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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坡原创）
文｜西坡
我喜欢读书信，于挥洒间可以很快看出一个人的真性情。倒不是说人在信里写的都是真的，这得看你说的真是什么真，有人的地方就是舞台，人在写信的时候也会创作自己。无往而不在滤镜中的我们，对此当有更充分的体会。但书信毕竟是私密的舞台，除了那些表演欲泛滥以至于不知道该如何因地而演的人，人在书信里通常会露出更生动更可触摸的形象。
昨天我们读了穆旦给萧珊的信。有朋友发来信的原貌：
另外想要提醒，穆旦那封信里有一句话似轻实重，很值得留意。他解释前一封给萧珊的回信何以“太冷淡平淡里”，说也许是“太受到寂寞”，于是连对朋友都“枯索无味”，又说也许是年纪大了，“你的上一封信我看了自然心中有些感觉，但不说出也竟然可以，这自然不像年青人。”
这句“但不说出也竟然可以”，第一遍读的时候，就感觉异常凄恻。反复念，舌头越来越沉而且苦。不到中年，或许很难体会地这么快、这么深。小孩子肚子里有什么话，冲口就出来了，有时伤人有时挨打，十分钟后就忘了，所谓童言无忌是也。入世既深，不断遇到心与世界的不协调，对异路人自然越来越无话可说，对同路人对朋友说话也越来越短促模棱。
一句话出口之前，自己先掂量好几遍，不光要掂量自己在来路和去路上的难，也要掂量对方昨天明天的心境。人的情感触角总的来说越剪越稀疏，只靠几根粗大通用的管子对接，多余的乐与愁找不到河道流淌，只好回到喉咙里。
我们今天再来读穆旦给杜运燮的几封信。杜运燮是穆旦一路同行的诗友，也是1918年出生，西南联大毕业，也参加了远征军，同属九叶诗派。唐湜在《九叶在闪光》一文中说：“他们四人（指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受西方现代派的熏染较深，抽象的哲理思维与理性的机智火花较多，常有多层次的心理探索……”
《穆旦作品新编》在“致陈蕴珍（二通）”“致巴金（二通）”之后，收录了“致杜运燮（六通）”。这六封信的起止时间是1975年（我怀疑年份有误，因为后面提到的那首《友谊》落款时间是1976年6月）6月28日——1977年2月18日。1977年2月26日凌晨，穆旦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59岁。杜运燮活到2002年，享年84岁。
所以这几封信的写作时间，对穆旦来说是晚年，对杜运燮仍可称为中年。信的内容有生活的问候，但主要是谈诗。
在第一封信里，穆旦寄过去三首诗，其中一首《友谊》，穆旦言明“第二段着重想到陈蕴珍，第一段着重想到你们。所以可以看到，前者情调是喜，后者是悲”。
友谊｜穆旦
1
我珍重的友谊，是一件艺术品
被我从时间的浪沙中无意拾得，
挂在匆忙奔驰的生活驿车上，
有时几乎随风飘去，但并未失落；
又在偶然的遇合下被感情底手
屡次发掘，越久远越觉得可贵，
因为其中回荡着我失去的青春，
又赋予我亲切的往事的回味；
受到书信和共感的细致的雕塑，
摆在老年底窗口，不仅点缀寂寞，
而且像明镜般反映窗外的世界，
使那粗糙的世界显得如此柔和。
2
你永远关闭了，不管多珍贵的记忆，
曾经留在你栩栩生动的册页中，
也不管生活这支笔正在写下去，
还有多少思想和感情突然被冰冻；
永远关闭了，我再也无法跨进一步，
到这冰冷的石门后漫步和休憩，
去寻觅你漫煦的阳光，会心的微笑，
不管我曾多年沟通这一片田园；
呵，永远关闭了，叹息也不能打开它，
我的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
留下贫穷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
独自回顾那已丧失的财富和自己。
和诗里老年人的悲凉气一样，穆旦在信里也说：“岁数大了，想到的很多是’丧失’（生命，友谊，爱情），（也有理想，）这些都不合时。所以看看就抛掉吧。”
不过又可以写诗、谈诗，本就说明通信的人感觉到了季候的变化。而一说起诗，诗人就来了兴致。
穆旦刚说现在写诗对自己“不过自遣而已”，接着立马议论开了：“写诗必须多读诗，否则没有营养，诗思就枯干。诗写多一些，头脑就深入思索一些，可以比做建塔，初写是第一层，写多了可以到第二层，第三层，更空，更玄，也许更脱出渣液。”这短短几行心得，哪怕对今天的写作者也是珍贵的琼浆。
在第二封信里，两人谈得更深入具体了。杜运燮建议穆旦多看看旧诗，穆旦接受建议之后，却表示“马上拿些旧诗来读，却又觉得吸收不了什么”，接着诗人回忆起自己的诗歌之路和诗歌理念：
“总的说来，我写的东西，自己觉得不够诗意。即传统的诗意很少，这在自己心中有时产生了怀疑。有时觉得抽象而枯竭。有时又觉得这正是我所要的：要排除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模糊不清的浪漫诗意，给诗以hard and clear front，这些话也是老话，不说你也知道了……”
