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大伯电话的那天，我正在公司开一个无关紧要的例会。手机在桌面上震动了很久，屏幕上闪烁着“老家大伯”四个字。我走出会议室，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大伯沙哑且略带责备的声音。
“林浩，你爸昨晚走了。心梗，没受什么罪。葬礼定在后天，你回来吗？”
走廊里的中央空调吹着冷风，我握着手机，听着这几句话，心里居然没有一丝波澜。没有悲伤，没有震惊，甚至连一声叹息都没有。我看着玻璃窗外灰蒙蒙的城市天空，平静地回了一句：“我知道了，但我不会回去的。”
电话那头短暂地沉默了几秒，随后爆发了预料之中的怒骂。大伯骂我没良心，说那是生我养我的亲老子，就算有天大的仇，人死账清，做儿子的连最后一面都不见，是要遭天谴的。我把手机拿远了一些，等他骂完，挂断了电话。
妻子晚上做好饭，看我坐在沙发上发愣，走过来轻声问我怎么了。我把我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她惊愕地捂住嘴，眼圈瞬间红了，站起身就要去拿手机查机票。我拉住她的手，摇了摇头。
“我不去。”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十年前我走出那个家门的时候就说过，就当没这个爹了。他活着我不认，死了我也不去哭丧。”
妻子知道我脾气倔，更知道十年前那场几乎掀翻屋顶的争吵。她叹了口气，没再劝我，只是默默地回厨房把温着的汤端了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我照常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生活像是一潭死水，按部就班地流淌。老家的亲戚轮番给我发信息、打电话，我一概没接。到了葬礼那天的下午，大伯发来一条短信：“骨灰下葬了。你爸没有你这个儿子，我们林家也没有你这个人。”
我把手机反扣在桌面上，闭上眼睛，脑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十年前的画面。
我跟我爸的决裂，并非一日之寒。他当过兵，退伍后去了运输公司开大货车。在他眼里，家里的一切都要按照他的规矩来。他极度固执、严厉，且吝啬于表达任何温情。从小到大，我无论取得多好的成绩，换来的永远是他冷冰冰的一句“别骄傲，这算什么”。他不允许我哭，不允许我反驳，在这个家里，他就是绝对的权威。
而真正让我对他彻底死心，甚至恨之入骨的，是我妈的死。
那年我大四，马上就要毕业。我妈查出胃癌晚期。家里本就不富裕，为了治病，家底迅速被掏空。我爸依然每天在外面跑车，把照顾我妈的重担全扔给了我。我看着我妈在病床上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骨瘦如柴，而我爸每次来医院，只是匆匆看一眼，留下点钱，说句“我得去跑车了，战友帮我揽了个活”，转头就走。
我妈临终前的那天下午，突然精神好转，拉着我的手说想吃街角的桂花糕，更想见见我爸。我拼了命地给我爸打电话，一直提示关机。我跑去他常去的货运站，没人；找他的那些战友，也都说没见着。
那天晚上八点，我妈在我的怀里咽了气，眼睛都没闭上。
半夜十二点，我爸才带着一身泥泞和酒气出现在医院走廊。我红着眼睛冲上去，揪住他的衣领，质问他到底去哪了。他看着病床上盖着白布的我妈，一句话都没说，任由我撕扯。
“你心里只有你的工作！你根本就不爱我妈，也不在乎这个家！”我歇斯底里地吼叫。
他猛地推开我，反手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巴掌。那一巴掌打得我嘴角流血，耳鸣了很久。他指着我的鼻子，声音像砂纸一样粗糙：“滚！老子的事轮不到你来管！你觉得老子冷血，你就滚出去，永远别回来！”
那天夜里，我连夜收拾了行李，买了一张绿皮火车的站票，逃离了那个满是压抑和绝望的小城。从那以后，我换了电话号码，去了离家一千多公里的南方城市，整整十年，我没再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也没再叫过一声“爸”。
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是个周末。南方城市的初秋下着淅淅沥沥的雨，空气湿冷。
早上九点，门铃响了。妻子去开了门，我在书房听到她带着疑惑的声音：“请问您找谁？”
我走出书房，看到门口站着一个干瘦的老头。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脚下的旧皮鞋沾着泥水。他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样，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左手缺了两根手指，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褪色的军绿色帆布包。
“你是林浩吧？”老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我是你爸的战友，我叫陈华。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
陈华。这个名字在我记忆深处闪了一下。我爸以前经常提起的陈叔，当年在部队为了救一车物资，手被绞进机器里断了两根指头。
我愣了一下，侧过身让他进来。妻子赶紧去泡茶。
陈叔坐在沙发上，显得局促不安，他把那个帆布包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双手不停地摩挲着包的边缘。我坐在他对面，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隐隐有些抵触。我以为他是代表老家那帮亲戚来兴师问罪，骂我不孝的。
“陈叔，如果是为了我没回去参加葬礼的事，您不用开口了。”我先发制人，语气冷淡，“我跟他的恩怨，外人不懂。”
陈叔抬头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端起茶杯暖了暖手。
“你爸下葬的时候，我在场。你大伯骂你，亲戚们都在指指点点。”陈叔的声音很低沉，“但我今天来，不是来骂你的。你爸生前嘱咐过我，如果他哪天走了，你没回来，就让我把这包东西亲自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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