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在瑞士收到了来自老家的律师函。
函上写着当年我被母亲骗走1600万积蓄买下的四合院，如今拆迁补偿高达1.9亿。
弟弟陈浩打来电话，语气带着讨好与不安，说拆迁款也有我的一份。
我想起5年前被家人联手欺骗，辛苦攒下的1600万被拿去给弟弟买房，房产证上却没有我的名字。
我当场与原生家庭断绝关系，远走瑞士重新生活。
面对这份突然的通知，我对着电话淡淡开口，一句话让对面瞬间沉默——
01
我今年三十二岁，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生物医药实验室做高级研究员。
刚结束一个持续七十小时的细胞培养实验，整个人几乎虚脱。
脱下实验服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是男友马克发来的消息：“晚饭在烤箱里，我去机场接客户了。”
我回了个亲吻的表情，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走到实验楼门口，门卫老汤姆叫住我：“程博士，你有个国际快递。”
我愣了一下，接过那个牛皮纸袋，看到寄件地址的时候，整个人都僵住了。
中国A市东城区。
五年了。
整整五年零三个月零十天，我和那个所谓的“家”彻底断绝了联系。
我站在雪地里，捏着那个薄薄的信封，手指止不住地发抖。
老汤姆关切地看着我：“程博士，你还好吗？”
“我没事，谢谢。”
我挤出一个笑容，转身走进了漫天飞雪中。
回到公寓，我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那个未拆封的快递。
马克留的烤三文鱼配芦笋香气诱人，但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布偶猫团团跳上桌子，用爪子拍了拍那个信封，歪着脑袋看我。
我深吸一口气，撕开了封口。
里面是一份律师函。
发件人是A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受托人是王桂兰和陈浩。
事由是关于A市东城区某四合院拆迁补偿款分配事宜的法律咨询函。
我的视线快速扫过那些法律术语，最后定格在一行数字上——拆迁补偿总额：人民币一亿九千万元。
我闭上眼睛，那些被刻意埋藏了五年的记忆，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了出来。
02
2018年6月，我二十六岁，刚在瑞士完成博士后研究，准备回国发展。
那天下午，我妈王桂兰给我打电话：“婷婷，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当时正在实验室做细胞培养。
“你弟弟看中了一套四合院，在东城区，地段特别好，以后肯定升值。”
我心里警铃大作：“所以呢？”
“所以啊，你不是也要在A市买房吗？
咱们一起买这套，算是家庭投资。”
“多少钱？”
“一千八百万，你弟弟攒了一百八十万，你不是有一千六百多万吗？
正好凑够。”
我沉默了很久。
“婷婷啊，这真是个好机会，四合院肯定升值的。”
王桂兰的语气特别急切：“而且你也要买房子，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如果我出钱，房产证上要写我的名字。”
“那当然了，都是一家人嘛。”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心软了。
毕竟是自己的家人，而且我确实需要在A市有个落脚的地方。
第二天，我把一千六百二十万转到了王桂兰的账户上。
转账的时候，我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停留了很久，冥冥中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最终还是按下了确认键。
一周后，陈浩给我发来照片，崭新的房产证。
我打开图片，心瞬间凉了。
房产证上只有两个名字：陈浩、白雅茹。
没有我。
“妈，这是怎么回事？”
我打电话过去，声音在颤抖。
“哦，你说房产证啊。”
王桂兰的语气特别轻松：“你弟弟说了，他要结婚，房子自然要写他和雅茹的名字，你是他姐姐，应该能理解吧？”
“可是你说过会写上我的名字。”
“哎呀，写不写名字有什么关系？
反正都是一家人，房子还不是咱们程家的？”
“妈，那是我的一千六百二十万。”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你吼什么吼？”
王桂兰的声音也提高了：“你一个女孩子，将来要嫁人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现在帮你弟弟买房子，等你以后回国了，这房子你也可以住啊。”
我挂断了电话，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给陈浩打电话：“陈浩，房子的事情，你什么意思？”
“姐，你别生气嘛。”
