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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热河的冬天还没散尽,炮声已经从边境滚了进来。

日军铁蹄踏过山海关,兵锋直指热河腹地,承德危在旦夕。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手握热河军政大权的汤玉麟没有磨刀、没有誓师,没有召集将领布置防线,干的第一件事,是搜刮财物——金银细软、古玩字画,车队一辆接一辆往南开,他自己坐在车里,头也不回地跑了。

这一跑,热河防线彻底垮了。

前线将士群龙无首,无人下令,无人组织抵抗,大片国土就在这一片混乱中拱手相让。

就在整个热河战场人心涣散、溃不成军的时候,一个人带兵赶到了赤峰。

这个人,叫孙殿英。

对,就是那个人尽皆知、骂声从未断过的"东陵大盗"。

堂堂热河省最高长官弃城而逃,偌大一个战场竟要靠一个挖人祖坟出名的人来撑场面——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拧巴,这么让人说不清道不明。

汤玉麟跑了之后,赤峰城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孙殿英究竟打了一场怎样的仗,这段历史,远比人们记住的要复杂得多,接下来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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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雨欲来:1933年2月,热河的最后防线

1933年的热河,是一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药桶。

这片土地夹在东北与华北之间,北接蒙古草原,南通京津腹地,地理位置极为特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自古以来,热河就是中原王朝防御北方的重要屏障。

清朝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将其作为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康熙、乾隆年间多次在此处理军政要务,接见各方使节,足见这片土地在历代统治者眼中的战略分量。

进入民国之后,热河先后在奉系军阀的掌控之下,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将其纳入东北势力范围,热河实际上成为东北政治版图向关内延伸的重要支点。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东北三省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沦陷,热河随即暴露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成为下一步蚕食的目标。

关东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清晰:拿下热河,就等于打通了从东北直插华北的战略通道,同时也能为扶持建立的"满洲国"划定一道更稳固的缓冲地带,进一步压缩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战略纵深。

1932年下半年起,日军开始对热河实施持续的军事压迫,情报侦察活动明显加剧,侦察机频繁飞越热河边境上空,炮声隐隐从辽西方向传来。

整个热河省,从官员到百姓,都笼罩在一种压抑而沉重的战争阴云之中。

街道上开始出现囤积粮食的迹象,有条件的家庭悄悄打点行装,城市边缘地带的百姓开始向内地迁移,一种山雨欲来的紧迫感弥漫在热河的每一个角落。

执掌热河军政大权的,是汤玉麟。

汤玉麟是奉系军阀中资历颇深的老人,早年跟随张作霖起家于东北,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靠着刀头舔血一步一步爬上来,在东北政坛混迹多年,手里握着数万兵力。

论资历,他在热河是说一不二的人物。

然而,这数万大军的实际战斗力,与账面上的数字相差甚远。

多少年没有经历真正硬仗的热河守军,军纪涣散,训练废弛,武器装备老旧,后勤补给体系残缺,与其说是一支能战之师,不如说是汤玉麟在热河横行多年的政治筹码与权力象征。

练兵备战,从来不在汤玉麟的日程表上。

他在热河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搜刮地方财富、扩充个人势力上,对于真正的军事建设与防御准备,几乎是漠然置之。

1933年1月下旬,关东军正式确定对热河的作战计划,日军开始向热河边境集结,兵力调动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南京方面多次向张学良、汤玉麟发出指示,要求加强热河防御,调兵布防,不得轻易放弃。

但这些指示,在汤玉麟那里,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1933年2月,关东军正式下令,调集精锐部队分路进犯热河,热河抗战全面爆发。

日军此番进犯,动用的是经过实战检验的关东军主力部队,步兵、骑兵、炮兵协同配合,后勤补给充足,指挥体系完整,战斗力远非同期的中国地方部队可以比拟。

这支军队在东北已经作战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寒地作战经验,对热河的地形也进行了充分的侦察与研究。

面对这样的对手,汤玉麟手里那几万疏于训练的守军,打起来胜算本就不大。

但打与不打,主动抵抗与不战而逃,依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会在历史上留下截然不同的印记。

