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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县城，灰扑扑的街道，满街的自行车铃铛响。
秦腔剧团里有个姑娘叫易青娥，嗓子一亮，台底下能静得听见针落地的声音。
易青娥这辈子，总觉得有人在暗处盯着她。
那种感觉隔三差五就冒出来，后脊背发凉，回头看，什么都没有。
晾在院里的戏服被人刮了口子，第二天有人拿同色的丝线补得密密实实。
走夜路被人尾随，第二天听说有人在巷口打了一架，把个醉汉揍掉了两颗门牙。
她问遍了所有人，谁干的，没人说得清。
后来熬过了被男人打骂的大半辈子，她把这茬事给忘了。
直到五十三岁那年，她翻出了一张旧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她不认识的字。
青娥，十八岁。
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写上去的。
深秋傍晚，县医院住院部三楼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
易青娥躺在靠窗的病床上，六十二岁的身体已经被肝癌掏空了大半。
她的脸蜡黄蜡黄的，眼窝深陷下去，颧骨高高凸起，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往下坠，像是数着她剩下的日子。
丈夫刘红兵坐在床边的方凳上，背驼得厉害。
他年轻时在运输队开车，人高马大，一顿能喝半斤白酒，拳头硬得能砸核桃。
如今呢，左腿截了半截，装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给老伴擦身都得扶着床沿喘半天。
他端着一碗小米粥，用嘴吹了又吹，勺子递到易青娥嘴边。
易青娥偏过头，嘴唇干得起皮，声音飘忽忽的：“先不喝，嘴里发苦。”
刘红兵把碗搁在床头柜上，笨手笨脚地替她掖了掖被角，指关节粗得像老树根。
他们的儿子易小舟从省城赶回来，站在病房门口接了个电话，皱着眉说了句“又催”，挂断后走进来，脸上挂着客气而疏离的笑。
易小舟跟母亲不亲。
小时候他嫌母亲在纺织厂三班倒，身上永远带着一股机油味，开家长会都不愿意让她坐前排。
如今他穿西装打领带，在省城一家公司做中层，回来一趟像是完成任务，坐半小时就低头看手机。
易青娥心里明白，却从不说什么。
封潇潇来过两次。
第一次提着两盒营养品，在病房坐了十来分钟，说了些“好好养病”的话，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
第二次来，刘红兵挡在门口没让他进，两人隔着门板对峙了好一阵。
封潇潇的声音从门缝里挤进来：“我就看她一眼。”
刘红兵杵着拐杖，像一堵残缺的墙：“她睡了。”
封潇潇最终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消失。
易青娥其实醒着，她听见了，只是闭着眼没出声。
三个人的纠葛到了这把年纪，说什么都嫌多余。
那天傍晚，易青娥突然让儿子回一趟老宅。
她说得费力，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抠出来的：“樟木箱子最底下，有个铁盒子，生锈的那个。”
易小舟开车回去了。
老宅在纺织厂家属院最里头，一排红砖平房，门前的泡桐树长了两层楼高。
屋子多年没人住，空气里积满了灰尘和旧时光的味道。
他找到母亲说的樟木箱，是姥姥留给母亲的陪嫁，箱盖沉得像块棺材板。
打开，里面堆着旧衣物、旧鞋样、几本发黄的工资本。
最底下，真有一只铁盒子。
铁盒锈得厉害，盖子费了好大劲才撬开，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里面是一把木梳。
这把梳子被火烧过，梳背焦黑，齿间还夹着几根枯黄的头发丝，已经脆得快断了。
仔细看，焦黑的梳背上歪歪扭扭刻着一个字——“护”。