陈浩的语气里带着讨好：“我也是被逼的，雅茹她家要求房子必须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不然不同意结婚。”
“那我的钱呢？”
“姐，你就当是借给我的，等我以后有钱了，一定还你。”
“借？
你有打借条吗？
有还款计划吗？”
“姐，咱们是亲姐弟，说这些多伤感情。”
陈浩的语气变得不耐烦：“再说了，你在国外挣钱容易，这点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
“不算什么？
那是我五年半的积蓄，五年半的汗水。”
“姐，你也太小气了吧，不就是帮弟弟买个房子吗？”
我挂断了电话，看着窗外瑞士的夜空，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第二天，我给家里打了最后一通电话。
“爸、妈、陈浩，我有话说。”
“婷婷，你想通了？”
王桂兰的声音里带着欣喜。
“从今天开始，我程婷和你们再无任何关系。”
“什么？”
三个人同时惊呼。
“你们用欺骗的手段拿走了我的一千六百二十万，这不是借，也不是投资，这是诈骗。”
我的声音很冷：“我本可以报警，但考虑到你们是我的家人，我选择就此断绝关系。”
“婷婷，你别冲动！”
程国栋的声音传来：“有话好好说，不至于这样……”
“不至于？
爸，你知道这一千六百二十万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那是我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来的，是我周末打三份工挣来的，是我卖掉专利分成得到的。”
“可是你弟弟也需要啊。”
王桂兰的声音变得尖锐。
“他需要，我就应该给？
凭什么？
就因为他是儿子，我是女儿？”
“你这话说的，什么叫重男轻女？”
王桂兰恼羞成怒：“我们哪里重男轻女了？
你从小到大，我们少给你吃的了？
少给你穿的了？”
“是，你们给了我生命，给了我食物和衣服。
但这是父母的责任，不是恩赐。”
“那是因为他是男孩，需要更多的培养。”
王桂兰理所当然地说。
“所以，你们终于承认了？
在你们心中，儿子就是比女儿重要。”
王桂兰不说话了。
“不要再叫我婷婷。”
我的声音冷得像冰：“从今天开始，我叫程婷，一个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请不要再联系我。
这一千六百二十万，就当是我买断了和你们的关系。”
“你敢！”
王桂兰尖叫起来：“你就是这么孝顺的吗？”
“孝顺？
当你们把我当女儿的时候，我会尽孝道。
但当你们把我当提款机的时候，对不起，这场交易到此结束。”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然后删除了所有家人的联系方式，拉黑了他们的社交账号，甚至更换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站在苏黎世的阳台上，感受着六月的凉风。
心很痛，但也很轻松。
痛的是，我失去了家人。
轻松的是，我终于不用再背负那些沉重的期待和偏心。
03
其实从小到大，我都活在这种偏心之中。
我七岁那年考了全年级第一，拿了八百块奖学金。
王桂兰摸着我的头说：“我们婷婷真懂事，不愧是姐姐。”
然后我的奖学金被拿去给两岁的陈浩报了奥数班和英语班。
而我想要的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王桂兰说：“你成绩好，不用买这些书，把钱省下来给弟弟用。”
从那以后，这样的事情就变得理所当然。
我的压岁钱要存起来给弟弟交学费，我的零花钱要分一半给弟弟买玩具。
我考试考了第一名，王桂兰会说：“别骄傲，要帮助弟弟进步。”
陈浩考试及格了，全家人都像过年一样高兴，王桂兰会做一大桌好菜庆祝。
我问过一次：“妈，为什么弟弟可以买玩具，我不可以？”
王桂兰理所当然地回答：“因为你是姐姐啊，姐姐要让着弟弟。
再说了，你将来要嫁人的，弟弟才是我们程家的根。”
那一年，我七岁，陈浩两岁。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在这个家里，我不是因为“我”而被爱，而是因为我“有用”。
高考那年，我考了全省第十二名，被保送到A市大学。
陈浩考了三本线，勉强上了一所普通大学。
程国栋和王桂兰为陈浩的学费发愁：“四年下来起码要十二万，咱们哪来这么多钱？”
“要不让婷婷申请助学贷款？
她成绩好，肯定能申请下来。”
我当时正在收拾行李，听到这话愣住了：“爸，我也要上大学，也需要学费。”
“你不是被保送了吗？
保送生有奖学金的。”
“可是生活费、住宿费、书本费……”
“这些你可以自己打工挣啊，你这么聪明，肯定能找到兼职。”
王桂兰说：“浩浩不一样，他成绩不好，更需要好的教育环境。
我们决定了，让他上那所学费贵一点的民办本科，至少环境好，师资强。”
“那要多少钱？”
“一年六万，四年二十四万。”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二十四万对于我们这个工薪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那我的学费怎么办？”
