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搭伙一年，女人当众怒怼：睡我一年你连瓶水都没买过！|刘也|工地|工头|搭伙|瓦刀

老周在建筑工地上摸爬滚打整整二十三年，四川广安人，砌砖墙的手艺那是祖传的——他爹当年在公社建筑队就是一把好手。五十二岁的年纪，皮肤晒得跟老腊肉一个色号，背微微佝偻，十根手指头的茧子厚得能当砂纸用。大伙儿都喊他“周砌墙”，说他垒出来的墙面，连根头发丝都塞不进去，那水平在工地上一等一。

三年前，他媳妇跟他离了。说来也不是突然就离的，是慢慢慢慢就散了。先是嫌他挣得少，后来嫌他回家少，再后来嫌他话太少。等到老周反应过来不对劲的时候，床头柜上只剩一张签得端端正正的离婚协议。他没哭没闹没买醉，把纸往抽屉里一塞，第二天照常拎着瓦刀上了工。工头老张说老周你歇两天缓缓吧，他闷声回了一句：“干活踏实。”

干活确实踏实，可睡觉不踏实。

打那以后，老周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不是那种翻来覆去睡不着，是睡着了也跟没睡一样，迷迷糊糊熬一宿，天一亮比开工还累。工友老刘说他这是心里头揣着事儿，他说没有。老刘说你就是有，他就不吭声了。老刘也就不问了——都是出来讨生活的人，谁心里没点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呢。

工地的日子，苦归苦，但也有苦的好处。天不亮就爬起来，一直干到太阳落山，骨头架子都快散了，人就顾不上东想西想了。顾不上想家，顾不上想她，顾不上想自己这辈子怎么就走到了这步田地。

去年春天，三月份的样子，工地食堂来了个女人。

姓赵，赵玉梅，甘肃天水人，五十一岁，长相普普通通，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她是在食堂帮忙的，择菜洗米打饭刷碗，一个月三千二百块钱，包吃不住。

你要知道，工地上百十来号人，清一色的大老爷们儿，冷不丁来个女的，哪怕年过半百，那也是道风景线。有几个嘴上没把门的小年轻爱耍贫嘴，赵玉梅也不恼，笑呵呵地两句就给怼回去了。时间长了，大伙儿都喊她赵姐。

老周头一回跟赵玉梅搭上话，是有次去打饭，赵玉梅手一抖，多给他舀了一勺红烧肉。

“周哥，你瞅你瘦得跟竹竿似的，多吃点儿。”

老周愣了足有两秒钟，张了张嘴想说句谢谢，愣是没挤出来，端着碗就走了。

他有多少年没听人喊过一声“哥”了？不是亲戚那种客套，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出于纯粹的善意，用一种不远不近、刚刚好的温度，管他叫了声哥。

那天晚上吃饭，他把那几块红烧肉留到了最后，一块一块地慢慢嚼，嚼了很久很久。

打那以后，老周就不在宿舍煮面吃了。以前他嫌食堂麻烦，自己在屋里用电锅下面条，放点盐和酱油，对付一口算一口。现在他顿顿都去食堂，端着碗排在那条歪歪扭扭的长队里头，等轮到他的时候，把碗递过去，说一句“赵姐”。赵玉梅接过碗，舀菜舀饭，递回来，回一句“周哥”。就这么简单，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多余的眼神。可老周觉得，那碗饭吃起来比以前香多了。

说不清是因为多舀的那半勺菜，还是因为那句“周哥”。

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个人之间慢慢就有了那么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老周开始拾掇自己了。以前一件工装能穿一个星期不带洗的，现在隔两天就搓一把。以前胡子拉碴跟个野人似的，现在每天早上对着那半片破镜子刮两下。老刘看出苗头来了，凑过来嘿嘿直笑：“周砌墙，你是不是瞧上赵姐了？”

老周没承认，可也没否认。他这么大岁数了，心里明白，有些事不是瞧上瞧不上的问题。一个半大老头子，穷得叮当响，离过婚，拿什么去瞧上人家？可他管不住自己。他就是想看见她，每天去打饭的时候瞅一眼，心里就踏实了。要是哪天她轮休不在，他一整天都跟丢了魂似的，砌出来的墙都跑线。

有天工地停电，食堂做不了饭，工头让大家自己想办法。老周骑了二里地的自行车去镇上，买了两碗热腾腾的牛肉面，端到赵玉梅宿舍门口，敲了敲门。“赵姐，停电了，我给你带了碗面。”

门开了一条缝，赵玉梅探出头来，看见是他，愣了一下，然后把门让开了。

那是老周头一回进她的屋。屋子不大，但拾掇得那叫一个齐整。床单抻得没有一道褶子，枕头边搁着一本翻旧了的《知音》，窗台上一个塑料瓶里插着几枝路边揪来的野花。赵玉梅接过面说了声谢谢，老周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赵玉梅瞅了他一眼：“进来坐呗，杵门口当门神啊？”

