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和她的文学世界：发明一种无畏的语言|呼兰河传|商市街|小说|文学|生死场|萧军|萧红

谁能抑止女性写作？没有人能真的抑制女性写作——萧红以她的文学作品，对此做出了强有力的注解。

在最近出版的《她走过无数人间》中，有关“抑止”的课题并不仅仅关乎女性写作者如何摆脱外部世界的困难与规训，更在于女性如何在心灵深处建立无畏与强韧的主体性。萧红生活在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逃离不了自己早逝的命运，不论是在客观环境还是灵魂深处，她也曾被不安所包围。

通过这本新书，我们得以重温萧红留下的文字，得以看到女性乃至当时整个国家所面对的复杂处境。但是，萧红没有构筑宏大史诗的雄心，亦没有陷入寓言与譬喻的繁复游戏，她只是用自己的具身经验，天真诚实地写出自己的作品，用自己的声音和语法表达，使后来的我们知道曾有这样一位女性写作者如此直视过苦难、摆脱过抑制，并无畏地走过人间，这激励着我们重新思考并判断今天女性所面临的和所创造的——不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其他领域。

撰文｜程舒颖

被看见的女性生活

在《她走过无数人间》中，张莉读《生死场》所着重注意到的，是书中所描述的战争年代的女性“被恐怖把握着”的生活，那些恐怖并不总是以宏大叙事的形式笼罩一切，而是在细密的生活里悄然降临。张莉捕捉了萧红所写下的女性身体的切肤之痛。生育与死亡伴随的女性生活经验，在萧红笔下像血与墨那样挥洒在文字所营造的图景之中。本书注释曾提到刘禾对初版《生死场》封面的解读，“若是封面的深红色可以联想为东北人民的鲜血，则也可将这同一片深红理解为女性的血，因为小说对女性之躯的表现总是与流血、伤残、变形与死亡密切相关的——不论是由于生育、被殴、疾病，还是自尽。”但是，张莉与之不同的理解在于，不论是“小金枝来到人间才够一月，就被爹爹摔死了”这样的悲惨事实的冷静叙述，还是“光着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她趴在那里。”这样不加掩饰地直接描写，都代表着萧红对作为生育者痛苦的感知，对生育过程循环的熟知和洞悉。所以也无怪她得以将动物的生产与乡村女性的生育图景交织在一起，“在描写完狗和猪的生产后，小说接着便写下五姑姑的姐姐要生产。这是萧红笔下的‘界限模糊’：有时候人是动物，有时候动物是人，而人的生育和死亡，会在同一个时刻发生。”——无论如何被道德化与美化，无论人类或者动物，生育的过程就是伴随着痛苦与重生。

《她走过无数人间》

作者: 张莉

版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5年12月

如果读者能够真的从萧红的角度去理解萧红，便会有进一步的认知，“写作《生死场》时，萧红只有二十三岁，尽管她有着写作的天才和敏感，但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并非天生具有，更多来自她的切身经验。年轻的她曾经饱受生育之苦痛。”正如张莉所注意到的，萧红在《生死场》里震动人心的生育画面之前，便发现了《弃儿》这部作品中对女性生育经验的凝视，“这是作家第一次写生产之痛，后来，《王阿嫂之死》里也写了孕妇身体的痛苦，都算不得成功。”正是经历了对生育主题反复尝试后，张莉认为，“生育经验带给萧红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也使她对生与死有了切肤的感知，于是《生死场》才有了如此尖锐、痛切、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从这一源头出发，“弃儿”成为张莉理解萧红的核心角度：“弃儿首先是一个动词，抛弃孩子；但也是名词，被抛弃者。某种意义上，小说中被抛弃的孩子和被遗弃的母亲共同构成了‘弃儿’的意味。被亲人抛弃、被爱人抛弃……被遗弃者的意象和语词在萧红作品如《商市街》《呼兰河传》中反复出现，构成了重要的意象。”这意味着，张莉看到的“弃儿”也代表了萧红的处境，这一意象之中也映射着写作者萧红自己。