“你自己想办法吧，申请助学贷款或者找奖学金，你这么优秀，肯定有办法的。”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
不是因为没有学费，而是因为这种赤裸裸的偏心。
第二天，我去银行申请了助学贷款，然后在学校里找了三份兼职：图书馆管理员、家教、实验室助理。
整个大学四年，我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而陈浩在那所学费昂贵的民办大学里，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买名牌衣服、换最新款手机、跟朋友吃喝玩乐。
毕业的时候，我拿着全额奖学金去瑞士读博。
陈浩找了三份工作，每份都干不到三个月就辞职了。
在瑞士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充实也最孤独的时期。
白天泡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写论文、参加学术会议，晚上回到小小的出租屋，一个人吃饭、看书、睡觉。
我很少和家里联系，每个月给王桂兰打一次电话，简单说几句就挂断。
王桂兰从来不问我过得好不好、累不累，只会说：“你弟弟最近又换工作了”、“你弟弟谈了个女朋友”、“你弟弟说想在A市买房子”。
2018年春节，我没有回国。
一是因为实验正在关键期，二是因为我实在不想面对那个让我窒息的家。
大年三十晚上，王桂兰打来视频电话。
画面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
“婷婷，今年怎么不回来？”
“实验忙。”
我简短地回答。
“哎，你看你弟弟，带着女朋友回来了，这是雅茹，你弟媳妇。”
画面里出现了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孩，看起来很年轻，眼神里带着一丝傲慢。
“姐姐好，我是白雅茹。”
“你好。”
我点点头。
“婷婷啊，你弟弟准备今年结婚了。”
王桂兰突然说。
“哦，祝贺。”
“结婚需要房子，我们在看A市的房子。”
王桂兰顿了顿：“婷婷，你在国外这么多年，应该攒了不少钱吧？”
我的心一沉：“妈，你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你也快三十了，也该在A市买套房子了。
正好你弟弟也要买房，不如咱们一起合伙买个大点的？
你出钱，我们帮你看房子，多好。”
我沉默了几秒钟：“妈，我自己的钱，我会自己安排。”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见外？
都是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我没有再说话，随便找了个借口挂断了视频。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苏黎世的出租屋里，看着窗外的雪景，心里涌起一阵悲凉。
我以为只要我足够优秀、足够独立，就可以得到平等的对待。
但现实告诉我，在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面前，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然后就发生了一千六百二十万被骗走的事情。
04
断绝关系后的第一个月，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梦到王桂兰在电话里哭着说：“婷婷，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梦到程国栋站在门口，头发全白了，说：“女儿啊，回来吧。”
梦到陈浩跪在地上说：“姐，我错了。”
每次从噩梦中惊醒，我都会坐在床上发呆很久。
我是不是太残忍了？
我是不是太绝情了？
但每当这些念头冒出来，我就会打开手机相册，看那张房产证的照片。
上面只有两个名字：陈浩、白雅茹。
没有我。
那一千六百二十万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实验室的导师安娜教授发现了我的异常：“程，你最近状态不太好，有什么困扰吗？”
安娜教授是个五十多岁的瑞士女性，严谨、专业，但也很有人情味。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家里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安娜教授听完后，沉默了很久。
“程，我不知道中国家庭的具体情况，但我想说的是，在瑞士，父母和子女是平等的。”
她说：“父母有抚养的义务，子女有独立的权利，没有谁应该为谁牺牲，也没有谁应该为谁负责。”
“但他们是我的家人。”
“家人应该是相互支持，而不是单向索取。”
安娜教授说：“如果一个家庭让你感到痛苦和不平等，那么离开它，不是背叛，而是自我保护。”
这番话让我如释重负。
“谢谢你，教授。”
“不客气，程，你是个优秀的研究员，也是个坚强的女性。