易小舟把铁盒子带回医院。
易青娥接过木梳的时候，手指抖得厉害。
她摩挲着那个“护”字，眼神忽然变得又远又深，像是穿透了几十年的光阴。
刘红兵见了木梳，脸色变了变。
他咳嗽一声，瓮声瓮气地说：“这是你娘家的旧物件吧。”
嘴上这么说着，手却不自觉地去摸口袋里的烟，摸了个空。
易青娥没应声。
她记得清清楚楚，这把木梳从没在娘家见过，刘红兵没送过，封潇潇也没送过。
可这把梳子偏偏出现在她陪嫁的箱子里，像是有人趁她不注意悄悄塞进去的。
她让儿子继续翻铁盒子，盒子底层还有东西。
一张医院缴费单，纸张黄得发脆，折叠得整整齐齐。
易小舟念给她听，住院时间正是她生儿子那年，大出血，在省城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缴费单上的金额在当时不是小数目，能顶一个工人小半年的工资。
交款人那一栏，只写了一个字——“顾”。
易青娥听见这个字，瞳孔猛地一缩。
她攥紧木梳，指节发白。
窗外起了风，泡桐树的叶子刷刷往下掉，铺了一地枯黄。
她的记忆被一根细细的线牵着，往几十年前的深处坠去。
在那个缭绕着烟火与疼痛的旧梦里，有一道模糊的影子在晃动。
那影子扛着她冲出火海，灼热的气浪卷过来时，她隐约看见那人脖颈上有道疤，歪歪扭扭的，像条蜈蚣。
她一直以为那是刘红兵。
可刘红兵那天出车跑长途，根本不在县城。
木梳上的“护”字，在那个深秋的傍晚，悄悄撕开了一道口子。
02
那年是一九七二年。
易青娥十八岁，两条乌油油的大辫子垂到腰际，皮肤白得像剥了壳的鸡蛋。
她在县城纺织厂当细纱工，一天站八个小时，手指被纱线勒出一道道细口子，贴满胶布照样干活。
父母走得早，母亲生弟弟时难产没救回来，父亲隔了两年也病故了。
她跟着奶奶长到十四岁，奶奶也走了，就剩下她带着弟弟易青山。
弟弟比她小三岁，瘦得像根豆芽菜，动不动就感冒发烧，全靠她一个人拉扯。
厂里人都说，易青娥这姑娘命硬，人却软和得像团棉花，跟她说话她总先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她跟封潇潇好上，是厂后头那条小河边的事。
封潇潇是厂子弟学校的老师，戴一副黑框眼镜，白净脸皮，说话慢条斯理，会拉手风琴。
夏天的傍晚，他坐在河边柳树下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易青娥蹲在旁边洗衣裳，水波把琴声荡得一晃一晃的。
封潇潇给她念普希金，她听不懂，但觉得那些字从他嘴里出来，比白糖水还甜。
她给他纳鞋垫，针脚细细密密，鞋垫上绣一朵歪扭的小花。
封潇潇把鞋垫揣在胸口，说：“青山不倒，我迟早会来娶你。”
他说这话时眼睛亮晶晶的，不像撒谎。
可封家成分不好，他父亲解放前开过粮行，算小资本家。
厂里领导找他谈话，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你要是为人家姑娘好，就离远点。
封家怕连累易青娥，把儿子调去了邻县的农场，说是去锻炼，不知哪年哪月能回来。
分手那晚，封潇潇跑到她家门口，敲了三下窗玻璃。
易青娥出来，他把一本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塞进她手里，里面夹着朵压扁的野菊花。
河边的晚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他嘴唇哆嗦了半天，只说了句：“等着我。”
转身就走了，步子快得像在逃跑。
易青娥在门口站到半夜，弟弟在屋里喊她三遍，她才进去。
那本笔记本她后来压在枕头底下，每天睡前翻一翻，直到纸张都起了毛边。
刘红兵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他是运输队的卡车司机，开一辆老解放，方向盘沉得像铁疙瘩，他扳起来跟玩似的。
人高，膀大腰圆，脸被风吹日晒得跟树皮一样糙，说话大嗓门，笑起来整条街都听得见。
他头一回见到易青娥，是在厂门口的小饭铺里。
易青娥端着一碗素面，筷子挑起一根一根慢慢吃，舍不得喝汤。
