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在今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戡平叛乱”。报纸已经在谈论毛泽东的消失：被炸死了？逃到苏联去了？
这一天，毛泽东在哪里？毛泽东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小山村（靖边小河村），焦急地等待着前方回电。前一日，毛泽东致电前线将领：“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骤然改变重大战略方针，那千里之外的部队，能否理解能否贯彻呢？
这一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万余大军南渡黄河。这一重大作战行动，意味着人民解放军就此开始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认为这是进攻而不是反攻。反攻意味着防御态势，解放军却是从此转入战略进攻，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这一天，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日子。
“分路出击其远后方”，这一军事方针，就是要兵分几路，南渡黄河再向更远的南方，到国民党军的后方去作战。一言以蔽之——南下。
自从长征北上以后，毛泽东一直不忘南方根据地，曾经命令王震率359 旅于1944年南下。时至1947年，毛泽东再次策划南下。这就不得不进行思考：1944年那次南下是否无功而返？1947年再次南下能否立足？
南下这种打法，在军事上叫作“大穿插”，又叫外线作战，是孤军深入敌后，环境凶险。想当年红军反“围剿”，总是诱敌深入，把敌军放进根据地，在地形和群众都有利的条件下歼敌，这叫内线作战。内线作战十分成功的红军，后来被迫长征，那是亘古没有的大穿插外线作战，异常凶险。
毛泽东对南下的思考，不只是战术层面，而是上升到战略进攻层面。那万里长征虽然艰险，却能甩掉强势追兵，找到新的落脚点。通过大穿插，可以由防御转向进攻，正是人民军队创造的有效战法。
抗日战争顶过相持阶段，毛泽东让王震率部南下，就是准备对日大反攻。现在，解放战争打了一年，毛泽东又在琢磨如何进攻国民党了。
战争打到1947年中，国共双方都认为自己赢了。蒋介石得意的是从共产党手里夺来170 座中小城市。毛泽东的胜算是歼灭了国民党军97个半旅78万人。一个得地，一个得人，似乎是对半分。可得地就要分兵把守，就会兵力缺乏；得人却能够兵强马壮地再去夺地。
蒋介石重点进攻的目标是陕北和山东两地。这就好比双拳齐出，却露出了自己的胸膛——中原。毛泽东要再次派兵南下，就是用尖刀插向敌胸膛！
南下凶险，不宜孤军深入，毛泽东设计了三路齐出。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先执行。邓小平动员部队：我们晋冀鲁豫区好比一根扁担挑两头，我们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越重，对全局越有利。
这就是战略全局观念。
刘邓大军南下作战，对全局有利，对自己部队却不利。南下预定作战地域在黄河与淮河之间，“侧山侧水，兵家大忌”，弄不好就会全军覆没。可刘、邓还是坚决南下。
大穿插，要求部队必须能打。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前身是八路军129师。这个师的前身又是红四方面军。这支部队的作战风格异常强悍。司令员刘伯承的口头禅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勇”再加上“智”，那就所向无敌。这支部队还有一个法宝——擅长军事情报。
全国性抗战时期，朱德和彭德怀率八路军前方总部，大多在129 师的驻地。1941年中央实行情报体系大调整，各战区各部队都成立专职情报机关，八路军前总的情报处和129 师的情报处曾经合署工作。
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由参谋长左权和滕代远先后兼任处长，具有公开情报搜集、上层统战联络、无线电技术侦察、谍报侦察等多种情报工作方式，培养了大批军事情报干部。
刘伯承和邓小平非常重视军事情报工作，下属386 旅旅长陈赓还是中央特科的首任情报科长。刘伯承是党内的军事家，辛亥革命时就参加川军作战，又到苏联留学，翻译过苏军作战条令。能征善战的刘伯承，总结了打胜仗的“五行术”——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五项。“侦察使我耳聪目明，防谍使敌耳聋眼瞎。”
刘伯承高度重视作战谋略，称之为“侦察研究拟对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作战，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