不要让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定义你的价值。”
从那天起，我开始真正地接受“断绝关系”这个事实。
我不再做噩梦，不再自责，不再怀疑自己的决定。
我开始专心于自己的生活。
2019年，我加入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研究一种新型的癌症靶向药物。
我每天早上七点到实验室，晚上十一点离开，周末也经常泡在实验室里。
但我不觉得累，反而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
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我为自己而活的证明。
那年秋天，我们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分子靶点，可以有效抑制某种肺癌细胞的扩散。
这个发现让整个团队为之振奋。
三个月后，我们的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我是第二作者。
论文发表那天，实验室的同事们为我庆祝，大家开了香槟、唱了歌，还送了我一束花。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没有家人的支持，我也可以走得很好。
甚至可以说，没有了家庭的拖累，我反而走得更快、更远。
2020年的春天，我遇到了马克。
那天我在苏黎世的一家咖啡馆里修改论文，不小心打翻了咖啡，洒在了旁边一个男人的电脑上。
“天哪，对不起！”
我慌张地拿纸巾擦拭。
那个男人并没有生气，反而笑了：“没关系，电脑防水。
倒是你的论文，好像更需要拯救。”
我低头一看，咖啡洒在了我的笔记本上，上面密密麻麻的公式和数据都被染成了咖啡色。
“天哪……”
我欲哭无泪。
“需要帮忙吗？
我正好是搞软件开发的，也许能帮你恢复数据。”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马克，三十五岁，瑞士苏黎世本地人，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软件工程师。
他成功帮我恢复了大部分数据，作为感谢，我请他吃了晚饭。
晚饭时，我们聊了很多，聊工作、聊生活、聊兴趣爱好。
我发现马克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博学、幽默、善良，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尊重女性。
“在瑞士，男女平等不只是口号，是真实的生活。”
他说：“我妈妈是个工程师，我爸爸是个护士，他们教会我，性别不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能力才是。”
这番话让我很感动。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约出来喝咖啡、吃饭、看电影。
慢慢地，我们成了朋友，然后是恋人。
马克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把我当作平等个体的男人。
他从不要求我为他做什么，也不认为我作为女性就应该承担某些责任。
我们分摊房租、分担家务、分享生活，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平等。
2021年情人节，马克送了我一只布偶猫。
“听说你喜欢动物，这只小家伙叫团团，希望你喜欢。”
我抱着那只毛茸茸的小猫，眼泪掉了下来。
“怎么了？
不喜欢吗？”
马克紧张地问。
“不，我很喜欢，我只是……很久没有人这么用心地对我好了。”
马克抱住了我：“程，你值得最好的一切，不要因为过去的伤害，就怀疑自己的价值。”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接下来的几年，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稳定而充实的阶段。
2021年，我完成了博士后研究，正式加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为一名高级研究员。
2022年，我和马克搬进了一套更大的公寓，在苏黎世湖边，风景优美。
2023年，我的一项专利被一家制药公司买断，获得了一笔可观的专利费。
这笔钱让我彻底摆脱了经济上的任何压力。
我给自己买了一辆车，给马克买了一块手表，还带着他去意大利旅行了一个月。
那个月，我们在托斯卡纳的葡萄园里喝酒，在威尼斯的小巷里迷路，在罗马的竞技场前拥抱。
我从未如此快乐过。
马克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上对我说：“程，你知道吗？
我从未见过你这么放松、这么开心。”
“因为我终于学会了为自己而活。”
“那就一直这样活下去吧，我会一直陪着你。”