刘红兵坐在对面桌子，呼噜呼噜扒拉完一碗羊肉面，抬头看见她，筷子就停在了嘴边。
后来他自己说，那一瞬间他脑子里的念头是：这姑娘，我得管她一辈子。
刘红兵追人追得直接。
先是托人打听她家情况，然后二话不说把她弟弟易青山弄进了车队当学徒。
那时候进车队是肥差，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他刘红兵硬是拿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请人喝酒，把事办成了。
接着隔三岔五往她家送东西，米、面、油、煤球，有时还拎条猪肉，用草绳系着，挂在门把手上就走。
易青山查出肺病那年，事情急转直下。
弟弟咳血，一天比一天瘦，县医院治不了，得转去省城。
光是住院押金就要好几百块，易青娥砸锅卖铁也凑不够。
她到处借钱，亲戚走遍了，同事也借了，凑了不到一半。
她去找封潇潇家，封母开了条门缝，抹着眼泪说潇潇在农场也断了联系，家里实在拿不出钱。
易青娥蹲在巷子口哭了一整夜，眼泪把衣襟湿透，哭到后来没了声，干张着嘴出不了气。
第二天一早，刘红兵来了。
他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拍在桌上，里面整整齐齐一沓钱，是他攒了三年准备买自行车的钱，外加跟车队老哥借的一部分。
他一句话也没多说，只讲：“救人要紧，别的往后再说。”
易青娥嫁给他，是三个月后的事。
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就去街道领了张结婚证，回来跟弟弟三个人吃了一顿红烧肉。
那天晚上她坐在新房里，对着墙上大红的喜字，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手背上。
她心里清楚，嫁这个男人，是因为无路可走了。
刘红兵疼起她来，是真疼。
冬天怕她冷，先把被窝捂热了才让她上床。
她坐月子那会儿，他每天炖鸡汤，砂锅端到床前，拿嘴吹凉了喂。
可他一喝上酒，就像换了一个人。
有一次她下夜班，跟同车间的男工友顺路走了几步，被刘红兵撞见。
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拳，把工友打翻在地，鼻血糊了半张脸。
易青娥去拉，被他反手一耳光扇在墙上，耳朵嗡嗡响了三天。
酒醒后他跪在她面前，拿她的手往自己脸上抽，鼻涕眼泪糊了一脸，赌咒发誓说再也不喝了。
可隔不了十天半月，又是老样子。
日子就这么过着。
缝了拆，拆了缝，像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衣裳，穿在身上又扎又沉。
就是在这些混乱的年月里，易青娥开始察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有时下夜班，她一个人骑车经过铁道口，总觉得身后远远跟着个人。
她一回头，那影子就隐进墙根的黑影里，无声无息。
她以为是刘红兵不放心她，心里还暖过一阵。
可问他，他愣愣地挠头：“我下班累得跟狗似的，哪有闲工夫跟你后头遛弯。”
家门口也时常出现东西。
有时是半篮子鸡蛋，用报纸盖着；有时是一包红糖，用麻绳扎得紧紧的。
她以为是封潇潇托人送的，可去问封家，封母说潇潇自己都吃不饱，哪有东西往外送。
她又问刘红兵，刘红兵不耐烦地咂嘴：“老子明着对你好，啥时候做过藏藏掖掖的事。”
那些东西来无影去无踪，时间长了，她也就不问了。
像是生活里一道解不开的谜，搁在心底，偶尔想起来，泛起点涟漪，随后又被柴米油盐的潮水淹没了。
多年后，在病床上，易青娥又问了一遍那个老问题。
她盯着刘红兵，语气淡淡的，像是在说一件不相干的事。
“那年铁道口，是不是你跟着我？”
刘红兵正端着碗给她喂水。
手停在半空中，颤了一下，水洒在她的前襟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那条假腿，裤管空荡荡地垂着，嘴角扯动了一下。