这支部队还特别擅长对敌工作。司令员刘伯承参加过川军，政委邓小平曾在西北军做过政治工作，参谋长李达是西北军起义将领。自卫战争中第一批起义的高树勋部，就是三位首长精心策划的，李达还曾亲赴高树勋部谈判。
派遣工作也很有成绩。八路军前总情报科科长林一，在抗战时就往敌区派遣人员，北平、天津甚至上海都有秘密情报员。长期经营，到解放战争时已经形成网络，随时提供军事情报。129 师在临汾、太原、长治都有秘密情报站，有效保障了上党战役和晋南战役的胜利。
调查工作积累也多。情报部门编制了《兵要地志》小册子下发部队。刘伯承重校苏军《合同战术》译本，1947年8月1日下发部队。全军都养成调查研究的习惯，部队到哪里就把调研做到哪里，随时掌握驻地情况。
在军事装备很差的情况下，还开展了技术侦察工作。缴获的日军电台、美军观察组撤走时留下的先进报话机，都被当宝贝交给侦察部门，用于在战场上侦听敌军通话。
同长期经营的政治战略情报相比，军事情报要求更迅速、更直接。这就要开展战场侦察，派遣部队侦察，增强行动能力。这支部队旅有侦察连，团有侦察排，选择知识和技术水平最高的党员当侦察干部。刘伯承甚至提出：全军都是侦察兵！
1947年5月4日，中央军委要求刘邓大军6月1日前休整完毕南下。5月8日，又电令6月10日前南渡黄河。5月9日，刘邓大军向安阳发起攻击。10日，刘、邓向军委通报战况。
5月11日，军委回电同意打安阳，同时重申：大体上在6月10日前后渡河不算太迟。6月2日，刘、邓回电军委：6月10日出动实在来不及，建议推迟于月底准时渡河。6月3日，军委回电：同意推迟至月底。
6月20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你们准备情况如何，可否按原计划出动盼告，以便令山东野战军与你们配合。6月21日，刘、邓回电军委：准于25日开始运动，月底渡河。
紧急军情！中央军委从全国战局考虑，连续发电要求刘邓大军尽早南下。
军情紧急！刘邓大军边攻安阳城边准备渡河，时间紧，任务重。
南下，必须尽早南下！可南下还有个最大的障碍——黄河。
强渡黄河，那是比强攻坚城更加艰险的作战。
渡河作战向来是难攻易守。对岸的敌军以逸待劳，火力强大，加之那高耸的河岸就是天然的防御工事，刘邓大军从哪里强渡？有多少渡船可用？如何应对敌军的“半渡而击”？
艰险的渡河作战，迫切要求军事情报保障。刘伯承发出《关于敌前渡河的战术指导》：察明南岸敌军的河防体系，具体的工事构筑、兵力配置、前沿哨所及其纵深，预备队位置、巡查规律，其薄弱点何在，并估计在敌发现我渡河时将如何行动。
这份《指导》的要求非常细致：要了解敌岸是否便于登陆与作战。假如河身有向我岸鼓出的弧形段，最便于我沿此弧形段组织压制敌人的交叉火力，以掩护登陆。还要了解我岸，有无沿堤高地或树林足以避免对岸和空中侦察，以便于隐蔽渡河。
不仅调查两岸情况，还要了解河身，流速不大、河面不宽便于船只往返，河岸坚实便于靠岸登陆。
刘伯承不仅作战经验丰富，还深研古今中外战例。这详尽的渡河战术指导，使部队强渡有了底气。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在150公里正面同时发起强渡。
偷渡加强渡！严格保密的渡河作战，达到行动的突然性。当面敌军不知所措，刘邓大军顺利渡河，大大减少了部队损失。由于有周密的情报准备，冒险犯难反而成就出奇制胜。
毛泽东第一把尖刀出手，直捅敌胸膛！
渡过黄河的刘邓大军，一下插到国民党军的后方，犹如猛虎入羊群。
攻克曹县、定陶，围攻羊山集，鲁西南战役28天歼敌6万人。
双拳齐出的蒋介石手足无措，无法应对这当胸一刺。情急之下，他又生毒计——扒黄河。
顺利渡过黄河的刘邓大军，并未摆脱黄河的困扰。
黄河是条地上河，两岸高耸的河堤托高了河水，堤内的河面比堤外的地面高。一旦大堤决口，黄河洪峰就会滔天而下。
这不是凭空的设想，日军进攻中原的时候，蒋介石在1938年6月9日下令扒开花园口大堤，黄河洪水倾泻而下，有效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这也不是多余的担忧。解放军已经得到情报：蒋介石密令68师师长刘汝珍炸开河堤。
刘邓大军此刻的位置，恰恰位于黄河下游，处于水淹七军的险境。
毛泽东此刻也在险境之中！
1947年5月4日，毛泽东让刘、邓南渡黄河的时候，中央前委藏在靖边县的王家湾。到了6月初，刘、邓正和中央讨论渡河时间的时候，中央前委遇到危险：胡宗南部队和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了。6月8日，毛泽东连夜转移。9日转到小河村，10日转天赐湾，16日又转回小河村。
胡宗南大军昼夜“追剿”解放军总部，中央前委在陕北的安全堪忧。
7月23日小河会议结束，中央军委决定三路大军南下，陈赓部南渡黄河，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南渡长江，刘邓大军继续南下。“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7月29日，中央军委电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情：“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中央危急，刘邓大军必须尽早行动！