老周进去了，坐在那把咯吱咯吱响的椅子上，看她吃面。她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像在品什么了不得的好东西。吃到一半，她抬起头看着老周，说了一句话。

“周哥，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老周那张黑脸腾地就红了。五十二岁的人了，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他低着头抠自己的手指甲，憋了老半天才挤出一个字：“嗯。”

赵玉梅放下筷子，叹了口气。

“我也不是看不出来。你这人吧，啥都好，就是太闷了。”

老周抬起头看她，她眼睛里有一种他看不太明白的东西。不是答应，也不是拒绝，更像是一种犹豫——像是在掂量，这个男人，值不值得她再赌一把。

后来他才知道，赵玉梅也是孤身一人。老公十年前出车祸走了，儿子在老家结了婚，不怎么管她。她一个人出来打工，走到哪儿算哪儿，像一株被风吹着跑的蒲公英，扎不下根。

两个苦命的人，在工地上碰到了一块儿，说不是老天爷安排的，谁信呢？

搭伙过日子这事儿，没有张灯结彩，没有摆酒请客，就是自然而然的——老周拎着一个编织袋的衣服和那本翻得稀烂的地摊小说，搬进了赵玉梅的宿舍。工地上这种事不算稀奇，两个孤独的人凑一块儿互相照应着，总比一个人硬扛着强。

刚开始那段日子，是真美。

老周干活回来，屋里有了烟火气。赵玉梅给他留着饭，给他烧好洗脚水，把他磨破了的工装缝缝补补。他躺在床上，听她在屋里走来走去拾掇东西的声音，觉得这逼仄的活动板房，突然像个家了。赵玉梅也有了个说话的人。以前她在屋里连个唠嗑的都没有，只能对着窗台上那几枝野花自言自语。现在老周回来了，她可以跟他念叨念叨今天食堂的事儿，哪个工友多打了一份菜，镇上超市的鸡蛋又涨了两毛钱。老周话不多，但他会听。他坐在那里看着她，偶尔“嗯”一声，表示他听见了。

她觉得这样就够了。有个人听她说话，就够了。

可俗话说得好，哪有锅勺不碰锅沿的？日子一长，毛病就显出来了。

老周这人，啥都好，就是在钱上头太抠。不是小气，是穷怕了。他这辈子挣的每一分钱，除了自己吃饭，全寄回了老家——给老娘看病，给儿子娶媳妇，给前妻的补偿款。他早就习惯了把自己压缩到最低限度，不抽烟不喝酒不买衣服，任何他觉得“没必要”的花销，一分都不往外掏。

搭伙以后，他把这套习惯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

赵玉梅头一回觉得心里不痛快，是住到一起大概半个月的时候。那天她去镇上赶集，买回来一袋苹果、一瓶洗发水、一块香皂。她把东西搁下，看了看老周。老周正坐在床上看那本地摊小说，头都没抬。

“周哥，我看你洗发水快见底了，给你捎了一瓶。”

“嗯。”

“苹果你吃不？我给你洗一个。”

“不用，你吃吧。”

赵玉梅没再说啥。她把苹果洗了，自己吃了一个，又把另一个洗好搁在老周床头。老周后来吃了，可没言声谢谢。他不是没礼貌，他是觉得——两个人都在一起了，还用得着说谢谢？

他不知道，赵玉梅在意的压根不是那个“谢谢”，而是那句“我给你买了”。他在意的是那瓶洗发水、那个苹果，她在意的，是那个“我”字。

后来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赵玉梅买菜，老周不出钱。赵玉梅买日用品，老周不出钱。赵玉梅给他买了件新工装，老周穿着挺美，可没问花了多少钱，更没说“我把钱转你”。有一回赵玉梅发高烧三十八度七，躺在床上起不来。老周去食堂给她打了碗粥端回来搁在床头，赵玉梅喝了粥，迷迷糊糊睡了一整天。老周去工地上砌了一天墙，晚上回来赵玉梅还在烧，他又去打了碗粥搁在床头，然后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赵玉梅退了烧，自己爬起来倒了杯水喝。

她看着那个空杯子，突然觉得心里头有什么东西碎了。

她不是要老周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她只是希望，自己烧得跟火炭似的时候，他能去镇上买一盒退烧药，能端着一杯水问她一声“好点了没”，能把手搁在她额头上试试温度。

可这些，一样都没有。

老周不是成心的。他是真不会。

他这辈子没人教过他这些。他爹当年就不会对他娘好，他自然也不会。他前妻就是因为这个走的——不是因为穷，是因为她忍了他二十年，忍到实在忍不下去了。走的时候啥也没要，就要了个自由身。

