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上海，一场针对地下党骨干的秘密抓捕悄然展开，陈赓和廖承志不幸落入敌手。
令人意外的是，还未正式提审，廖承志竟主动高声“招供”，声称愿意带巡捕去抓共产党。
这个举动，让巡捕们欣喜若狂，也让幕后主使者蒋介石喜出望外。
但他们很快就后悔了，这是为什么？
蹊跷被捕
1933年3月28日下午，年仅二十五岁的廖承志，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落入了敌人的圈套。
他是在参加秘密会议的路上被捕的，更让他心神不宁的，是他在巡捕房的临时关押处，看到了陈赓。
陈赓比他更早落入敌手，这位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不久前在上海治伤，因叛徒告密身份暴露，在电影院门口被捕。
趁着看守转身走开的间隙，廖承志压低声音与陈赓交谈了几句。
两人的话虽不多，但彼此心中都有了同一个判断：这次被捕，背后一定有条线索。
陈赓是前来上海秘密治疗腿伤的，行踪隐蔽，防范严密，敌人根本不可能轻易掌握他的位置。
更何况廖承志所参加的秘密会议，地点和时间只有极少数核心成员知道，敌人却来得不偏不倚，显然是有人通风报信。
廖承志的心沉了下去，如果不尽快将消息传递出去，更多的党员会被牵连进来，整个上海的地下组织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仔细观察巡捕房内外的动静。
但他和陈赓都身在铁窗之内，外面的事如何传递出去？
廖承志侧过头，和陈赓交换了一个眼神，一个大胆的计划悄然生根。
假意招供
要想把内奸的消息传出去，首先得让自己离开这间牢房。
而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月里，想让敌人主动把你放出来，几乎是天方夜谭。
唯一有可能的办法，就是假装变节，借敌人的手把自己“送”出去。
经过一番考虑，廖承志拿定了主意。
当天傍晚，正在被押往审讯室的走廊上，他突然停下脚步说：“我知道共产党在哪里，不用再审讯了，我直接带你们去！”
巡捕们顿时喜出望外，连忙层层上报，几个小时后，上级批准了廖承志的请求，并派了五名巡捕全程跟着他出门“抓人”。
夜色渐渐笼罩上海，廖承志带着五名巡捕从巡捕房出发，穿过一个又一个弄堂，七拐八拐，越走越偏僻。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后，一行人来到辣斐德路辣斐坊附近一处僻静的街巷，在一座二层小楼所在的院落前停了下来。
廖承志说共产党的人可能就在里面，自己要先进去看看情况。
巡捕们对视一眼，没有反对，上前敲响了院门，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
四目相对的一刹那，妇人吃惊地捂住了嘴巴，原来开门的不是别人，正是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
廖承志抓住机会用家乡方言飞快地说：“我被法国巡捕逮捕了，陈赓也在里面，有叛徒出卖了同志，快想办法通知同志们转移！”
旁边负责押送的巡捕虽听不太懂方言，但从两人见面时的神情已经意识到不对劲，立刻上前打断，强行把廖承志拖走。
但最关键的几句话已经传到了何香凝耳朵里，就这样，廖承志用一趟假装“招供”的路，把最宝贵的情报送了出去。
舆论风暴
消息送到何香凝手上之后，一场紧锣密鼓的营救行动随即展开。
何香凝没有丝毫耽搁，立刻前往宋庆龄的住处。
这位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在当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听闻廖承志被捕的消息后，当即拍板：不惜一切代价救人。
宋庆龄迅速联络了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商议营救方案。
几经磋商，他们决定一方面聘请上海滩最有名望的律师为廖承志等人辩护。
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制造舆论压力，让国民党当局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请来的律师叫吴凯声，是当时法租界内第一位能用英、法两种语言出庭辩护的中国律师，曾先后为陈延年、陈赓等共产党人做过辩护，以代理政治案件见长。
吴凯声受宋庆龄、何香凝和蔡元培的委托，毫不畏惧这场政治风波，毅然接下这个烫手的案子，准备在法庭上与国民党当局一决高下。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特为此事发表宣言，以唤起全国民众的关注。
与此同时，何香凝径直闯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办公室，声言“你不放人，我就坐在这里等着”。
吴铁城见状，只能好言安抚，同时紧急向蒋介石请示。
何香凝还通电全国求救，舆论的力量很快显现出来。
宋庆龄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动员多家报刊主编广泛报道此事，一时间，上海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廖承志被捕的新闻。
民众得知廖仲恺的儿子被国民党当局勾结帝国主义抓捕，愤怒的情绪迅速蔓延开来。
人们自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痛斥国民党当局与外国租界狼狈为奸，迫害自己国家的同志。
这场舆论风暴不仅让国民党当局颜面扫地，也彻底打破了他们秘密逮捕廖承志的如意算盘。
