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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清史稿·谭嗣同传》《戊戌六君子传》《仁学》谭嗣同著、梁启超《谭嗣同传》、百度百科"谭嗣同""戊戌变法""李闰"词条及相关史料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秋风带着沙尘，把空气里的每一分湿气都刮干净了，天色灰蒙蒙的，压得很低。
菜市口这个地方，是清朝的法场，专门用来执行死刑的。
北京城里老一辈的人，提起这个地名，腿肚子都会不自觉地打个颤。
从明朝起，这里就是杀人的地方，到了清朝，依旧沿用，历经数百年，地面上的土不知浸透了多少血。
法场的四周，摆着卖吃食和杂货的小摊，摊主们对这里早已习以为常，行刑的日子照样做生意，买卖照样红火。
每逢行刑，方圆几里的百姓都会自发聚过来，卖糖葫芦的、扛着孩子凑热闹的、站在墙头伸脖子张望的，人头攒动，嘈嘈杂杂，像一锅烧开了的水。
可那一天，围观的人里头有不少人都沉着脸，说话的声音也比平日小了许多，就连平时嗓门最大的小贩，那天也没怎么吆喝。
六个人被押上了刑场。
这六个人，就是后来历史书上写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
六个人，全是那个年代最有抱负、最有学问的读书人，年纪最大的四十八岁，最小的才二十五岁。
他们没有打家劫舍，没有谋财害命，没有烧杀抢掠，他们做的事，是想让这个积弱了太久的国家变得好一点，强一点，让百姓少吃一点苦，让这片土地上的人能抬起头来走路。
谭嗣同走在其中，步子稳，眼神亮，神情里看不出任何恐惧。
他三十三岁，留着短须，个头不算高，可气场在那摆着，和身旁那些面如土色、腿脚发软的人判若云泥。
他临刑前高呼了一句话，声音穿过整个菜市口，让在场所有人都听见了——这句话，后文再提，那是他这一生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声音，短短十六个字，说完，他就走了。
可就在前一天夜里，刑部大牢里发生了一件事，鲜少被后人大篇幅提起，却足以让任何知晓详情的人久久无法平静。
谭嗣同的妻子李闰，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在得知丈夫明日就要被送上菜市口的消息之后，没有哭倒在地，没有到处求告无门，她做了一件旁人想都想不到的事。
她把随身能变卖的所有财物，首饰、细软、值钱的摆件，能换成银子的全部换成了银子，把这些银两一层一层地打点进去，从刑部大牢外头守门的差役，一直打通到里头专门看管谭嗣同那个牢房的狱卒。
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谭嗣同留下一条血脉，留下他活过的证明，留下一个能让她在往后漫长的日子里，有个念想可以支撑着自己走下去的东西。
谭嗣同见到她，眼眶红了，沉默了很久，泪水顺着脸流下来，然后，拒绝了她。
李闰带着钱进了死牢，谭嗣同含泪拒绝了她的请求，第二天，他走上了菜市口的法场，高呼了那十六个字，然后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这一拒绝背后，压着的那些东西，沉甸甸的，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读懂了，让人好半天都缓不过来劲儿……
【一】一个从小就和死神打过交道的人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生于北京，祖籍湖南浏阳。
他的父亲谭继洵，历任甘肃道台、湖北巡抚，是清朝正经的封疆大吏，手里握着实权，官场上的分量不轻。
家里有这个底子，谭嗣同这辈子只要按部就班走科举、谋功名，凭着父亲的人脉和家里的资财，往上走几步不是难事，日子怎么都能过得舒坦体面，甚至比绝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好过得多。
可偏偏，命运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他走这条路，好像刻意要把他推到一条更难走、却也更不寻常的路上去。
谭嗣同五岁那年，也就是1869年，北京城里暴发了一场时疫，来势汹汹，传播迅猛，整片整片的人家都遭了殃，家家户户闭门不出，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人走过，也是捂着口鼻、步履匆匆。
这场病，一口气带走了他的母亲徐五缘、他的大哥谭嗣襄、他的两个姐姐——短短时间之内，家里头接连出了四条人命，父亲谭继洵那时在外任职，家里一下子塌了半边天，满院子的哭声，几天都没断过。
谭嗣同自己也病倒了，而且病得极重，高烧不退，人事不省，家人守着他几天几夜，最终还是觉得他没救了，把他放进了棺材，盖上了盖。
就这么躺了整整三天。
第三天，棺材盖被打开——里面的人，动了。
谭嗣同，从棺材里活着出来了。
这件事在他的传记里有明确记载，不是坊间杜撰，是他亲历的真实经历，在他日后的书信和文章里也有提及。
他的字"复生"，正是从这里来的，死而复生，重获新命。
经历了这一遭之后，谭嗣同对生死这件事，看得和常人就是不一样了。