在萧红笔下的女性生活中，除了生育的负累，还有社会与亲缘关系中的困局。这与我们当前社会多次讨论的问题息息相关。但是张莉没有止步于此，她进一步看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当时的农村，“萧红所看到的，是更大的悲剧：男人压迫女人，女人打骂、摧残她们的孩子。”她看到了“更为复杂和惨烈的母女关系”，人们总是会把伤害投射向更为弱小的角色，而女性在很多时候成为这一循环的尾端。这在萧红的《生死场》与《呼兰河传》中，也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这是张莉从女性视角出发的感受，超越了性别之间的控诉，对这些作家笔下人际关系之复杂的感同身受。

葛浩文曾认为“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妇女们一天到晚只忙着一些无聊的家务，而对于家外的事物全透过男性才得知一二；萧红的观察和看法也可能正代表着当时一般妇女的看法。”张莉反对这样的观点，她认为“萧红用一种女性写作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书写女人的生活。那些生育的羞耻、痛苦、折磨，那些如猪狗般的时刻，她悉心呈现。挑战习以为常的逻辑，改变以往写作中的一些约定俗成，《生死场》向世人宣告，那些永无止境的家务活儿，那些像松子一样聚着谈心的女人，那些在土炕上痛苦翻滚的产妇，那些和着血汗的生存与挣扎，都是严肃的生活，绝非微不足道。”如果将文学单纯作为理解宏大历史和复现当时社会的工具，那么萧红的作品确然充斥“无聊的家务”，“一般妇女的看法”，并无惊天动地的重要性可言。但是在《她走过无数人间》中，从张莉的立场和观点之中，我们完整地看到了女性日常中那份沉重，看到萧红是如何摒弃了自古以来的规训和惯常温柔的女性叙事，恍若身披铠甲那般，勇敢地直视它们，留下足以击穿时间与空间，越过漫长历史与社会变革的作品，得以击中今天无数和她一样认取了“弃儿”身份的读者的心——在她的文学中，我们共享着那一份身体、命运与心灵的经验，同时我们也将学习，她是如何用写作乃至生命实践找到出口。

“坚韧的弱”

2026年1月，《她走过无数人间》的新书发布会上，李敬泽评价萧红的生命中有一种“坚韧的弱”，这种看似矛盾的概括，恰好可以作为理解萧红作品的一把钥匙。与此气质相通的，正是张莉在书中提出的“弃儿”这一核心概念。作为张莉理解萧红的核心词汇，“弃儿”立场的意义无比宽广：“‘弃儿立场’并不等同于女性立场，但包含了女性立场。它指的是站在地势低微的女性角度思考，也指和那些贫穷的、弱势的、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人们一起。站在被遗弃者／‘弃儿’立场，萧红看到了这个世界更多的黑暗，看到了更多贫穷和弱势群体，不仅仅是女性。”这是符号学中标出性的一端，是文化的主流结构性排他的结果，意味着被凝视、限制和边缘化，而萧红的写作则是从这些“被标出者”出发，颠倒他们的位置，把他们的生命经验放到文学世界的中心，成为她笔下的主角。

在《商市街》中，张莉首先看到的是萧红生活的困窘，她如何在饥饿之中保持着生命的热情，充分享受生活，用她的幽默和活泼保持着乐趣。张莉为第二讲所选择的导语独特又令人难忘：“电灯照耀着满城市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穿过电车道，穿过扰嚷着的那条破街。”我们恍若瞬间进入了许多当下的年轻人同样经历的，虽然一无所有但总有温馨一瞬的生活日常。然而，虽然萧红说“饿比爱人更要紧”，在写作中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张莉仍然在《商市街》中窥到了萧红真正痛苦的来源并非饥饿，而是与萧军之间情感的复杂与裂缝。张莉看到了萧红对“郎华”的等待，萧红是如何坦诚地写下“郎华”与其他女性的交往，以及萧军是如何拒绝理解萧红并不强健的身体与并不坚硬的性格。

电影《黄金时代》（2014）剧照。

从心理学角度看，写作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疗愈作用，詹姆斯·潘尼贝克所提出的“表达性写作”疗法认为，人们会在叙述行为之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治疗效果，就如同将垃圾从心灵的房间之中清理。写作《商市街》时，作者的叙述声音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已经产生了位移，萧红写作的心境已然是她成长的结果，她的痛苦与挣扎已经被冻结在那个时期，成为被审视的对象。也正是因为她获得了成长，她才得以淡然地处置这一切。同时，这样保持着尊严、不自怜的写作并不意味着写作者的回避，反而是历经一切后极度的坦诚，她虽然彼时忍受着贫穷与伤害，但如今，叙述者的声音早已不再畏惧饥饿与情感上的打压，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作者萧红也在如实地写下一切的过程中完成一场自我的革新，如张莉所言，“分泌出新的自我”。