这就涉及到现代诗、现代语言、现代心理与传统之间的重大分野了。他在后面的信里还说：“我相信中国的新诗如不接受外国影响则弄不出有意思的结果。”这里没办法展开谈。我们只需要知道，诗的种子在穆旦体内从未真的死去。
虽然我没有读杜运燮一方的信，但从穆旦的信中就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仅余几个月寿命的诗人，比对面还有几十年可活的朋友更有劲头，更有野心。我愿意冒昧地说，他也是更幸福的。我甚至想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觉得或许没必要太以常人俗态看待命运对一个诗人生命终点的安排。
诗人米沃什在晚年写道：
“与其大喊大叫、以头抢地，莫如坐看云霓。
这个尚未开始的故事，即将随我而去。
猫儿在阳光里酣睡，世界仍将延续，证明它无需只言片语。
因为除了理解’我辈皆是可怜人’之外，不会有任何裨益。
等待着，直到法官手中的雷电将我击中，让我摆脱尘世的图景。
慈祥的老人，受邻里敬重，他问候过往行人，羡慕他们的纯净。
亦即羡慕他们拥有的一切——他想——因为他们未被当作试验品。”
我们在最后的穆旦身上读到一种英雄气，或者说一种少年气。考虑到他生活中的烦难无措，诗句中的枯寂悲凉，他在这组信里的跃跃欲试的行路者神态，给我们莫大的慰藉，更使我们对信念本身增添了信念。
穆旦新买了一本苏联女作家的历史小说，看序言里说女作家77岁时写此书，80岁生日看到它出版，于是感到“很大鼓舞”，“这表明我们都还有二十年可以从事文学，这不太好了吗？所以，你还是要往长远看，多做些计划。尤其现在要重业务，也许可以有事做了。”
他说他在翻译“罗宾汉的故事”，想给小孩子看看外国水浒，虽然“目前五六年内，也不见得出”，可是“也许十年后有用，那现在也不动手吗？”所以他劝杜运燮减少俗务，利用余暇，找一本书“消遣”。
三年前他把《唐璜》的译稿交给出版社，之后石沉大海，最近怕丢，终于派忘年交去出版社打听。出版社编辑对忘年交说这部稿“下了功夫”，又说现在或许有机会出版，把稿子还是留下了。这让他很振奋，“一是人家能看出自己的成绩，没有白费心。二是文学有前途。”
有三十多岁的工人师傅读到穆旦翻译的普希金，向南开大学的老师打听译者，说想见见。穆旦说，“就是这类偶然的小事使我增加了力量。”于是他筹划要“弄好”两本普希金、两本拜伦，去满足“这类可能的一大片读者。”能不能出版，倒来不及考虑。
一有机会，穆旦就劝杜运燮把笔捡起来，“我上信劝你译点什么，你一口拒绝，理由是译不如写创作，话是好听，可是你老先生究竟搞了多少创作，每天的廿四小时都怎样过法？是不是全让创作的主题占据了头脑？我看未必。”
杜运燮大概经常表达消极情绪，所以穆旦用各种方式激励老友：
“将近一个月来，我煞有介事地弄翻译，实则是以译诗而收心，否则心无处安放。谁知有什么用？但处理文字本身即是一种乐趣，大概像吸鸦片吧。”
“写诗恐怕更是如此。可能是一焚了之，又何必绞脑？但活着本身就是白费力气，最后白白回到泥土了事。所以明知其为傻事而还可以兴致勃勃。你的处境我也了解，有那么多事堆在你头上，自然应付过去就很不错啦，哪里有空闲再弄这肥皂泡？可是终于是肥皂泡有回顾多乐趣，一辈子忙于炉灶的人不会回顾炉灶而生乐趣。所以，我希望你仍是不要’常堕俗务重’”。
在1977年2月18日最后那封信的末尾，穆旦仍在劝杜运燮：“希望你把思古幽情的诗写一写，我等着躺在床上拜读了。再谈吧，也许我有一时动不了笔了。”
究竟是什么支撑着穆旦的筋骨，护卫着那颗暗而不灭的诗心，经历了以万人为刍狗的历史磨难之后，仍能脱尽“渣液”吐露芳菲？这是一个长久的谜。
我们或许可从穆旦的座右铭参悟一点什么。穆旦（1976年12月9日）：
“气人的事还很多，但也不必一一列举了，我经常想着我的座右铭：勿为当前太分心。’现在’是陷阱，永远掉在这里面，就随时而俱灭。……你说近日无写诗的劲头，除了陷在’现在’而外，还有一原因，大概是树立不出一个对现实的看法，诗是来自看法的新颖，没有这新颖处，你就不会有劲头。”
诗人时刻记着“现在”是陷阱，勿为当前太分心，因为他在三十多年前，也就是自己二十来岁的时候，就发现了关于世界运转的一个真相：“痛苦在于/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成熟》1944年6月）但他并没有陷入绝望，只不过和那个时代大部分人把希望放在外部趋势与力量不同，他认定希望在挺身前行的孤独者内部。
他这样赞颂人的内心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也不见报酬在未来的世界，
一条死胡同使人们退缩；
然而孤独者却挺身前行，
向着最终的欢快，逐渐取得，
因为你最能够分别美丑，
至高的感受，才不怕你的爱情，
他看见历史：只有真正的你
的事业，在一切的失败里成功。”
（《心颂》，194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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