“我这腿，能走那么快？”
易青娥望着他的残腿，心里咯噔一下，像是有根生锈的弦被拨动了。
03
八十年初，封潇潇调回了县城。
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因为在农场里写过几篇通讯报道被上面看中，分到县文化馆，后来当了副馆长。
易青娥是在街上撞见他的。
那天她刚从粮店买米出来，扛着半袋子面，头发被风吹得散了一肩。
封潇潇站在马路对面的梧桐树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鬓边已经有了白霜。
两人隔着一条街，就那么对望着。
后来封潇潇朝她走过来，步子不快，走到跟前时眼圈已经红了。
他接过她肩上的面袋子，说了句：“你瘦了。”
就这三个字，把易青娥心里封了多年的那层蜡，戳了个窟窿。
封潇潇也成了家。
妻子是农场老场长的女儿，精神不大好，时好时坏，犯起病来整夜整夜地哭叫。
他有一个儿子，发育比同龄孩子慢，说话含含糊糊，在村里的小学跟不上课。
这些事是他后来慢慢告诉易青娥的，每次说的时候都低着头，手指神经质地摩挲茶杯沿。
他开始往她家走得勤。
每次来都不空手，一罐麦乳精、两尺布票、孩子穿小的棉袄改的衣裳、一本给孩子看的连环画。
他用这些琐碎的物件，小心翼翼地向她靠近。
刘红兵的脸色一天比一天沉。
终于在那天，封潇潇来送几张县剧团的演出票，刘红兵刚好喝了酒。
两人在堂屋里没说几句就吵了起来。
刘红兵一把揪住封潇潇的领子，嗓门震得玻璃窗嗡嗡响：“你他妈一个文化馆的，天天往老子家里跑什么跑！”
话音未落，一拳砸在桌上的玻璃板上。
玻璃哗啦碎了一地。
易青娥扑上去拉架，右手按在碎玻璃上，血一下子涌出来，顺着手腕滴滴答答掉在地上。
封潇潇和刘红兵都愣住了。
易青娥捂着伤口蹲在地上，没哭，也没出声。
血从她的指缝里往外渗，她盯着那摊红色，心里有一个东西凉透了。
她原先以为，封潇潇是拿她填补某种空虚。
她何尝不是拿他填补自己的某种缺憾呢。
两个人隔着各自破碎的婚姻，遥遥相望着，却谁也迈不出那一步。
后来封潇潇依然上门。
他不再进门了，把东西挂在门把手上，留一张巴掌大的便条，上头写着两个字：“保重。”
有时便条被风刮走，有时被刘红兵揉成一团扔进灶膛。
但易青娥知道，那个人来过。
她不恨任何人，只是觉得日子像条流不到头的小河，混混沌沌，深不见底。
就在这些乱成一团麻的日子里，一件遥远的往事忽然浮了起来。
那是她从没跟人提过的记忆。
十六岁那年，暮春时节。
村子南边的小河水涨得哗哗响，易青娥端着一盆脏衣裳去河边洗。
棒槌刚抡了几下，就看见上游有个东西在水里沉沉浮浮，顺水漂下来。
近了一看，是个人。
一个少年，瘦得脱了形，衣服泡了水沉甸甸的，额头磕破了一大块，血被水冲淡了，变成浅红色。
易青娥吓坏了，但没多想，扑通一声跳进河里。
河水不算深，刚没过腰，可春水冷得刺骨。
她抓着少年的后领子，拼命往岸边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人弄上岸。
少年躺在草地上翻了翻白眼，吐了一大口水，才慢慢缓过气来。
她把人背回家，生火煮姜汤，又把自己亡父的旧衣裳找出来给他换上。
少年喝了几口热汤，嘴唇有了点血色，才开口说话。
他说他叫顾长生，家里遭了水灾，爹娘兄妹都被大水冲走了，他抱着一根房梁漂了两天，才爬上岸。
一路讨饭走了上百里，饿昏了身子才栽进河里。
易青娥听着，眼泪掉进姜汤碗里。
她把亡父留下的一双布鞋拿给他。
鞋垫是母亲生前绣的，上面有一个歪歪扭扭的“护”字，针脚粗粗的，是母亲临产前赶出来的。
她记得母亲说，这个“护”字是保佑的意思，穿上这双鞋的人，走到哪儿都有家里的人护着。
顾长生穿上布鞋，正好合脚。
他站起来走了两步，低头看着脚上的鞋，忽然抬起头，看着易青娥。
少年的眼睛是灰褐色的，像是在水里泡了太久，蒙着一层潮湿的光。
他说：“姐，我将来护你。”
说得认认真真，一字一顿，像在发一个很重很重的誓。
易青娥当时只当是小孩子话。
她塞给他两个玉米饼，又把亡父的一件旧外套披在他肩上，送他去了村口的渡口。
