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在网上看到一张字幅，只有12个字：
“我们就是坏人说的那种坏人”。
初见时只觉戏谑，随即却想到了季羡林先生晚年的那篇短文——《坏人》。
季羡林说：坏人最大的特点，是永远不知道自己坏。
这些年，这句话常被引用。有人视其为识人辨事的箴言，有人当作行走江湖的经验，也有人将其作为对世情的感叹。
但若仅止于此，我以为，是把季羡林的话读浅了。
季羡林并非只在书斋里推演人性的哲人。他亲历过战乱，也熬过漫长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期间，他被关进牛棚，受尽批斗与羞辱。
后来，他将这一切写进《牛棚杂忆》，没有咆哮，没有控诉，只是平静地复盘。
每读此书，我总忍不住想，当年那些批斗他、羞辱他的人，真的知道自己是在作恶吗？
恐怕未必。
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维护真理，是在捍卫某种崇高的秩序。
他们打击别人时，并不觉得自己心狠；他们落井下石时，甚至觉得自己是在履行神圣的职责。
正因为如此，季羡林才说：坏人最大的特点，是永远不知道自己坏。
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恶。它不承认自己是恶，它总是披着正义的外衣。它欺骗别人，也成功地欺骗了自己。
年轻时，我对这话深信不疑。那时的我总以为，世间诸多不公，多半源于无知、偏见或误解。只要事实清楚，道理讲透，问题终会纠正。
后来我做了律师，承办了大量维权案件、公共事件乃至一些敏感案件，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才开始发觉，现实并不总是如此。
有些案件，事实并不复杂。卷宗里有白纸黑字的证据，律师提交了详尽的辩护意见，当事人也反复申辩。案件的过程也并非无人知晓。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往往与事实相去甚远。
起初，我为此困惑，既然有关方面了解情况，为何还会形成这样的判决？
后来，我想起了另一句话。这句话不是出自学者，而是出自相声演员郭德纲：
“冤枉你的人，比你还清楚你有多冤枉。”
这话辛辣，且透着一股苍凉。因为它点出了季羡林未曾言明的另一种恶。
有些人确实不知道自己坏，那是认知的迷障。但有些人是知道的，他们知道事实，知道来龙去脉，知道指控站不住脚，甚至知道当事人正在承受莫须有的冤屈。
但他们依然选择了那样做。
季羡林看到的是盲目的恶——狂热中的恶，偏见中的恶，自以为是的恶。
这种恶最危险之处，在于它会把伤害当作修剪枝叶，把打击异己当作伸张正义。
而郭德纲看到的，则是清醒的恶。
知道事实，却无视事实；知道真相，却回避真相；知道别人含冤，却任由冤屈继续。这种恶或许不如前者声势浩大，却更令人寒心。
因为它不是看不见，而是不愿意看见。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意承认。
这种体会，于我不仅是办案的感悟，也是切肤的经历。
2019年6月，我的律师执业证被注销。
在此之前，我曾无数次打电话、写信、上门反映情况，也尝试过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若说有关部门不了解我的情况，不清楚我提出的异议，不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很难信服。因为这一切，皆有案可查。
然而最终给出的理由，竟是“没有律所接收”，超过了六个月期限而被注销。
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事已无法用“误会”二字开脱。因为不了解情况，才叫误会。而掌握了全部情况却仍坚持另一套说辞，那便不再是误会而是谎言！
如今再看，季羡林与郭德纲，其实各自说对了一半，他们看见的是恶的两种形态。
一种是盲，一种是昧。前者在混沌中作恶，后者在清醒中作恶。
年轻时，我总以为人最大的缺点是无知。后来才懂，无知固然会伤人，但更可怕的，是明知。
明知事实是什么却选择背离，明知是非在何处却选择无视。
明知他人蒙冤，却选择沉默，甚至推波助澜。
重读《牛棚杂忆》，我看见了季羡林的忧虑。而回味郭德纲那句话，我感到了现实的寒意。
而这一路的律师生涯教会我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两种恶往往共存于同一个时代，同一片屋檐下，甚至同一桩事件之中。
比识别这两种恶更重要的，或许是时刻警醒自己：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尽量不要活成自己曾经厌恶的模样。
一个人最大的悲剧，从来不是被坏人视为坏人。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知不觉，把自己活成了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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