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战争的受伤记忆”。战争幸存者及受害者后代身上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些伤痛还伴随着身份与尊严受损的感受。在一些人看来，法国看待阿尔及利亚的目光至今仍带有负面、家长式和居高临下的色彩。
自200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战争记忆突然被重新唤起以来，地中海周边的裂痕非但没有弥合，反而进一步加深。自2024年以来，阿尔及尔与巴黎之间接连不断的危机，在阿尔及利亚激起更多怨愤与误解，也看不出持久和解的前景。曾于2000年至2010年间为《世界报》报道阿尔及利亚事务的记者弗洛朗丝·博热重返当地，在这一组三篇系列报道中，呈现这种误解与痛苦的深度。
在阿尔及利亚社会，对法国的不满远比20年前更强烈。这并非仇恨，远非如此，而是一种深重且显然仍在加剧的苦涩。阿尔及尔总主教让-保罗·韦斯科枢机花了多年时间，才辨认出他在阿尔及利亚谈话对象身上感受到的“那种不适、那种痛苦、那种难以存在的状态”。
韦斯科1962年出生于里昂，原是一名商务律师，后来成为多明我会会士。他2002年第一次踏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先后在特莱姆森生活8年，在奥兰生活9年，2021年定居阿尔及尔。刚到这里时，他就感觉“有些地方不对劲，而且大家都不说”。他说，阿尔及利亚人聚在一起时，“总是在不断贬低自己。那里有一道伤口。只有在长期友谊关系中，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分量”。
后来，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与天主教会暴力问题有某种相似性。如今，韦斯科坚信，法国这个前殖民宗主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存在一种“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尚未解决的关系”。他强调，132年的殖民统治在阿尔及利亚人的精神深处留下了“极其深重”的伤口，数百万人都受到影响。
法国是否曾认真尝试衡量这种“殖民创伤”的影响？精神分析学家、随笔作家卡里玛·拉扎利这样称呼它。阿尔及尔总主教指出，一个人在5岁时遭受侵害，后来有了配偶、孩子和孙辈，到80岁时仍可能“带着一生的变形活着，就像一个变形的车轮”。
这种由殖民遗留下来的阴影，遮蔽了记忆，也压抑着当下。路易塞特·伊吉拉里兹的经历，打破了所谓“个别失控行为”的神话，也揭示出阿尔及利亚长期存在的一整套制度化做法。2000年6月，这位前独立运动成员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披露，自己19岁时曾于1957年秋天在阿尔及尔高地、雅克·马絮将军司令部内遭到暴力侵害。她并不情愿地成为一个象征。
如果没有这位女性的勇气，法国军队实施暴力的问题，恐怕仍会像过去那样，被视为一种“附带损害”——令人遗憾，却又仿佛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事情。
男性同样未能幸免。“瓶刑”早在19世纪的阿尔及利亚，就已是警察局和宪兵站常见的审讯手段。即便有一天军事档案能向研究者完全开放，也无法完整呈现这场悲剧的规模：从来没有下达过暴力命令，更不可能有书面命令。只有少数应征入伍者和被重新征召者的日记提到过此事。7年战争中，这类法国年轻人超过100万人。
当然，阿尔及利亚仍保留着口述证词。但随着时间流逝，最后的受害者和见证者正在离去，而施害者则继续受到保护。自1962年以来，法国接连颁布大赦法。刑罚被赦免的同时，遗忘也被制度化，罪行仿佛被一并抹去。
揭开这层沉重的沉默，让事实被说出来，是韦斯科所说的一场“关乎存在的斗争”。在阿尔及利亚生活近20年后，他认为自己已无法回避这一问题。他拥有“100%的法国身份和100%的阿尔及利亚身份”的双重归属，因此得以从一个独特角度观察两国民众。
在他看来，殖民就是一种强暴。被强暴的是整个民族，它的身份、历史、土地和尊严都被剥夺，而这一切建立在粗暴且羞辱性的统治之上。
“它会一直留下来。人还活着，但活得并不好。这种痛苦还会代代相传，尤其是在施害者强加沉默成为常态的情况下。等施害者再见到曾经的受害者时，甚至还敢反过来质问：‘告诉我，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你的人生过得怎么样？’”这位枢机主教认为，直到今天，任何踏上阿尔及利亚土地的法国人，仍带着一种评判的目光。这种目光是负面的，“带有家长式色彩，归根结底，是居高临下的”。