那一刻，我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
但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
2024到2026年这三年里，我几乎完全忘记了中国那个“家”的存在。
偶尔在深夜加班回家的路上，我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些片段。
想起王桂兰做的红烧肉，想起程国栋教我骑自行车，想起陈浩小时候总是跟在我身后叫“姐姐姐姐”。
但这些回忆很快就会被现实冲淡。
我提醒自己，那些温馨的记忆不能掩盖他们后来对我的伤害。
2024年春节，马克问我：“要不要回中国看看？”
“不用，我在瑞士过得很好。”
“可是你的家人……”
“我没有家人，马克，我只有你，只有团团，只有这里。”
马克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抱住了我。
他知道，有些伤痛是无法用时间抹平的。
2025年，安娜教授退休了。
她在退休晚宴上对我说：“程，你是我带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我为你骄傲。”
“谢谢您，教授，是您教会了我，女性可以在科学界站稳脚跟。”
“不，是你自己争取来的。
记住，永远不要让任何人、任何观念限制你的可能性。”
2026年，我晋升为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领导一个十人的团队。
这一年我三十二岁，在事业上达到了新的高峰。
我以为我的人生会一直这样平稳地走下去。
直到2026年3月10日，那个雪夜，那份律师函的到来。
05
我坐在餐桌前，反反复复地读那份律师函。
内容很简洁：A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受陈浩及其母亲王桂兰委托，就A市东城区某四合院拆迁补偿款分配事宜，希望与我协商。
拆迁补偿总额：人民币一亿九千万元。
鉴于该房产购置时的资金来源存在争议，据委托人陈述，购房款中有一千六百二十万元人民币来自我，所以希望协商补偿款的合理分配方案。
请我于收到函件后三十日内，与律师事务所取得联系。
函件末尾还附了一个手机号码，备注是“陈浩”。
我把律师函放下，深吸了一口气。
五年了，整整五年零三个月零十天。
他们终于想起我了。
不是因为亲情，不是因为愧疚，而是因为钱。
一亿九千万，确实是一笔巨款。
按照我当初出资一千六百二十万、陈浩出资一百八十万的比例，我应该得到一亿七千一百万元。
这笔钱足够我在瑞士买一栋别墅，足够我和马克环游世界，足够我提前退休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但我真的想要这笔钱吗？
如果要，就意味着我要重新和那个家庭扯上关系。
意味着我要面对王桂兰的哭诉、程国栋的劝说、陈浩的道歉、白雅茹的冷嘲热讽。
意味着我要在那些虚伪的亲情和赤裸的利益之间周旋。
我想起了五年前那个夜晚，我站在阳台上对自己说的话：“从今往后，为自己而活。”
但现在，这一亿七千一百万会不会动摇我的决心？
就在这时，门开了，马克回来了。
“宝贝，你还没吃晚饭？”
他看到餐桌上冷掉的三文鱼，有些担心。
我把律师函递给他。
马克接过去，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吹了一声口哨：“一亿九千万人民币？
这可是一大笔钱。”
“是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老实地回答：“马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马克坐下来，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
“首先，这笔钱从法律角度来说，你确实有权利要求，你出了一千六百二十万，这是事实。”
“但是……”
“但是，权利是一回事，要不要行使这个权利是另一回事。”
马克看着我：“程，这五年你过得开心吗？”
“很开心。”
“为什么开心？”
“因为……”
我想了想：“因为我不用再背负那些期待，不用再面对那些不公平，不用再为别人的选择买单。”
“没错。”
马克说：“你现在的快乐建立在与那个家庭彻底切割的基础上。
如果你要回这笔钱，就必须重新建立联系。
那么，这种联系会不会破坏你现在的平静？”
我沉默了。
“还有，你要考虑，这笔钱对你的生活会产生多大的改变。”
马克继续说：“一亿七千一百万，按现在的汇率，大概是两千三百万欧元。
这笔钱确实很多，但会让你更快乐吗？
你现在的收入足够支撑你想要的生活。
你有稳定的工作，有我，有团团，有朋友。
多了这两千三百万欧元，你会去做什么不同的事情吗？”
我想了想，发现好像并没有。
我不需要更大的房子，不需要更豪华的车，不需要奢侈品。
我想要的无非是和马克一起的平静生活，是实验室里的研究工作，是偶尔的旅行和周末的登山。
这些，现在的我都拥有。
“但那是我的钱。”
我说：“如果我不要，岂不是便宜了他们？”
“从公平角度来说，确实如此。”
马克说：“但人生不只有公平，还有快乐。