船老大摇橹的时候，少年站在船尾，布鞋被水花溅湿了。
他回头望了她一眼，嘴唇动了一下，好像又说了句什么，被河风吞了去。
船越走越远，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蜿蜒的河道尽头。
易青娥在渡口站了一会儿，就转身回家了。
她还有一屋子事情，有弟弟要照看，有鸡要喂，有衣裳没洗完。
少年的面孔后来渐渐模糊了，模糊得连轮廓都拼不起来了。
她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哪三个字，是“顾长生”还是“顾常生”。
她更不知道，那个少年后来有没有活下来，有没有走出一条路。
记忆到这里就断了，断了几十年。
此刻，病房里的日光灯嗡嗡响着，惨白的光照在烧焦的木梳上。
易青娥盯着那个“护”字。
这个字的每一笔每一画，跟她母亲那歪歪扭扭的针脚，一模一样。
她浑身发起抖来，抖得连木梳都拿不稳。
她让儿子把木梳翻过来，借着灯光仔细看背面。
在焦黑的木纹底下，隐隐约约，还有一个字——“长”。
被火烧过的痕迹刚好盖住了大半，只留下一个“长”字的下半截。
易青娥觉得脑袋嗡的一声。
她抖着手把木梳合在掌心，很久很久没有松开。
封潇潇来探病的时候，她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记不记得，我提过一个远房亲戚，叫顾长生。”
封潇潇想了半天，摇摇头。
她说：“你帮我打听打听。”
隔了几天儿子和弟弟带来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消息。
原来顾长生活了下来，参了军，在那年边境冲突里立过功。
复员后分到了省城一家机械厂，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辞了职，去向不明。
线索到这里，戛然而断。
像一根拉得太紧的线，嘭地弹了回去，只剩下空荡荡的黑暗。
易青娥心里那只无形的手，把记忆的线头越拽越紧。
她开始把一些零零碎碎的旧事拼到一块。
家失火那年，那个把她从床上扛起来的人；弟弟犯事那年，那个打通关系把人放出来的人；儿子落水那年，那个跳进冰水里捞人的人。
这些碎片，如今慢慢拼成一幅模糊的画面。
画面里，有一个穿布鞋的少年，站在渡口的晨雾里，回头对她说：姐，我将来护你。
04
九十年代的风吹到县城的时候，纺织厂倒闭了。
机器停了，车间空了，烟囱不再冒烟，厂门口“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被雨水冲得斑斑驳驳。
易青娥捏着八百块买断工龄的钱，在厂门口站了整整一个下午。
八百块，买断她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的全部青春。
刘红兵的运输队也在同一片风里散了架。
他算是个体承包的头几批，自己贷款买了辆二手卡车跑长途。
头两年还不错，赚了点钱，把家里的黑白电视换成了彩色的。
可好景不长。
那年深秋，刘红兵送一车煤去邻省，凌晨在盘山公路上，为了躲一辆横穿马路的三轮车，方向盘打得猛了。
卡车一头撞上土崖，驾驶室变形，把他整个人卡在里头。
人救出来了，左小腿粉碎性骨折。
在县医院躺了两个月，骨头没长好，感染了，最后还是截了。
截肢那天刘红兵咬着毛巾，汗把床单湿透了，没掉一滴眼泪。
从手术室推出来，他看见易青娥，咧嘴笑了笑：“这下好了，以后你跑我也追不上你了。”
易青娥红着眼眶没接茬，端着痰盂转身出去，在走廊尽头蹲下来，捂着嘴哭了很久。
天塌了一半，日子还得过。
刘红兵装上假肢后开不了大车了，就在街口摆了个修自行车的摊子，一天挣个十块八块的。
儿子易小舟正上高中，成绩不错，老师说他能考大学。
易青娥咬着牙，什么都干过，给人洗衣服、糊纸盒、在医院当护工，双手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
封潇潇帮了她一把。
他把岳父家临街的一间小店面低价转租给她，是那种私下商量、不用经过公家的便宜。
