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最富集、学术人才最集聚的区域之一，“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作为顶尖学术精英的代表，他们的求学轨迹不仅是个人学术成长的路径，更勾勒出中国高层次人才教育流动的社会空间图谱。长期以来，学界多聚焦学术人才的职业流动，却极少关注其高等教育阶段的流动特征，而这恰恰是人才成长、区域科教资源配置的核心密码。
本文基于1998—2017年长三角地区628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公开履历数据，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阶段观察其教育流动轨迹。所谓教育流动，既包括从一所高校到另一所高校，也包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区域内部到区域外部乃至境外的空间转换。透过这些轨迹，可以看到长三角高层次人才成长背后的三个关键词：向上流动、城市能级、全球训练。
流动者画像：谁在教育流动？为何流动？
数据显示，长三角学术精英的教育流动呈现高比例、低频次、差异化三大基础特征。整体流动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405位有教育流动经历的“长江学者”中，七成人只流动过一次，两成流动过两次。与欧美学术精英的高流动率相比，这一比例虽不算高，但已接近日本等东亚国家水平，也与国家领军人才的流动率（66.96%）相当。
有趣的是，不同群体的流动倾向差异明显。女性学者的流动率（77.5%）明显高于男性（63.71%）；社会科学领域的流动率（69.44%）高于自然科学（64.38%）和人文学科（57.78%）。而从出身来看，本科毕业于非“双一流”高校的学者流动率最高，达91.60%，硕士阶段毕业于普通高校的流动率也达88.31%。这说明，教育流动本身就是一种筛选机制。研究显示，那些从普通院校“逆袭”到精英高校的学者，不仅提升了学术能力，更通过流动积累了宝贵的“学缘资本”。正如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与质量，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与机遇。
不同毕业院校的长三角学术精英教育流动比例（%） 本文图表均为作者自制
从代际差异看，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50后”学者流动率最高（70.53%），“60后”次之（64.76%），“70后”降至58.54%。而分省份看，安徽籍学者的教育流动率最高（74.07%），上海（63.87%）和江苏（57.24%）居中，浙江最低（52.53%）。
向上流动：城市分层与学校声誉等级的博弈
如果将教育流动放在“城市分层”与“高校声誉”两个维度上观察，会发现长三角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向上流动”和“平行流动”为主，极少出现“向下流动”。
我们的研究构建了包含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及三线以下城市的城市分层体系，以及基于ARWU世界大学排名的四个高校等级。数据显示，在本硕和硕博阶段，向上流动的比例分别达到66.5%和69.0%。即使个别阶段出现向下流动，也会在下一阶段“回归”到更高学术声誉等级。
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是：当面临“升城降校”（城市等级提升但学校排名下降）与“降城升校”（城市等级下降但学校排名上升）的选择时，学者们更倾向于前者。在本硕阶段的流动者中，“升城降校”型占比30.2%，而“降城升校”型仅占4.7%。
长三角学术精英教育社会流动的主要路径 注：本表统计的是流量排名前十的教育流动路径。
这提示我们，城市能级在人才吸引力中的权重正在上升。相较于单纯追求名校，学术精英更看重城市提供的综合资源与发展平台。对于中西部高校而言，仅靠学校声誉已难以留住人才，必须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载体，全面提升城市的科研设施、生活环境与职业发展机会。
空间轨迹：从区域环流到全球流动的“三级跳”
学术精英的空间流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科阶段，52.03%的学者选择在本省或本市就读；到了硕士阶段，这一比例骤降至16.75%；博士阶段进一步降至12.50%。相对应的，跨境流动比例从本科时的0.64%，跃升至硕士时的16.27%，再到博士时的40.73%，实现“倍增式”增长。
长三角学术精英不同阶段教育流动的空间特征(%)
在境内流动中，长三角地区既是重要源头，也是核心目的地。本科到硕士阶段，46.31%的流动发生在长三角内部或从区外流向长三角。但到了硕博阶段，这一比例降至39.52%，而流向境外的比例大幅上升。
美国、日本、英国是这些学术精英最青睐的留学目的地。在博士阶段留学者中，赴美人数最多（58人），其次是日本（35人）和英国（24人）。香港地区也吸引了8位学者。