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我们才得以从萧红的角度一窥她所经历的历史现场，这也是张莉“以萧红的角度去理解萧红”的核心方法所在。萧军的注释是为读者的观看而写，带着叙述的距离和目的，而萧红所留下的书信原稿，则是她剥离了叙述者身份的个人自白，她所预设的受述者只有萧军一人。因此，在几乎没有时间距离的信件之中，我们更能看到这段关系的不平等，萧红的疾病与身弱，她受到的不平等对待，以及她作为写作者的执着。

所以，在《她走过无数人间》的第五讲中，张莉不再主要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而是如侦探一般潜入萧军的充满防御的注释之中，剖析其背后的慌不择路；面对萧红信件的原稿，则像重溯一位女性友人的私人日记那样，力图将萧红的本意从被覆盖的境况之中拯救。那些未被修辞、未经修整的私人声音是如此宝贵，我们得以看见真实的萧红是如此勇敢地捍卫着自身。反复出现的疾病叙述、对孤独与被背叛的含蓄表达、对他人评价的直接回应，这些带刺的、不驯服的声音在书信中交织出现。张莉反对萧军将萧红的“弱”理解为被动或失败，通过对书信语调、句式与修辞策略的辨认，她发现了萧红回信中的勇敢和坚韧。

不仅有反抗和辩驳，保留解释权、尊严与距离的尝试，最为重要的是，张莉辨认了萧红在信件中对于写作极度的执着与热爱。这些信件和作品《商市街》之间形成了完整的对应。在写作中，坦承自己的弱者地位反而是一种坚韧，那意味着她如信件中所说的那样坚持了写作，并在其中显得高大又无所畏惧。她不是一个依附男性、金钱或者社会地位而存在的女性，写作让她有了在这个世界的立身之处，她不惮于写出曾发生的最真实的爱与最真切的伤害，不仅仅还原于她自身，她也将她曾历经一切的灵魂注入了她的人物之中，使他们也因“坚韧的弱”而获得生命的高贵。

女性语法的突围

写作《呼兰河传》时，萧红正在生命的尾声，在病床上，她是如何看待她漂泊的一生，以及那场贯穿她创作生涯的战争？彼时的萧红已经无法像写《生死场》那样，饱含着家国的愤怒，以至不惜在写作中途变换了节奏，产生了明显的割裂。她是否恐惧着死亡，恐惧着之后的命运？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通过《呼兰河传》，我们知道最后一刻，她所一遍遍回想的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她似乎不再需要顾及语法的规范、修辞的准确或任何磨砺出的写作技术，她无比自由地说话，恍若置身无人之境，文字就像静静地自己流淌出来，那里有一个自足的世界，是她所有个人意志的呈现。

萧红最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写作的所有母题，都能在《呼兰河传》中找见。正如《她走过无数人间》中所指出的，要理解萧红的写作，必须深入“话语”层面的独特性。真正使得萧红成为萧红的，不仅在于她写什么，更在于她如何写。这也是《她走过无数人间》最为精彩的洞见之一——张莉发现了萧红“女性叙述人的‘新语法’”，从话语层面理解女性经验，她轻柔而仔细地抚摸萧红的话语质地，理解她所建造的语言王国——她的眼睛，她的语气，她对这个世界独特的认知方式。

《呼兰河传》

作者: 萧红

版本: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11月

于是，在看似松散的，缺乏情节高潮和人物心理的叙述之中，张莉捕捉到《呼兰河传》内部语言的秩序，那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中，用“童真无欺的女孩视线看世界”。“萧红笔下那肥绿的叶子，盛开得像酱油碟子一样大的玫瑰花、漫天的火烧云和翻滚的麦浪，那亘古不变的大泥坑都不是人间的点缀或装饰，而是她作品中带有象征意义的光。”正如张莉所观察到的，越来越多的女性写作，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女性电影，都和萧红类似，与大自然息息相关。这或许是因为身处大自然的状态，和女性的日常生活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都象征着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别样的规则，一个全新的游戏。