一个五岁就已经躺进过棺材又爬出来的人，对死亡的恐惧，天然就比别人淡了许多——他已经提前和死亡照过面了，不是没见过，是见过了，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知道那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童年的遭遇，让谭嗣同比同龄的孩子早熟得多。
他读书广博而驳杂，不只啃四书五经，佛学经典、西方科学著作、墨家典籍、兵书战策，只要能弄来，他都要读，读完了还要想，想通了还要问，不弄明白不罢休。
他的老师们说他聪明，却也说他不安分，书读到一半就要提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让人招架不住。
他还拜了当时名震北京的武林人物大刀王五为师，跟着练剑学武，这一练就是多年。
大刀王五，全名王正谊，是当时京城武林界响当当的人物，开镖局，行走江湖，义气为先，在底层社会里威望极高。
谭嗣同跟着他，不只学到了武艺，还学到了一种江湖人特有的豁达和担当——这种东西，和书本上学来的仁义道德不一样，它是从拳脚里、从刀光里摔打出来的。
谭嗣同来往的朋友里，既有达官显贵、文人学士，也有绿林豪杰、市井奇人，三教九流，照单全收，毫不挑剔。
他觉得，天下之大，每一种人身上都有可以学的东西，不该因为出身高低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这种眼界，放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本身就是一种异类。
十三岁起，谭嗣同跟随父亲辗转于甘肃、湖北、湖南等地，走了大半个中国。
他沿途亲眼见过黄河边上衣不蔽体的流民，见过湖广一带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的农人，见过官府衙门里那些大腹便便、中饱私囊的吏员，也见过西洋的新式学堂和机器，见过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里描述的另一种世界的模样。
这些经历，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让他往后的人生，再也无法对这个国家的处境无动于衷，再也无法满足于自己一个人过好日子。
这样的一个人，从他懂事起，就是那种宁愿把自己活成一把火、也不愿意当一盏安稳油灯的性子。
他后来走上的那条路，与其说是命运推着他的，不如说是他自己一步一步选出来的。
【二】他娶的这个女人，不寻常
1875年，谭嗣同十岁，家里给他订了一门亲事。
女方是湖南浏阳人李闰，父亲李寿蓉是当地颇有声望的读书人，家学渊源，门风正派。
李家在浏阳当地算是书香门第，不是豪门大族，却也不是寻常人家，两家长辈往来多年，彼此知根知底，这门亲事订得顺理成章。
1884年，谭嗣同十九岁，与李闰在浏阳正式完婚。
李闰这一年十八岁。按清朝的规矩，十九岁娶亲、十八岁出嫁，算是正经的年纪，婚事是两家长辈一手操办的，彼时谭嗣同和李闰对彼此了解并不深，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
这样的开头，放在那个年代，是极为普通的包办婚姻的模板——大多数人就这么凑合着过了，两口子之间能说上几句知心话就算不错了。
可这两个人，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李闰这个人，在清末那个年代，是很难得的女性。
她自幼在父亲的书房里长大，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只会绣花做针线的女孩不同，她能诗善文，读过的书不少，写得一手好字，见识在同龄女性里算是出挑的。
嫁给谭嗣同之后，她没有变成那种只守着灶台内宅、围着公婆转的妇人——她读谭嗣同写的东西，读他那些关于变法、关于救国、关于男女平等的文章，不只读，还能读懂，能和他讨论，能在他说出某个想法的时候，给出一个真正有意思的回应，而不是一脸茫然地说"老爷说的是"。
谭嗣同那些年走南闯北，从甘肃到湖南，从湖北到北京，天南地北地跑，长年不在家，写给李闰的书信却留下了不少。
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来，他和她谈的不只是家里缺了什么、孩子怎么样，他跟她说时事，说学问，说他路上见到的各地风物，说他心里正在转的那些想法，说他对这个国家的忧虑和期待。
他把她当成一个可以真正说话的人，当成一个能听懂他的人，这种信任，在当时的夫妻之间，并不多见。
谭嗣同后来写成了《仁学》，这本书完成于1896至1897年间，是他思想最集中、最系统的体现，也是他留给后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书里有大篇幅的论述，谈到男女平等，谈到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谈到女性不应该被当作男性的附属品，措辞激烈，放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出格的言论，不少保守的读书人看了都要皱眉头。
他把这些写出来，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他真正信的东西，是他认为中国必须要变革的方向之一。
