼敌6万余人，牺牲将士1万余人，在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撑起了800万苏北人民的抗日根据地。
沈启贤在这个过程中，先后担任新四军第4师第10旅参谋长、新四军第3师第10旅第29团团长、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一支队支队长、新四军第3师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等职。
苏北那几年，日军对淮海区的反复"扫荡"从未停歇过。
1942年11月，日伪军5000多人对淮海地区发动"扫荡"，第三师顶住了；
1943年春，日伪军2万余人对盐阜区展开梳篦式"扫荡"，整个苏北大地腥风血雨，"刘老庄连"82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场"扫荡"中；
1943年冬，日军以第十七师团藤原联队为主、纠集伪军8000余人，从泗阳、淮阴、涟水等地多路合击淮海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大规模清剿之势汹汹而来；
而在1944年4月的高沟杨口战役里，新四军第3师第10旅连续出击，攻克高沟、杨口据点，歼灭伪军2000余人，使淮海与盐阜两区连成一片，从根本上改善了整个苏北抗日斗争的格局。
沈启贤就在这些岁月里，一仗一仗地磨着。
苏北的水网地带和北方的旱地山区完全不一样，日军的扫荡、伪军的蚕食、顽军的骚扰，三个方向的压力同时压过来，每一次都是考验，每一次都要从头想对策。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新四军第三师奉命北上挺进东北，黄克诚率部3.7万余人踏上了向东北的长途跋涉。沈启贤随部队踏上了又一段漫长的征程。
进入东北之后，他历任东北吉江军区参谋长、北满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到1947年12月，已经出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5师师长，政委王建中——这支独立5师后来在十二纵成立后改编为第36师，成为日后第39军117师的重要前身之一。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再到解放湖北、湖南、广西，从东北松花江一直打到两广边境，沈启贤的部队脚步从没有停过。
辽沈战役历时52天，100多万人民解放军共消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平津战役中，这支从东北走出来的部队与华北军区部队联手，把傅作义的几十万大军逼得走投无路；渡江之后，一路向南，湖北、湖南、广西，每一仗都是新的考验，新的血与火。
等到枪声终于平息下来，1950年，他调任第39军参谋长。
就在他以为可以喘口气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连沈启贤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即将接手的那个新任务，几乎是整个生涯里最陌生、也最艰难的一块硬骨头，而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之后，彻底改变了他接下来半辈子的人生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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