蒋介石此刻也在判断刘邓大军动向。不过，蒋介石的判断是刘邓大军将北渡黄河，回到相对安全的老地盘。继续南下更危险，前路是1938年扒堤放水造成的黄泛区，泥泞难行。
渡河后连战连捷的刘邓大军，并未放松警惕，一直在侦察对手。
高明的情报作战，不会停留于拿到情报，更在于善于运用情报，扭转战局。刘、邓侦知敌军炸堤的情报，非但没有取消渡河计划，反而开展针对性工作。
黄河沿岸的国民党守军长官是两兄弟。大哥刘汝明是第四绥靖区司令，弟弟刘汝珍是整编第68 师师长。刘氏兄弟所部是杂牌军，多年夹缝生存。
1946年6月，中共华中局成立汴郑工委，针对开封驻军刘汝明部展开工作。刘氏兄弟起自西北军，都是冯玉祥的亲信将领，刘汝明当过警卫旅旅长，刘汝珍当过手枪旅旅长。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在新华社电台广播上点名刘汝明，呼吁其站到人民一边。可刘汝明不予理睬。国共战局未明，虽然国民党消灭不了共产党，可共产党要打败国民党也不容易。
相对刘汝明，刘汝珍则比较进步。抗战中国民党军搞摩擦，竹沟惨案时刘汝珍还掩护过新四军人员。现在，蒋介石在开封的部署是两个中央军看守两个杂牌军，刘汝珍心中不满。
争取刘汝珍，中共还有些关系。汴郑工委军事部部长朱晦生同68师副师长王志远，曾同在韩复榘部任职，还一起组织过“知行学会”，为新四军筹集过物资。1946年6月，朱晦生通过王志远见到刘汝珍，送上刘伯承的亲笔信。见到刘伯承的来信，刘汝珍默许和解放军建立联系。
沟通刘汝珍之后，还要调动各种关系，继续做刘汝明的工作。
跨区协作。鲁中南军区调来徐州的地下党员叶超到汴郑工委工作。叶超潜入开封，同汴郑工委书记刘鸿文接上头，而后配合朱晦生做军事情报工作。1947年7月，刘鸿文和叶超从开封潜出，赶到山东郓城，向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刘、邓汇报。从江苏到山东到河南，从山东野战军到华中野战军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共各组织通力合作。
刘鸿文和叶超带来一个重要情报：刘汝珍即将奉命炸毁黄河大堤！
此刻，部队的报话侦听也发现重要情报：敌军判断刘邓大军将北渡黄河，正调动30多个旅追击，企图逼迫刘邓大军背水一战！
面对生死攸关的两份情报，刘、邓十分冷静。你让我北上背水作战，我偏要南下渡河作战。你可以下令炸堤放水，我可以设法让你炸不成。
刘、邓指示，要向刘汝珍讲明政策：如拒扒黄河，坚决起义，可以保留番号；如果执行蒋介石的扒黄河命令，将来无论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回来交人民法办。遇到解放军不得阻击，不得残害解放区人民。如能起义或投诚，其动产可以不没收，但土地须交还农民。
刘伯承和刘汝珍是苏联留学时的同学。他提醒老同学注意宋瑞珂的教训。羊山集战斗中被俘虏的宋瑞珂师长是刘伯承的同乡，不听劝说坐失良机，后悔晚矣！
刘鸿文和叶超返回开封，同刘汝珍会谈。扒开黄河不但会淹解放军，还会淹死几十万百姓。刘汝珍表示接受刘邓首长指示，如果蒋介石非要扒黄河就战场起义。
黄河悬在头顶，刘邓大军始终处于危险之下。那刘汝珍不扒黄河的承诺可靠吗？更何况，黄河本身也不可靠。连日降雨，黄河水位陡然上升，如果继续上升，那大堤不扒也顶不住了。
不能迟疑。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突然南进！
刘汝珍果然没有扒黄河大堤，也没有认真阻挡，虚晃一枪就放行了。
刘邓大军进入黄泛区，几百公里道路泥泞难行。丢下辎重，全军上下徒步前行。走出黄泛区，又有河流阻隔。南下一路上有几条大河，8月18日渡沙河，8月23日渡汝河。渡汝河时，冒着敌机的轰炸架起了浮桥，可对岸守军开始炮击。这让部队未免迟疑，别中了“半渡而击”之计。
刘伯承大怒：“狭路相逢勇者胜！”邓小平下令：“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18旅奋勇冲击，果然杀出一条道路。事后得知，对岸守军师长廖运周是中共秘密党员，有意放水。
过了一河又一河。8月27日，大军来到淮河边。淮河是中国南北分界线，水量充足，河面宽阔。部队只找到十几条小船，大部队过河不够用。
刘伯承只得亲自出马，手持竹竿探查流速，判定能否架设浮桥。正当部队忙于架桥的时候，刘伯承看见有个马夫牵着马徒涉过了河，便指挥部队，沿着马夫过河的路线徒涉过河。
27日，刘邓大军安全渡河。28日，国民党军追兵赶到，也在此地徒涉。此刻淮河涨水，前锋部队被洪峰卷走。
淮河难渡，蒋介石计划把刘邓大军歼灭在河岸，没想到十几个旅的追兵被淮河挡住。国民党军追兵纷纷感叹：老天爷帮共产党！
从8月7日到27日，连续20 天急行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次极其艰险的进军，一个极其难得的胜利。
渡过淮河，刘邓大军先敌进入大别山。进了山区，惯于打游击的解放军就是猛虎归山。可这次进山却是孤军深入，情报工作很难跟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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