封潇潇的岳父是个退休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月只象征性地收点租金。
易青娥把店面收拾出来，开了间杂货铺。
卖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也卖学生用的铅笔本子，街坊四邻都来照顾生意。
铺子刚有点起色，麻烦就来了。
街上的几个混混隔三岔五来收“管理费”，说白了就是敲竹杠。
陈三刀是领头的，穿着花衬衫喇叭裤，叼着烟，往柜台上一靠，手指敲着玻璃板：“老板娘，这条街归我罩着，一个月五十块钱，不算多吧。”
易青娥赔着笑说好话，兜里能掏出五块十块打发过去。
可她越客气，对方越得寸进尺。
有天夜里，铺子后墙被人用砖头砸了个大洞，碎砖烂瓦堆了一地，货架上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
易青娥赶到的时候，蹲在废墟里，眼泪绷不住了，哭得浑身发抖。
她抱着头坐在门槛上，从半夜坐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她提着一桶水泥，准备自己把窟窿补上。
走到铺子后面，却愣住了。
洞已经被人补好了。
新砌的砖头整整齐齐，水泥还没干透，墙缝抹得又平又光，比原先的墙还结实。
门口还多出半袋水泥，一把瓦刀搁在旁边，擦得干干净净。
她挨家挨户问隔壁的邻居，谁都说不知道，只说夜里听见有人在后面干活，敲敲打打的，以为是房主自己修房子，没起来看。
有人隐约看见一个瘦高的人影，天没亮就走了，走路好像有点瘸，也可能是腿脚不好。
易青娥站在那堵新墙前，心里涌上一股说不上来的滋味。
她想起十几年前铁道口的影子，想起门口那些用报纸包着的鸡蛋红糖。
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帮扶，如今又一次出现了。
到底是谁？
儿子考上大学那年，是压在她心上最大的一块石头。
易小舟争气，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整条巷子都轰动了。
街坊们道喜，刘红兵高兴得把假肢磕在门槛上也没觉着疼，逢人就递烟。
可易青娥高兴过后，翻了翻存折，心里凉了半截。
学费加住宿，再加上生活费，不是小数目。
她算来算去，就差那么多，像是算盘珠子永远拨不到那个数。
她打算卖掉母亲留下的银镯子。
那是母亲唯一的嫁妆，传了两代，平时压在箱底都不敢戴，怕磕了碰了。
她拿着镯子去问了金银铺，老掌柜掂了掂，开了个价，刚够补上缺口。
易青娥不舍得，戴在手腕上试了试，又摘下来，戴上去，摘下来。
就在她准备咬咬牙把镯子卖掉的当天，一封信送到了家里。
不是信，是张汇款单。
金额写得清清楚楚，刚好够儿子四年的学费，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汇款人那一栏，写着三个字——顾长生。
地址是市郊菜市场旁边的一个邮政信箱号。
易青娥拿着那张汇款单，手抖得跟当年接过刘红兵的钱袋子一样。
她对这个名字的反应，是轰的一声，像是陈年的爆竹在脑子里炸了。
她让弟弟易青山骑着自行车，带着汇款单上的地址去找。
易青山蹬了一个多小时，找到市郊。
那里是一片拆迁之后的废墟，断壁残垣之间荒草长了半人高。
曾经有过一排搭建的简易房，如今推土机已经把大部分都铲平了。
那个信箱歪歪扭扭地挂在半截墙上，锈得不成样子，信箱门半开着，里头空荡荡的。
易青山在附近问了不少人，有个拾荒的老人说，以前这儿住过一个男的，瘦高个，脸上好像有疤，不怎么跟人说话。
“问他姓啥，他说姓顾，”老人嚼着捡来的馒头，“后来就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易青山绕着废墟走了一圈，什么也没找到，只在瓦砾堆里踢出两颗旧纽扣和一只破手套。
回去把这一切告诉姐姐，易青娥坐在杂货铺的柜台后面，沉默了很长时间。