可惜老周到现在都没整明白，她到底为啥走。

转折发生在上个月十八号。

那天是赵玉梅五十二岁生日。她没跟老周提，可老周从老刘那儿听说了。老刘跟他说：“周砌墙，今儿赵姐过生日，你不得表示表示？”

老周琢磨了一下，下工以后去食堂打了两份饭，多打了一个鸡腿。

他把饭端回屋搁在桌上，跟赵玉梅说：“今儿你生日，多吃个鸡腿。”

赵玉梅盯着那个鸡腿看了好半天。

那不是食堂的工作餐吗？那不是免费的、管的那一口饭吗？他用她的劳动成果，来给她过生日。

她突然觉得一阵说不出的悲哀。不是生气，是悲哀——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没法儿说的悲哀。她跟这个男人搭伙整整一年了，他连一瓶水都没给她买过。不是买不起，是压根没这个意识。在他心里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搭伙过日子，吃饭干活睡觉，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用不着礼物，用不着惊喜，用不着那些花里胡哨的多余东西。

可女人不这么想啊。

她不是要那瓶水，她是要那个“买”的动作。那个动作代表的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你”，“你值得我为你花这个钱”，“你不是理所当然的，你是那个我愿意为你付出的人”。

这些弯弯绕绕的道理，老周哪里懂？

赵玉梅心里的那点委屈，一天天攒着，攒成了疙瘩，疙瘩又攒成了火气。她是甘肃女人，西北的，脾气上来那是八头牛都拉不住。

那天下午，终于炸了。

起因小得不能再小。老周吃完饭把碗一推，抹抹嘴就要走。赵玉梅叫住他：“你把碗涮了再走。”

老周顺嘴来了一句：“你不是要涮吗？”

就这一句话，像点了炮仗似的。

赵玉梅的火噌地就窜到了房顶。不是因为洗碗，是因为那句“你不是要涮吗”——在他眼里头，她涮碗是天经地义的，她做饭是天经地义的，她洗衣服、铺床、买日用品，全是天经地义的。她呢？她得到了啥？

“周德明！”她连名带姓地吼，声音大得整片板房区都听得一清二楚，“你跟我搭伙一年了，你啥时候给我买过一瓶水？”

老周整个人傻了。

“你住我的屋，吃我做的饭，用我买的东西，我烧到三十八度七你连颗药都没给我买过！”她声音都在打哆嗦，“我跟你睡了一年，你当我是啥？免费的保姆？还是不要钱的鸡？”

板房区的门一扇接一扇地开了，工友们一个个探出脑袋来，没一个人敢吭声。

老周戳在那儿，脸涨得跟猪肝似的，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你要是个男人，你今天给我说明白了——我赵玉梅这一年，到底算你啥人？”

风从板房的缝里头钻进来，冷飕飕地往骨头缝里灌。

老周站在那里，活像一个被当场按住的小偷。他张了张嘴，脑子里却白茫茫一片。他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不是成心忽略，是真没想过。在他那套朴素的、笨拙的想法里头，两个人在一起了，那就是在一起了。用不着仪式，用不着礼物，用不着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他把工钱一分一分攒着，想着以后万一谁生病了能用上。他每天按时回来，不在外头瞎跑。他不打她不骂她，不找别的女人。他觉得，这就是对她好了。

可显然，这远远不够。

俗话讲得好，“贫贱夫妻百事哀”，可这档子事儿，还真不全是贫贱闹的。赵玉梅要的哪里是钱？她要的是一颗心，是一份念想，是那个“你心里有我”的证据。

那天晚上，老周一个人坐在宿舍外头的台阶上，坐了很久很久。

他想起前妻走的那天，也是这样安安静静的。没有吵闹，没有摔东西，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他下工回来，发现她的东西全不见了。衣柜空了，梳妆台空了，那个他从来不曾留意的女人的角落，一下子干干净净。他一直以为是钱的事儿——他挣得少，她嫌他穷，所以走了。

现在他才咂摸出点儿味儿来。

不全是钱的事儿。是他这个人，有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怎么亮透，老周就请了半天假，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去了镇上。

工友们都以为他这是要走了，或者去追赵玉梅。赵玉梅昨天骂完之后，收拾了几件衣裳，去了镇上她一个老乡那儿。

老周回来的时候，车把上挂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

一个袋子里头装着一瓶洗发水、一瓶沐浴露、一袋洗衣粉、一块香皂、一条新毛巾。另一个袋子里头是一箱纯牛奶、一兜子红富士苹果、一盒软乎乎的鸡蛋糕。

他打听到赵玉梅老乡的住处，骑了二十多分钟的车，到了门口，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赵玉梅开的门，看见是他，脸立马沉了下来，抬手就要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