这种想法，不是凭空生出来的，是他观察了多年之后形成的认识，是他在无数次和李闰相处的岁月里，真实体会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是什么模样，才能写出来的东西。
两个人成婚之后，一直没有子嗣，这一点，史料里有清楚的记载。
在那个年代，无子是极大的压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不是装饰性的口号，是实实在在压在每个人头上的重量。
多少人家因为妻子没生孩子闹得天翻地覆，多少女性因为这件事被冷待、被休弃、被婆家使劲儿挤兑。
可谭嗣同从头到尾没有纳妾，他也没有因为没有子嗣而给李闰施过任何压力，没有过任何冷言冷语，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在这件事上动摇过或抱怨过。
这件事，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一件事做到底，谭嗣同在这件事上，做到了。
【三】一百零三天，一场烧起来又熄灭的火
要讲清楚谭嗣同为什么会走上菜市口的法场，得先把那段历史背景理一理，不然很多事情就像悬在空中，抓不住。
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大清朝被日本打得颜面尽失。
这场战争，是大清朝积弱多年之后一次彻底的溃败，不只输在战场上，更输在了所有人的心理防线上。
《马关条约》签下来，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三千万两——两亿三千万两是什么概念？
当时清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八千万两白银，也就是说，这一仗打完，全国三年的财政收入全部搭进去还不够还这笔账，还得借外债。
消息传开，举国震动，朝野上下，谁都知道这个国家已经烂到了根子上，再不变，就真的完了。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大声鼓吹变法图强。
他们写文章，开学堂，办报纸，四处演讲，要把那些还在睡梦里的人叫醒，告诉他们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关头。
谭嗣同是这个群体里思想最激进、行动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不只写文章、谈道理，他还直接下场去做——1896年，他完成了《仁学》的写作，把自己的思想体系整理成书；1897年，他回到湖南，参与创办时务学堂，协助筹建南学会，把湖南的维新运动推动得热火朝天，成为维新运动在湖南最核心的推手之一。
湖南那一两年的气象，在当时全国各省里是最生气勃勃的，和谭嗣同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这道诏书颁下来，维新派欢欣鼓舞，觉得盼了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
朝廷开始密集地颁布新政：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制度、开办新式学堂、裁撤冗余的衙门机构、奖励实业和发明、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一道接着一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短短一百多天里颁布的改革诏书超过一百条，改革力度之大、触及范围之广，在清朝历史上前所未有。
这些改革，动的是谁的奶酪？
是那些靠着旧制度吃饭的守旧官僚，是那些在冗余机构里混日子的闲员，是那些靠着科举制度维持特权的旧式文人，是整个守旧体制里无数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会坐视不管的。
1898年8月，光绪皇帝下诏，点名征召谭嗣同进京，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事务。
这是当时变法派在朝中能拿到的核心职位之一，谭嗣同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同时被任命，史称"军机四卿"。
这四个人，是光绪皇帝在变法核心圈里最依赖的班底，是变法能不能推行下去的关键。
谭嗣同进京的日子，是1898年9月5日。
从这一天到变法被终止，满打满算，只有二十三天。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史称"戊戌政变"。
光绪皇帝当天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一道旨意下来，人就没了自由，此后再也没能走出那道门。
变法宣告终止，朝廷随即发出搜捕令，要把维新党人一网打尽。
政变来得突然，维新派猝不及防。
康有为早在政变前夕就已经离京，梁启超在政变后出走日本，变法派里能跑的，大多数都跑了——跑掉，才有机会留下来继续做事，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无可厚非。