蒋介石原本以为可以悄无声息地将这位“大鱼”控制在手中，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举国上下的质疑目光。
1933年3月31日，法院开庭“审判”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人。
法庭内外挤满了人，廖承志站在被告席上，从容不迫地驳斥了南京政府强加的罪名。
吴凯声律师则抓住控方证据的漏洞，引经据典，据理力争，根据租界法律，这几名被告应当予以释放。
这场庭审让控方理屈词穷，但国民党当局并不打算轻易放手。
法院最终还是判决由工部局巡捕房将廖承志等五人移交给国民党当局。
不过，吴凯声并未就此放弃。
他紧跟押解廖承志的囚车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搬出国民党当局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被告侦询完毕可交辩护律师“责付”出狱的规定，要求立即将廖承志“责付”给律师。
这场交涉从下午六时一直持续到晚上十时，整整四个小时的拉锯战。
最终，在律师的坚持和努力下，警察局长文鸿恩不得不将廖承志“责付”给辩护律师。
当晚，吴凯声将廖承志毫发无伤地交到了何香凝手中。
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何香凝的积极营救，廖承志于当晚被保释出狱。
陈赓、罗登贤等四人则于4月1日被押解南京军事监狱，营救工作远未结束。
4月4日晚，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法律委员沈钧儒等一行人乘火车连夜赶往南京。
次日凌晨抵达后，宋庆龄当面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改善狱中待遇等四项要求。
4月5日，宋庆龄又巧妙借视察监狱的机会，将党组织给狱中同志指示的纸条扔在地上，接通了陈赓等人与党组织的联系。
烟盒藏信
廖承志获释后，暂时住在母亲何香凝家中，表面上看，他已经恢复了自由，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从未放松过。
但一个更加紧迫的任务摆在他面前，在狱中，廖承志和陈赓通过有限的交谈，已经锁定了若干名嫌疑极大的内奸。
这些人很可能就潜伏在党的组织内部，若不及时清除，后果不堪设想。
可如何将这份用生命换来的情报安全送出去，成了一个难题。
廖承志的家门外时常徘徊着可疑的身影，任何不速之客的造访都可能引起特务的警觉。
就在这时，宋庆龄突然出现在何香凝的家中。
这次拜访非同寻常，宋庆龄此行只有一个目的：从廖承志手中拿到那份关乎党组织安危的叛徒名单。
何香凝见宋庆龄突然到访，立刻意识到事态紧急。
她简单寒暄了几句，便起身离开房间，将空间留给了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
宋庆龄坐下后，只问了廖承志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不能坚持下去，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份叛徒名单。
廖承志的回答同样干脆，他说上海的工作恐怕难以继续，自己打算前往苏区，至于名单，他毫不含糊地答道：“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宋庆龄看廖承志如此利落，便给了他一个时间限制：“只有十分钟。”
说完，她打开随身的皮包，从里面取出一根香烟，点上了火，独自走出了房间。
廖承志迅速铺开纸张，埋下头来，将自己在狱中反复确认的内奸名字一一写下。
这份名单虽短，每个名字背后却都关乎无数同志的生死，他写得很快，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
很快，宋庆龄回来了，廖承志将写满名字的纸条递给她。
宋庆龄接过纸条，从容地打开皮包，又取出一根没有抽过的香烟。
只见她动作娴熟地将香烟上半截的烟丝小心地挑了出来，然后拿起那张写有名单的纸条，仔细卷成一个细长的烟卷状，缓缓塞进了空出的香烟壳里，又轻轻捏了捏封口。
整根香烟看起来完好如初，根本看不出任何异样。
做完这一切，宋庆龄将香烟放回皮包，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便匆匆离开了。
这份用香烟精心伪装起来的名单，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安全地送出了廖承志的家门。
宋庆龄没有耽搁，迅速将这份情报转交给了党组织的有关同志。
党组织拿到名单后，立即展开了甄别和调查。
经过反复核实，那些被廖承志锁定为叛徒的人，大部分证据确凿，被逐一清除出了队伍。
而在此之后，廖承志在组织的安排下，改名为“何柳华”，秘密离开上海，踏上了前往川陕苏区的漫长征途。
在成都，廖承志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会合。
两人在十多个地下党交通站的一路护送下，穿行于苍南阆中一带的崇山峻岭之间，整整走了四十多天。
直到1933年10月10日，廖承志终于在地下党掌握的民团掩护下，从苍溪县王渡镇的犁辕滩渡过嘉陵江，进入了川陕苏区。
他先后担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工会宣传部部长，后来又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而他的母亲何香凝和宋庆龄，这两位同样刚毅果决的女性，也在各自的阵地上不遗余力地为革命奔走呼号。
她们和廖承志一样，都在为了同一个光明的前途，付出着自己能够付出的一切。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