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日新闻报道：多年来，美国民主党一直在寻找重新赢回劳动者的“灵丹妙药”。这个群体曾长期被视为民主党的天然票仓。为此，民主党不断强调经济议题。
但调查显示，过去半个世纪里，劳动者与民主党之间的裂痕持续扩大，分歧不仅体现在经济问题上，也体现在如何理解公平与个人努力、社会价值观，以及对制度的信任上。
自2016年总统选举以来——那一年，唐纳德·特朗普在中西部多个州赢得大量工人阶层选票，打破了民主党的“蓝墙”——美国左翼一直在急切追问：怎样才能重新赢得劳动阶层的支持？
对此，各方给出了不同答案。资深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共和党选区巡回造势，抨击寡头政治和企业贪婪。康涅狄格州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则反复强调，“民主党必须重新找回自己作为劳动阶层政党的身份”。
新一代候选人也开始涌现：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曾在酒吧当过服务员，玛丽·格鲁森坎普·佩雷斯做过机械师，格雷厄姆·普拉特纳则是一名身上有不少纹身的退伍军人。他们的人生经历被当作重新争取这一选民群体的象征，而民主党长期以来一直以为这个群体理所当然会支持自己。
缅因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格雷厄姆·普拉特纳被视为民主党最新一位出身蓝领、可能带来转机的人物。他直白地表达了这种看法：“我们正处在某种阶级战争之中。”他说：“如果民主党想在劳动者中拥有未来，就必须站在劳动者一边。”但在他看来，谁算是“劳动者”？他的回答是：“基本上，凡是不是完全依靠巨额财富获得全部收入的人，都算。”
这一理论始终如一：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潜在的劳动者多数，他们因共同的经济诉求而团结，只等被政治动员起来，为民主党投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通过“新政”做到这一点，因此，他的后继者也应该能够再次做到。
我是政治学者，长期研究美国乡村和工人社区。在我看来，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这些主张改革的民主党人是否真的愿意理解这些选民。因为正如这些选民自己所说，他们并不是只等着被某个正确纲领、正确使者或正确口号动员起来。仅仅号召他们“对抗寡头”，恐怕并不足够。
这一社会阶层的选民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过去50年来，这种世界观逐渐与民主党拉开距离——并不是因为劳动者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是因为民主党已经不是过去的民主党了。
劳动阶层身份并不只是“没有巨额个人财富”这么简单。今天，一个人把自己视为劳动者，意味着他是以某种特定方式来理解世界的。
人们通常会用一些常规标准来界定劳动阶层，但这些标准往往忽视了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以2024年为例，在那些认同自己属于劳动阶层的人中，21%拥有大学学历，只有5%是私营部门工会成员，37%持有股票。反过来，大多数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一阶层。
劳动者从来都不是压倒性支持民主党的群体，即便在“新政联盟”的鼎盛时期也不是。根据美国全国选举研究的数据，劳动者在民主党选民中的占比在1960年达到约56%的峰值，此后一路下降，如今略高于30%。
自认是民主党人的劳动阶层选民比例，也在过去半个世纪持续下滑。1958年时，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仍认同民主党；此后便不再如此。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转向了共和党。直到2020年和2024年——这是这项调查开展以来的第一次——认同共和党的劳动阶层选民人数才略微超过认同民主党的人数，而且差距非常小。数据显示，劳动阶层如今在政治上更像一个无所依附的群体：他们远离民主党，却也没有真正投向共和党，夹在两党之间，对任何一方的认同都在减弱。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们逐渐远离这个“驴党”？进步派左翼对此有一套现成解释：民主党在经济层面抛弃了劳动者，尤其是在贸易、工资和产业政策等问题上。选民因此作出了理性反应。“只要把经济问题解决，联盟就会回来。”
在与外国贸易的问题上，这一论点最有说服力。1988年，大约四分之三的民主党选民和劳动者都支持限制进口，以保护美国就业岗位。到2024年，支持这类限制的民主党人只剩26%，而劳动者中仍有54%持支持态度。与大多数民主党人不同，劳动者通常并不认为全球化符合自身利益。