汤玉麟选择了哪条路,已经是人尽皆知的结果——他跑了,跑得干净,跑得彻底,跑得让全国哗然。

1933年2月下旬,日军主力尚未对承德发起全面攻势,汤玉麟已经开始安排转移财物。

热河省内的存粮、军火库存、省库银两,乃至从地方搜刮而来的金银细软,被一车一车地装上马车,在夜色掩护下运往南方。

汤玉麟本人随后离开承德,带着亲信部队一路南撤,将守土之责、将数万官兵、将整个热河省,全部抛在了身后。

承德,就这样在日军尚未对城区发起大规模攻城的情况下,被拱手相让,不战而失。

从日军正式发动热河攻势,到热河大片国土沦陷,前后不过十一天。

这个速度,让全国舆论震惊,让南京政府颜面尽失,让无数热河百姓在仓皇中开始了流离失所的日子。

十一天,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这么没了。

消息传到全国各地,报纸头版头条连篇累牍,骂声铺天盖地。

张学良在舆论重压之下,于1933年3月通电下野。

汤玉麟被撤职查办,成了举国声讨的靶子,背负着"卖国贼"的骂名,在历史上留下了极为难看的一页。

但骂归骂,热河已经丢了,日军的脚步不会因为舆论的愤慨而停下来。

承德失守之后,日军继续向热河纵深推进,赤峰成了下一个直接面临威胁的重要城镇。

赤峰位于热河省北部,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热河北部地区的军事要地,战略意义不可小觑。

此时的赤峰,已是一座孤城。

周边防线接连失守,守军相继溃散,逃兵四散于道路之间,城内谣言四起,军心极度动摇,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种无力回天的绝望气氛之中。

就在这个危如累卵的时刻,孙殿英率第41军奉命开赴赤峰。

一个背负着"东陵大盗"骂名的人,来到了一座随时可能沦陷的孤城——这段历史,就从这里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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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人何许:孙殿英的前半生与那桩震惊全国的案子

孙殿英,字魁元,1889年生,河南永城人。

永城地处豫东,土地贫瘠,民风彪悍,历史上出过不少绿林人物,是一片能把人逼出胆气来的地方。

孙殿英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长大的,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家中生计全靠母亲支撑,日子过得极为艰难。

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走上什么正经的出路,少年时代的孙殿英很早就开始在社会底层漂泊谋生。

少年时代,孙殿英流浪于豫西一带,混迹于赌场、帮会之间,靠着一身胆气和江湖手腕在底层社会求存,养成了胆大心细、不拘常规的行事风格。

这段经历,练就了他日后驰骋军阀混战年代的两样核心技能:一是能打,遇事不怵,敢于冒险;二是能混,善于审时度势,长袖善舞。

进入民国之后,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到处都是拉杆子、打江山的机会。

孙殿英逐渐在地方武装中站稳脚跟,靠着拉拢帮会骨干、收拢各路散兵游勇,一点一点积累起自己的武装力量。

军阀混战的年代,枪杆子就是话语权,有了兵,才有资格在这个乱世里讨一席之地,这个道理孙殿英比谁都清楚。

他深谙此道,在各路势力之间左右逢源,靠着精准的政治嗅觉和不怕死的胆气,几经沉浮,把自己的队伍保住了,而且越打越大,规模越来越可观。

在北洋军阀混战的后期,孙殿英所部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武装力量,在豫皖苏一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1928年,孙殿英部被国民革命军收编,番号第6军团第12军,驻扎于河北遵化一带。

遵化,正是清东陵所在地。

清东陵,坐落于河北遵化马兰峪,是清朝皇家陵寝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埋葬着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五位皇帝,以及慈禧太后等众多后妃,是清王朝皇家文化与建筑艺术的集中体现。

1928年7月,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派兵将清东陵团团围住,随后对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实施大规模盗掘,历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为"东陵盗宝案"。

盗掘行动持续多日,陵墓内数百年积累的金银珠宝、玉器文物被洗劫一空。

慈禧太后口中含着的夜明珠被撬走,身上穿戴的金丝袍、翡翠玉衣被剥去,棺椁遭到破坏,遗体被抛出棺外,陵寝内部被糟践得面目全非。

乾隆皇帝的裕陵同样未能幸免,随葬的大量文物珍宝被席卷而去。

这件事传出之后,举国震动,引发了极为强烈的社会反响。

清朝虽已灭亡多年,但社会上遗老遗少依然众多,清朝皇室后裔更是无法接受这种公然的亵渎行为。

溥仪闻讯,号啕大哭,随即电告各方,要求南京政府严惩孙殿英,为先祖讨回公道。

载涛、载泽等清朝宗室联名上书,要求追究到底。

社会各界纷纷声援,报界连篇累牍地刊登相关报道,要求将孙殿英绳之以法的呼声响彻全国,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东陵大盗"——这四个字,从此成了孙殿英一生都甩不掉的标签,烙印在他的名字旁边,成为后人提起他时第一个联想到的词语。

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孙殿英最终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法律惩处。

他靠着将部分盗来的稀世珍宝四处打点、贿赂权贵,用金银开路,在南京政府的官僚体系中上下疏通,将宋子文、何应钦等要人逐一打点到位,最终将这件震惊全国的大案消弭于无形,依然保有兵权,照旧带兵驻守。