谭嗣同不走。
他本来有不止一次机会可以脱身。
政变发生后，日本驻华使馆通过渠道传话，愿意秘密协助他出境，只要他点头，事情就能办；他的老友大刀王五，那个在江湖上声名赫赫的人物，亲自登门来找他，说不管什么拦路的，他都能护着谭嗣同从北京安全出去。
谭嗣同把这些机会，一一回绝了。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完整记录了他当时说的那句话，原文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翻成大白话，这句话的意思是：各国要变法成功，无不是用流血换来的。
中国变法到今天，还没有听说过有人因为变法流血牺牲的，这就是国家一直没有振兴起来的原因。如果要有人流血，那就从我谭嗣同开始。
这句话说出来，是下了决心的，不是一时冲动，不是说说而已。谭嗣同是把这句话当成一个郑重的选择，说出来，然后一步一步走到底的。
1898年9月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押入刑部大牢。
【四】行刑前夜，死牢里的最后一面
谭嗣同被关押在刑部大牢的时间，从1898年9月25日到9月28日，前后三天，满打满算七十二个小时出头。
这三天里，他的状态，和旁人想象中临死之人的模样判若云泥。
他在牢中神情从容，看不出任何的惊惶失措，甚至能和看守他的狱卒谈笑风生，好像不是在等死，倒像是在等一件他早就安排好了的事情。
他向狱卒要来了笔墨，提笔在牢房的墙壁上一字一划地写下了那首后来被无数人传诵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诗里的"两昆仑"，历来有不同的解读，学界有一说认为指的是大刀王五与谭嗣同自己，另有一说认为指的是康有为与大刀王五，两种说法至今仍有争论，但不管指的是谁，这首诗透出来的那种豁然与从容，是真实的，是他此刻真实心境的写照。
诗写完，他搁下笔，神色如常，仿佛已经把生死这件事彻底放下了，放得干干净净，一点渣滓都不剩。
1898年9月27日，距离行刑还有最后一夜。
刑部大牢外头，悄悄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李闰。
李闰是什么时候得到消息的，史料没有精确记录，但可以推算，谭嗣同9月25日被捕下狱，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北京城里认识谭嗣同的人不少，消息的流传用不了多长时间。
李闰彼时在北京，得知丈夫下狱、行期已定之后，她面临的是一个所有人都觉得无能为力的局面——朝廷的决定不可能改，刑期不可能更改，她没有任何办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件事，她能做的，只剩下最后一件事。
为了进入这座戒备森严的刑部大牢，李闰把随身能变卖的细软首饰、身上值钱的物件，全部换成了银两。
清朝末年，吏治腐败是出了名的，大牢里的差役和狱卒，靠着这点俸禄过日子，本就不宽裕，私下里收个好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常有的事。
李闰拿着银子，一层一层地打点进去，从外头守着大门的兵丁开始，一直打通到里头专门看管谭嗣同那个牢房的狱卒，银子到位，门就开了。
这不是越狱，只是探视，对那些收了钱的人来说，出事的风险相对可控，而且在清末那个烂到根子里的吏治环境下，这种事并非孤例。
李闰进来的时候，刑部大牢里的其他牢房已经熄了大部分的灯，只剩几盏昏黄的油灯还亮着，灯火在穿堂风里摇摇晃晃，把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贴在那发了霉的墙壁上。
牢房里有股陈年的潮气，夹着说不清是什么的腥味，呛得人眼睛发酸。
谭嗣同抬起头，看见了站在铁栅栏外头的人。
两个人已经多少天没见了——谭嗣同9月5日进京，距今不过二十余天，可这二十余天里发生的事，比寻常人一辈子经历的都要多。
李闰站在那里，衣裳被夜风吹得有些乱，脸上有泪痕，但眼神里有一种很笃定的东西，像是已经想清楚了，已经做好了准备，不是来崩溃的，是来把这件事说完的。
她向谭嗣同提出了那个请求：为他留下一个孩子，留下他的血脉，留下他曾经来过这个世界的证明。
谭嗣同听完，久久没有开口。油灯的光在他脸上忽明忽暗，眼眶渐渐红了，有泪水蓄在眼里，最终还是流了下来。
他是一个已经做好了赴死准备、在牢里写诗都能写出"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人，可这一刻，他哭了。
然后，他拒绝了。
李闰拿出了倾尽所能的诚意，打通了重重阻碍，在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说出了这个请求。谭嗣同却在流着泪的同时，给出了一个"不"字。
这个"不"字背后，究竟藏着什么，要到读懂了这个男人一生的选择与信念之后，才能真正明白。而当这一切都摊开来看的时候，那份深意，着实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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