如果为了追求公平而失去了快乐，这值得吗？”
他的话让我陷入了深思。
“程，我不是劝你放弃这笔钱，我只是希望你想清楚，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马克握住我的手：“如果你想要这笔钱，我会支持你，陪你去A市，陪你和他们谈判。
但如果你想放弃，我也会支持你，因为我知道你的平静比任何金钱都珍贵。”
我看着马克的眼睛，心中涌起一阵温暖。
这就是我爱他的原因。
他从不替我做决定，但永远支持我的决定。
“我需要时间想想。”
“当然。”
马克站起来：“我去热一下晚饭，你慢慢想。”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这五年的画面。
2018年，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苏黎世的夜空，发誓再也不回头。
2019年，我在实验室里通宵做实验，用工作填补心中的空虚。
2020年，我遇到马克，学会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尊重。
2021年，我抱着团团，第一次感受到无条件的陪伴。
2022年，我站在苏黎世湖边对马克说：“我很幸福。”
2023年，我在意大利的葡萄园里，真正学会了为自己而活。
2024到2026年，我的生活平静而充实，没有家庭的拖累，没有偏心的伤害，没有无尽的索取。
我终于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
如果现在为了那一亿七千一百万，我要重新回到那个环境中，重新面对那些让我痛苦的人和事……
值得吗？
我打开手机，看到律师函里留的电话号码，那是陈浩的号码。
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拨出去。
凌晨三点，我起床走到客厅。
团团蹲在窗台上看着外面的雪景。
我坐在它旁边，轻轻抚摸它的毛。
“团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团团转过头，用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看着我，然后打了个哈欠，继续看雪。
我笑了。
是啊，对于一只猫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钱，不是房子，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
而是温暖的家，充足的食物，爱它的人，还有窗外的风景。
这些，我都有。
为什么还要去追求那些可能让我失去这一切的东西呢？
但理智又告诉我，那是我的钱，我有权利要回来。
整整一夜，我都在这两种想法之间徘徊。
第二天早上，我睡过了头。
匆匆洗漱后赶到实验室，已经迟到了半小时。
“程，你还好吗？”
助手安德烈亚关切地问：“你看起来很疲惫。”
“没事，昨晚没睡好。”
我勉强笑了笑。
整个上午我都心不在焉。
做实验的时候差点把两种不该混合的试剂倒在一起，幸好安德烈亚及时发现制止了我。
“程，你今天真的不对劲，要不你回家休息吧？”
“不用，我没事。”
但话音刚落，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中国号码。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
“姐……是我，陈浩。”
电话那头传来了五年未听过的声音。
我的手开始颤抖。
“你怎么有我的号码？”
“我……我托人找的。
姐，你收到律师函了吗？”
陈浩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
“收到了。”
“那……那你有什么想法？”
我沉默了几秒钟。
“陈浩，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问这个？”
“不是不是。”
陈浩急忙说：“姐，我……我其实很想你，这五年我经常想起你。”
“是吗？
那为什么五年里你一次都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我……我不敢，我知道当初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
我的声音提高了：“陈浩，你知道那一千六百二十万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我都知道。”
陈浩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姐，我真的知道错了，这五年我每天都在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拿了我的钱？
还是后悔现在要分给我一部分拆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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