社会学家纳赛尔·贾比则认为，法国因为始终无法真正理解阿尔及利亚，已经“错失机会”，也“失去了主动”。“法国人以为了解我们，其实他们错了。很多人是通过布阿莱姆·桑萨尔和卡迈勒·达乌德来看我们。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接的还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阿尔及利亚。”他说。
在经济层面，越来越多国际伙伴正在占据位置：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土耳其人、海湾国家投资者，甚至德国人。他建议，必须走出阿尔及尔，去西部、东部，尤其是广阔的南部地区，才能看到变化。“就连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这方面都比法国人做得更好。”不过，这个新的阿尔及利亚究竟是什么样子，并不容易判断，因为缺乏民意调查。
贾比说：“贫困减少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中产阶层已经出现。有非常富有的人，也有很多新富阶层。如今61%的就业掌握在私营部门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多元化。”
但仍有两个重大疑问：现政权还能在多长时间内驾驭这批投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新资产阶级？如果这一中产阶层开始想要参与政治，政权又会如何应对？
一名要求匿名的教师无奈地说：“知识分子少数群体承受着一种窒息感。大多数民众则适应了这种状态，对政治失去兴趣，转而更明显地回到宗教和传统之中，以此寻求安慰。”
就像女性在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一样，她们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空间。她们头上系着头巾，一手拿手机，一手夹着香烟，在阿尔及尔和各大城市自由行走，坐满露天咖啡馆。
“但虔信主义依然存在。人们动不动就做礼拜，可找我来给准新娘做处女膜修补手术的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一名外科医生愤怒地说，“最让我难受的是，陪着年轻女性来到诊所、恳求我提供这项服务的，往往是她们的父母。”
仍有很多人继续梦想去别处生活，尤其是去法国，不论有没有证件。“哈拉加”问题依然存在——这些移民冒着生命危险出海，只为穿越地中海。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大学里，法语的地位明显下降，英语则在年轻人中更受欢迎。尽管如此，阿尔及尔国际中学的等候名单依旧很长。申请去法国或其他国家留学的人数也依然很多，人们对签证和入籍的向往并未消退。
相对于一个拥有4800万人口的国家，这究竟只是边缘现象，还是更普遍的趋势，答案并不明确。新闻记者伊赫桑·卡迪、新闻网站“新兴马格里布”负责人说：“像雅克·希拉克2003年访问阿尔及利亚那样的凯旋式场面，如今还可能出现吗？他年轻时支持‘法属阿尔及利亚’，1956年还曾在那里服兵役。我对此存疑。这个社会的异质性太强，很难轻易把握。”
不过，这个昔日殖民国家仍然像一个“避风港”，因为它距离近、语言相通，而且拥有庞大的阿尔及利亚裔社群。这正是其中一个最不容忽视的悖论。
如何走出僵局，实现法国社会与阿尔及利亚社会之间持久的和解？阿尔及尔总主教认为，第一步是认识到阿尔及利亚人所经历创伤的严重性。法国如果真想最终“翻篇”——这是法国社会常常提出的说法——就需要做的不只是象征性姿态。
他坚持说：“我们必须承担对殖民及其恶果的集体责任，尽管我们每个人在个人层面上都不对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侵害直接负责。”在他看来，这也符合法国自身的利益。
每当巴黎与阿尔及尔之间发生危机，法国社会内部都会在沉默中进一步撕裂。“数以百万计的法国穆斯林在自己的国家感到不安全。法裔阿尔及利亚人也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更像阿尔及利亚人，而不是法国人。我是从内部观察到这一点的。”韦斯科说。
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不久的将来，法国能感到一种“必要性”，说出“比道歉更多的话，发自内心、而不是空洞的话”，去面对这道不会随着代际更替而消失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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