但在保护主义问题上的分歧之外，双方在价值观上的裂痕也在扩大，而这不是任何关税政策能够弥合的。1984年，民主党人与劳动者在一个问题上大体一致：如果人们得到更公平的对待，社会问题就会减少。2008年后，双方开始出现分歧；2016年后，这种分歧进一步扩大。如今，民主党人认为应更优先追求平等的比例，比劳动者高出28个百分点。
1986年，一半的温和派民主党人以及略低于这一比例的劳动者认同这样一种说法：非洲裔美国人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努力不够。到2024年，持这种看法的民主党人比例已降至13%。劳动者中的这一比例也有所下降，但只降到32%。
双方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主要并不是因为工人阶层内部的种族怨恨上升。更主要的原因在于，2008年之后，民主党迅速转向一种更强调结构性障碍、而较少强调个人努力和个人责任的世界观。劳动者一直倾向于用勤奋工作和应得回报来理解自己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变化远没有民主党那么大。
在社会议题上，这一趋势同样明显。并不是劳动者在某种反动式反叛中右转，而是民主党明显向左移动。1986年，民主党人与劳动者中认同以下说法的比例相近：“如果这个国家更重视传统家庭纽带，问题会少得多。”到2024年，双方已拉开25个百分点的差距。
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问题上，民主党人与劳动者之间几乎不存在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不断扩大，到2024年已达到17个百分点。堕胎问题上的差距，1980年只有3个百分点，到2024年已扩大到30个百分点。
至于是否应提高移民规模，2000年时两组人几乎站在同一立场上，支持这一主张的比例都在8%左右；但到2020年，支持提高移民规模的民主党人达到48%，劳动者中则为24%。
不过，即便劳动阶层选民原则上认同某项民主党的政策目标，他们往往也不信任负责落实这一目标的制度。这种不信任是几十年逐步积累起来的。
1958年，在“政府是否浪费了相当一部分纳税人资金”这一问题上，劳动阶层选民与民主党人之间只相差5个百分点。到202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7个百分点。这并不是因为劳动者转向了某种极端对政府持否定态度的立场，而是因为温和派民主党人对政府作为推动社会变革工具的信任显著增强。
劳动阶层选民认为“像自己这样的人对政府做什么没有发言权”的可能性，比民主党人高17%。2024年，88%的劳动者和75%的民主党人都表示，政府是由少数大集团利益操控的。也就是说，双方都认同这个体制已被控制。但民主党的政治回应却始终是扩大这个体制。
在扩大国家作用的问题上——从医疗保健、就业到环保项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党人与劳动者的立场明显分化。到2024年，在建立公共医疗保险、增加环保支出和推行就业保障计划等议题上，双方的支持差距都达到20到30个百分点。
在进步派经济纲领的几乎所有主要议题上，民主党如今都明显比他们声称代表的劳动者更偏左。60年来，劳动者不断告诉民调机构，政治体制并不倾听他们。民主党却越来越适应那些劳动者日益不信任的制度。
这种不信任，是一连串具体经历累积的结果：政府眼看着去工业化发生；经济学家支持、劳动者承担代价的贸易协定；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应对措施救了银行，却让他们失去住房；监管机构完全没能预见的阿片类药物危机。
这恰恰是新一波改革派候选人声称要纠正的问题。“合适的候选人能够改变局面”这一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候选人的素质确实重要。对某个人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对制度的信任。
但从劳动者对民调问题的回答来看，经济诉求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数据呈现出的是一种持续数十年的深层分化：劳动者与传统民主党人在如何理解公平、政府、个人责任和社会变革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异。如果只谈“阶级战争”，实际上是把劳动者强行纳入一套现成的进步派议程，而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真正表达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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