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四省市呈现出不同的流动“性格”。上海学者有“安土”的一面，他们中66.67%的人本科阶段选择在本市就读，硕博阶段虽降至23.81%，但仍高于其他地区；但他们也最“轻迁”，跨境流动比例在各阶段均处高位。江苏学者热衷于省内跨市流动，主要流向南京。浙江学者则因省内名校资源相对单一（仅浙江大学），更倾向于跨省流动，其跨省流动中70.59%流向长三角其他省市。安徽学者在本科和硕士阶段跨省流动率高，博士阶段则更倾向于出境深造（56.25%）。
网络结构：沪苏双核引领的金字塔格局
如果把学术精英的省际流动绘制成网络图，会出现一个以上海、江苏为强中心的“金字塔”结构。
在国内260次跨省教育流动中，上海和江苏既是最大的人才流入地，也是最大的人才流出地。其中，江苏-上海、浙江-上海、安徽-上海的流动强度最高，这三条路径承担了上海学者教育流动流量的34.90%。北京、湖北作为高教重镇，与长三角的互动也十分密切。
从网络等级看，上海、江苏属于“强联系中心”，浙江、北京、安徽为“中等联系中心”，其他20个省份为“弱联系中心”。这种“东密西疏”的格局，与国内高校资源的分布高度一致。
长三角学术精英国内教育流动的空间等级体系
研究还发现，长三角内部存在明显的“核心-外围”分层。上海和江苏的学术精英密度（每万人R&D人员全时当量中的学者数量）分别为15.53人和3.84人，远高于浙江（2.39人）和安徽（2.35人）。相应的，上海和江苏更多扮演人才环流的“蓄水池”，而浙江和安徽则更多向外输送人才。
在流动模式上，本硕阶段以“核心区域内部环流”和“外围区域内部环流”为主（合计占比超90%）；到了硕博阶段，“向境外流动”成为核心区域和外围区域的共同首选（分别占45.56%和41.84%）。这种从“区域环流”到“全球流动”的转变，反映出学术训练国际化程度的深化。
长三角学术精英的教育流动结构
政策启示：构建有序有益的教育流动生态
学术精英的教育流动不仅是个人选择，更关乎国家创新体系的空间布局。长三角及全国当前高层次人才“东密西疏”、“核心集聚”的格局，早在他们的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理解这一“流动密码”，为我们优化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提供了三个维度的政策切入点：
首先，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优质高教资源的投入，提升当地高校的学术声誉，减少人才向东部过度集中的趋势。同时，中西部地区需积极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城市能级提升来弥补高校排名的差距。
其次，优化区域内部合作。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应充分发挥上海、江苏的强联系中心优势，建立区域间人才流动与合作机制，促进人才、技术、信息的双向流动，避免单向“虹吸”。对于浙江、安徽而言，既要正视人才外流的现实，也要通过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等方式，将人才流动转化为合作契机。
再次，关注差异化需求。女性学者、社科领域学者、普通院校出身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流动特征，教育政策应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持，如跨校访学资助、联合培养项目等，满足其向上流动的愿望。
最后，理性看待留学潮。博士阶段四成学者选择出境深造，既是提升科研能力的途径，也带来人才滞留海外的风险。应完善海外人才引进与回流机制，让国际化教育背景转化为国内创新动力。
教育、科技、人才的“三位一体”发展，需要从源头关注学术精英的成长轨迹。理解他们的“流动密码”，才能更好地建设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均衡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
【本文是2025年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立项课题“城市青年发展指数构建与政策优化研究”（QY20250301-7）阶段性成果。作者薛琪薪系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组织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文章改写自作者发表于《空间与社会评论》（2025）的论文《长三角学术精英教育流动的社会空间特征研究:以长江学者为例》】
“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来源：薛琪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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