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式契约精神最无耻的地方,不是它从不违约。它真正无耻的地方,是它可以把违约、掠夺、赖账、转移利润、规避责任,全部包装成一套看起来非常专业、非常合法、非常文明的东西。

违约赔偿也是这样。现实中,强者不只是会不会违约的问题,而是它早就把低成本违约的通道写进合同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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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约定赔偿总额不得超过已付款项,可以排除间接损失、预期利润和商誉损失,可以把政策变化、出口管制、制裁合规、供应链中断、国家安全审查都写成免责或延期履行理由。它还可以把争议解决地点放在伦敦、纽约、新加坡、巴黎,让一个非洲小国、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一个小企业根本承担不起漫长的仲裁成本。最后,强者违约获得的是战略利益、市场优势或财务收益,弱者得到的是一纸可能永远执行不了的裁决。

如果违约收益远远大于违约成本,那么违约就不再是道德失败,而会变成商业决策。如果赔偿责任还能被提前压低,那么违约甚至可以变成精算后的套利。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国家近些年越来越难以继续维持“契约精神”的人设。过去它们讲契约,是因为契约体系对它们有利。它们掌握资本,掌握市场,掌握技术,掌握金融结算,掌握航运保险,掌握法律服务,掌握仲裁机构,掌握国际话语。规则大多数时候就是它们写的,所以遵守规则本身就是获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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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中国崛起,当全球南方国家开始重新理解自身资源价值,当非西方世界不再迷信自由主义的神话,当西方在产业链、技术、金融、制造业、地缘竞争中感到自己优势被削弱时,它们对规则的态度立刻发生变化。以前讲自由贸易,现在讲供应链安全;以前讲产权神圣,现在冻结他国资产;以前讲市场经济,现在搞出口管制和产业补贴;以前讲企业自主,现在以国家安全名义干预商业交易;以前要求别人履约,现在自己用制裁让合同无法履行。

它们开始不演了!过去那套价值观之所以显得高尚,是因为它们在那套价值观里占据绝对优势。它们讲自由贸易,是因为它们的工业和金融更强;讲契约精神,是因为合同结构有利于它们;讲产权保护,是因为它们在全球拥有最多可保护的产权;讲国际规则,是因为规则大多由它们制定和解释。

一旦这些规则开始反过来限制它们,一旦后来者开始利用同样的规则追赶甚至超越它们,他们就开始急了,开始搞各种例外。国家安全是例外,价值观是例外,制裁是例外,合规是例外,紧急状态是例外,供应链韧性也是例外。例外多到最后,原则本身就变成了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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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快饿死的人和一个拿着粮食的人签合同,说自己“自愿”用土地换一袋米,这当然是自愿吗?形式上是。实质上呢?一个法律体系残破、财政困难、军阀割据、急需外汇的国家,和一个背后站着金融体系、律师团队、母国外交压力和国际仲裁机构的跨国公司签合同,这当然是自愿吗?形式上是。实质上呢?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传统里的“信”,在今天反而有重新讨论的价值。中国传统当然不是没有强者欺负弱者,也不是天然比西方公平。任何社会,只要存在权力差距,就会存在规则被强者利用的问题。但中国传统中“信”的意义在于,它不满足于问你有没有在形式上赢。它还要问你有没有欺人,有没有负义,有没有用承诺设局,有没有赢了事情却输了人格。

洛水之誓之所以千百年来被人唾弃,正是因为如此。司马懿当年指洛水为誓,承诺留下曹家血脉,结果来了一个满门抄杀,从结果上来看,他成功了;但中国人没有会去赞美他“高明”,而是让“洛水之誓”成为千百年洗不掉的污点!

这说明,在中国传统的评价里,强者毁信尤其可耻。弱者失信当然不对,但强者已经掌握优势,还要用誓言诱骗别人,这不是智慧,而是无义。中国人很难接受一种“只要赢了、只要程序上说得通、只要最后拿到了结果,就可以洗白失信”的逻辑。因为“信”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它关乎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国家是否还站得住。

所以,现在没人提“西方契约精神”,并不是因为世界不再需要契约。恰恰相反,现代世界当然需要契约。没有合同,没有规则,没有稳定预期,陌生人之间不可能合作,国家之间也不可能长期交往。真正破产的不是契约本身,而是“西方天然代表契约精神”这个神话

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契约精神,必须能够约束强者,而不是只要求弱者守约。它不能只是“你签了就认”,还必须追问你是不是利用优势让对方不得不签;不能只是“你违约就赔”,还必须追问赔偿是否覆盖真实损失,违约成本是否早就被强者压低;不能只是“程序正确”,还必须追问程序是不是被用来洗白不义;不能只是“合同有效”,还必须追问合同背后的权力关系是否已经失衡到荒诞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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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西方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写成规则,再把规则说成普世价值。今天这套东西越来越不好用了,因为非西方世界越来越清楚地看见:所谓契约精神,很多时候不是“大家都要守信”,而是“你们要守我们制定的规则”;所谓规则秩序,很多时候不是“规则约束所有人”,而是“规则约束别人,例外留给自己”。

所以,西方契约精神不再被鼓吹,不是因为人们变得不讲信用,而是因为人们终于把信用和西方剥离开了,把契约和强者叙事剥离开了,把规则和规则制定者的利益剥离开了。大家开始明白,守信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德性,但“西方契约精神”未必是守信;契约是一种必要的制度工具,但契约也可能被用来掠夺;规则可以维护秩序,但规则也可能只是权力的西装。

真正的契约精神,不应该是弱者的枷锁,而应该是强者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