她没有哭，只是把那张汇款单折了又折，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从那天开始，她开始有意识地把所有她记得的“怪事”归拢到一处。
家失火那年，她被一个戴帽子的人从火里抱出来，左邻右舍都说是刘红兵救的。
可她后来查了刘红兵的出车记录单，那天他在外地拉煤，根本不在县城。
儿子小时候掉进河里那次，她正在别处洗衣服，听见有人喊救命就撒腿跑过去。
等她冲到河边，儿子已经被捞上来了，浑身湿透坐在岸上哭。
旁边蹲着个中年男人，也浑身是水，见她来了，二话没说就站起来走了。
走得一瘸一拐，好像是腿上有伤。
她喊他，他也没回头，很快就消失在河岸的柳树林里。
弟弟易青山犯过一回事，跟人打架进了拘留所。
对方家里有些门路，扬言要让易青山在里面待满三个月。
可不到一周人就放出来了，连案底都没留下。
刘红兵说是自己找了当年的战友，可易青娥后来跟刘红兵的战友喝酒，对方一脸茫然。
这些事情一件一件，易青娥都记在心里，却从来没有把它们串在一起想过。
现在她把这些碎片拼起来，发现每一件事里都有一个模糊的影子。
影子瘦高，脸上有疤，腿脚微跛。
她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弟弟。
易青山挠着头想了半天，忽然冒出一句：“姐，会不会是……渡口那个？”
安青娥心里咯噔一下。
她当时没说出口，只是一个念头在心里扎了根。
她找出一本旧本子，把她能回忆起来的每一件事都记下来，失火救人、捞孩子、补墙洞、寄汇款单。
每记一件，她就在旁边画一个问号。
问号越画越多，渐渐连成了一片。
病来如山倒。
五十八岁那年，易青娥开始觉得右腹隐隐作痛。
先是忍，吃去痛片顶着。
后来吃不下饭，人瘦了一大圈，脸黄得吓人。
刘红兵逼她去医院查，一查，肝上有了东西。
需要住院治疗。
易青娥听见“住院”两个字，先想到的是钱。
儿子虽然工作了，可省城的房贷车贷压得透不过气，拿不出多少。
刘红兵二话没说，把修车摊的家当卖了，又把老宅那台黑白电视也贱卖了，凑够了押金。
住院前一晚，易青娥在屋里收拾东西。
她从樟木箱子底翻出那只铁盒，打开，把烧焦的木梳装进随身的布兜。
又把那张发黄的汇款单、缴费单，都妥帖地叠好，压在衣服底下。
她出来时经过堂屋，看见刘红兵正蹲在地上用机油擦那根假肢的关节。
老头子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大半，头顶秃了巴掌大一块。
他把假肢套上腿桩，站起来走了两步，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走得一瘸一拐，额头上全是汗。
易青娥站在门口看了他很久。
她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最终只是说了句：“别擦了，歇着吧。”
刘红兵抬起头，咧嘴笑了笑，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擦擦好用，不然走路响，吵你睡觉。”
易青娥转身进了屋，把布兜抱在胸口，坐了很久。
第二天离家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老宅。
泡桐树落了一地的叶子，门前那条路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走的人老了，走得慢了。
她坐在儿子借来的面包车里，抱着布兜往外看。
初冬的县城灰蒙蒙的，街上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热腾腾的包子铺冒着白汽，一切都和从前一样。
她望着窗外倒退的街景，嘴唇翕动了一下，声音轻得像落叶。
她对儿子说：“帮妈再找找这个人，叫顾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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