在书中，张莉如此分析萧红特有的语法结构，“萧红擅长使用短句，平白如话，工整而有对称性，几乎不转折，而是直接袒露。”这意味着并不直接屈从于理性与逻辑，而近似于直接的感知。但是，张莉发现，在萧红天真气的表达背后，又隐藏着一种近乎天然的残酷和残忍。这是因为“她喜欢使用拟童体，但在拟童体声音内部又有一个成年的女性在回望，这最终形成了萧红的新语法，是独属于她的语法。”世界因为儿童的视角变得新鲜，这当然并不真的完全来源于童年的记忆，而是隐含着病榻上的萧红自己的声音，她在病痛中重新组织着这个世界。

这是萧红的表达：“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瞎人他摸不到春天，他没有眼睛”.......不仅仅是《呼兰河传》，在其他的作品中，萧红的语言也总是呈现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不仅是宏大叙事或国仇家恨不在世界中心，有时，就连人类也不再是中心。这也是在《她走过无数人间》的最后101句萧红语录所带给读者的启示，我们从中可以体会这位作家是如何自在地使用她的语言，如何用女性独有的方式诉说女性生活，乃至于整个人类生活，让我们看到一种独属于女性的语言习惯可能的样态：不来源于模仿权威，也拒绝使用现成的语言或者思考方式，自由地掌握着自己的语言，并在语言中拓宽写作的边界与思想的自由。

回到本文开头。女性所面临的抑止并不只来自现实暴力，有时它来源于语言结构本身。而萧红的“新语法”，则呈现着埃莱娜·西苏所提到的“推翻句法的女性力量”，“女性必须用身体写作，她必须发明坚不可摧的语言，以此打破隔阂、阶级与修辞，秩序与规则，她必须占领、穿透，以此超越那终极的‘欲说还休’之言”。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

[美]乔安娜·拉斯著

章艳译

三辉图书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1月

当女性只能用旧的语言去表达时，她甚至无法如她的思想所愿，挑选出合适的语言，乃至于无法说出她所看到和认知的全部真相。而萧红所做的，就是改造惯常、庸俗的语言，连同那些旧的思想连根拔起。女性的语言可以用来描写那些在以往不堪入目、难以入文的痛苦，也可以表现那些之前被认为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琐屑。正如张莉所言，“要打破内心的耻感，要打破如影随形的‘教养’，要打破女性写作的惯例，打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规矩与规范。”

“当萧红写出生育之痛和女性生存的际遇时，她便早已杀死那个穿着长裙的‘天使’，那个要求女性写作要‘温柔’‘纯洁’‘美好’‘优雅’的‘天使’。诚实地写下对女人生活、男女关系、母女的理解，写下所见到的乡村生活的真相，萧红跨越了女性写作中的那些障碍，包括女性应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的标准，也包括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可以写的‘限定’。重要的是，要真实而不是虚伪，要诚实而不是虚假地写作。”在萧红的身上，她深刻地看到，“当自由成为一种写作习惯”的样态是如何呈现在作品之中。

所以，要意识到解放语言的重要性，语言的解放使得写作的自由，乃至生活的自由得以可能。萧红或许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摆脱抑止的完整答案，但是她的作品和对写作的执着，无不启示着我们，当一个人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建立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那些曾让她感受到的抑止便在言说中一点点瓦解。“真正的写作是创造，是在汉语中发明属于自己的表达、自己的理解，要带着个人的生命经验，自己的血液、自己的体温、自己的气息。摆脱他人的声音、摆脱他人的语词，寻找并创建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表达，是优秀写作者的毕生追求。”在这一意义上，《她走过无数人间》不仅是一部关于萧红的研究，也涵盖着张莉自己对于女性批评的理解：“以人的声音说话”，不以理论工具替代切肤的阅读。让萧红成为萧红，试图恢复萧红语言的力量，让她的声音仍然能被今天的读者听见并重新理解，这是《她走过无数人间》所做的。

作为女性写作者，萧红在文学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乃至创作出一种前所未知的崭新语言，那是包含着女性视角认知世界的新鲜方式，正是今天我们时代的“新女性写作”所倡导的。在今天，每一次诚实而自在的新女性写作，都是在为萧红的探索添砖加瓦，其中包含着我们如何摆脱自我束缚，如何追逐自由的全部尝试。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程舒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博士）；编辑：走走；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