这件事,充分展示了孙殿英这个人的行事风格:胆大妄为,精于钻营,不择手段,且对政治生态的把握极为精准。

东陵盗宝案之后,孙殿英在舆论上的形象已经跌至谷底,但他的实际处境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恶化,依然在国民政府的军事体系内保有一席之地。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这是民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各路势力纷纷站队。

孙殿英加入了反蒋联军,押错了宝,随着反蒋联军的溃败,他的部队也陷入了困境。

但他再一次展示了自己在乱世中的生存能力——战败之后,他率部投向南京方面,被重新收编,依旧保有番号,依旧带兵。

一次又一次的起落与翻身,一次又一次地在死局中找到出路,孙殿英的生存能力在民国军阀中是出了名的强韧。

进入1930年代,孙殿英在国民政府体系内的地位时高时低,但手里的兵始终没丢。

1933年初,热河战事一触即发,孙殿英奉命率第41军开赴热河前线,参与对日作战,开赴的目的地,正是危在旦夕的赤峰。

一个顶着"东陵大盗"骂名的军阀,带着一支经历多次改编的杂牌部队,奔赴一个正在崩溃中的战场。

在那个时刻,几乎没有人会对他抱有任何期待,也很少有人在这个时候想到,他接下来的行动,会成为整个热河抗战中被后世反复提及的一段有据可查的史实。

孙殿英带兵抵达赤峰时,等待他的,是一座随时可能沦陷的孤城,和一场几乎毫无胜算的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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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危城之前:赤峰的处境与第41军面对的真实局面

1933年2月下旬,赤峰的街道上已经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逃难百姓。

承德失守的消息传来之后,整个热河北部的防线陷入了近乎真空的状态,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城中居民开始自发向南方转移。

各路守军有的溃散于原地,有的向南撤退,有的在接到上级命令之前就已经自行弃守离去,整个热河北部的防御体系,如同一张被从中间捅破的网,再也无法恢复成型。

赤峰城内,残余的守军数量有限,军心极度动摇,装备残缺,弹药不足,城外的制高点已经失去有效控制,日军的侦察部队频繁出现在周边地带,炮声时远时近,城池陷落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整座城市弥漫着绝望气息的时候,孙殿英率第41军抵达赤峰。

第41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从番号上看,它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但实际上是孙殿英多年拉扯起来的地方武装,经过多次整编与补充,兵员成分复杂,来源各异,装备参差不齐,训练水平有限。

与日军关东军精锐相比,无论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官兵训练水准,还是后勤补给体系的完善程度,第41军都处于明显的劣势。

重机枪数量有限,炮兵力量薄弱,弹药储备本就不充裕,兵员素质良莠不齐——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地方杂牌部队的真实写照,第41军也不例外。

在这种条件下,赤峰能不能守、要不要守,是一个极现实、极严峻的军事问题。

从纯粹的军事逻辑来看,赤峰此时已经是一座孤城,周边友军相继撤离,外围阵地接连失守,补给线随时可能被彻底切断,继续坚守的代价极大,而守住的概率极低。

选择立即撤退,至少可以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全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日军分割歼灭,这在军事上是完全说得通的选择。

换了另一个人,找个理由撤走,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毕竟,汤玉麟刚刚给所有人做了一个示范,而那个示范在当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实际的军事惩处。

然而,孙殿英在抵达赤峰之后,没有选择撤退。

他下令部队就地展开,划分防御区域,组织官兵抢修工事,在城内外构筑防御体系,向部下明确传达了坚守赤峰的指令。

这个决定,在1933年2月那个几乎人人溃逃的热河战场上,是一个极为罕见的信号。

消息在赤峰城内外迅速传开,城里的百姓、残余的守军、周边的溃兵,都知道了这件事:孙殿英要守赤峰。

有人觉得这是以卵击石,有人觉得这不过是一时的姿态,也有人开始重新打量这个背负骂名的军阀,思考他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但不管旁观者怎么看,工事在一天天地修,防线在一段段地构筑,第41军的官兵在赤峰城内外忙碌地准备着,为一场即将到来的硬仗做着实实在在的准备。

日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向赤峰方向集结。

轰炸机的引擎声开始出现在赤峰上空,盘旋侦察,投下炸弹,远处的炮声越来越近,夜里可以看到地平线方向升起的火光与烟柱。

整座城市屏住了呼吸,等待着一场无法回避的正面碰撞。

赤峰城头即将迎来的,是一场以弱对强、以寡敌众、没有援军、没有退路的阻击战,而那场战斗的真相,远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沉重。

汤玉麟逃跑之后,被称"东陵大盗"的孙殿英究竟是怎么做的,他抵抗住日军了吗,为什么说如果他不抗日,他的历史评价将会彻底改写?

而那段历史的真相,将让所有人重新审视这个复杂的乱世人物,等你看完,或许会对"盖棺定论"这四个字,有一番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