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居民表示,与加沙类似,以色列正在对平民生活及其声音环境发动心理战,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哈布什,打破夜晚寂静的并不是空袭声,而是一个孩子呼救的尖叫声。村里的急救人员哈希姆听到,这些哭喊来自头顶盘旋的一架以色列四旋翼无人机。
他在接受“中东之眼”采访时说,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仍留在南部村庄居民越来越熟悉的一种模式。哈希姆说:“这已经不是这些无人机第一次飞到我们头顶,播放各种声音了。”“昨天,它播放的是孩子尖叫、哭着求救的声音。再之前,它播放过救护车的声音。还有一次是《古兰经》诵读声。另一次,则是一个女人呼救的声音。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经历这些。”
对于那些尽管面临以色列占领和每日轰炸,仍决定留在黎巴嫩南部家中的人来说,以色列四旋翼无人机已成为天空中的常见存在。它们执行监视、发出警告、播放信息和声音,把夜晚变成心理战场。
居民和急救人员说,除了恐吓之外,以军还利用这些令人痛苦的声音,借助恐惧、好奇心或人们本能的施救冲动,把人从家中或避难处引出来。哈希姆说,听到这种声音后的第一反应几乎是本能的。
他说:“当你在夜晚的寂静中听到这些声音,第一反应就是走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昨天我就是这样。但我很快意识到,那一定是无人机发出来的,因为那个时间村里根本不可能有孩子,尤其是接近午夜的时候。”
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向仍留在村里的人散布恐惧,通过心理消耗迫使他们离开;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用途。哈希姆说:“考虑到现在很多村庄已经没有平民,只在一些地方还剩下抵抗武装人员,我认为其目的也可能是把某些人引出来并识别他们。”
这种做法并不是以色列近年战争中的新手段。在加沙,人权组织、记者和居民都记录过,以色列使用配备扬声器的四旋翼无人机,在居民区和难民营上空播放儿童哭喊、妇女尖叫和呼救声,尤其是在夜间。
哈希姆说:“当你在夜晚的寂静中听到这些声音,第一反应就是走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加沙居民表示,这些声音有时会让人误以为附近有平民遇险,直到他们发现,哭喊声其实来自悬停在街区上空的小型无人机。
在加沙,四旋翼无人机不仅是监视工具。整个战争期间,医生、居民和人权组织都报告称,这类无人机被部署在街道、住宅和医院上空,用于监控人员活动、发布命令、恐吓平民,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开火。
配合扬声器使用的无人机,构成了更广泛心理战的一部分:它让平民陷入混乱,模糊真实声音与录音之间的界限,并削弱人类最基本的本能之一——回应求救声的冲动。
如今,黎巴嫩南部居民说,他们正看到同样手法的一些要素被转移到自己的村庄,只是所处环境不同。当地城镇已被摧毁或几近空置,许多家庭徘徊于流离失所和短暂返乡之间,而战争也重塑了人们与声音、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来自黎巴嫩南部重创城镇胡拉的塔里克·马扎阿尼,对这种压力有切身体会。他的家在2024年的战争中被毁。此后,他在停火期间搬到扎乌塔尔东区,但3月战事再起后,他再次流离失所。在那段时间里,马扎阿尼成立了“南部边境城镇居民联合会”,为居民返回被毁村庄的权利以及启动重建而奔走。
他说,2025年10月12日,以军曾派出四旋翼无人机飞越多个南部村庄,播放警告信息,要求居民不要与他说话,并对他进行抵制。相关信息还指称他属于真主党。马扎阿尼是在再次流离失所期间回忆起这件事的。当时他已是第三次被迫迁移。他告诉“中东之眼”,自己在扎乌塔尔东区暂住的房屋后来也被毁了。
马扎阿尼说:“以军那样做之后,出于对我所住居民楼里住户和邻居生命安全的担忧,我不得不离开那所房子。我觉得,在发出那些信息之后,他们可能会把我作为目标。我离开了家人,去了别的地方。”
他说,随着他的遭遇引发公众关注、被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并得到高级官员公开声援,这些警告后来停止了。但对马扎阿尼来说,这件事的影响不止于他个人的安全问题。他说,在南部村庄上空广播他的名字,既是在向他传递信息,也是在向他周围的社区发出警告:任何在返乡问题上积极发声的人,任何质疑流离失所现状的人,或任何要求启动重建的人,都可能被标记、威胁,或在社会上被孤立。
哈希姆和马扎阿尼的证词揭示了黎巴嫩南部战争的另一层面。这不仅是一场空袭、破坏和流离失所的战争,也是一场围绕平民生活心理空间和声音环境控制权展开的战争。
这种对声音的利用,把平民置于几乎无解的处境中:回应,可能意味着走入陷阱;不回应,又可能意味着对真实的求救声置之不理。在这种两难之间,恐惧不断累积,信任逐渐流失,留在村里本身也变成了一场日复一日的心理消耗战。
在黎巴嫩南部,占领的长期记忆与新一轮流离失所交织在一起。在当地居民看来,这些四旋翼无人机已不只是军事技术,更像是以色列控制力的延伸:它们悬停在头顶,持续监视,投射出无形的声音,迫使居民怀疑身边的每一种声响和每一次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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