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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9月的上海，秋老虎的燥热还没有退去，梧桐树的叶子在午后的热风里轻轻翻动。
一家普通医院的病房里，一张白色床单下，一个年迈的老人静静地躺着。
他已经认不出守在床边的儿子韦然了，也认不出这间病房的白色墙壁，认不出窗外那条他在上海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梧桐街道。
他的目光空落落地飘向天花板，偶尔动一动嘴唇，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韦然坐在床边，轻声叫了一声："爸。"
老人没有应答，继续望着天花板，像是在看一个只有他自己看得见的东西。
没有人知道，眼前这个在上海某家普通医院孤零零走向生命终点的老人，曾经是燕京大学拿着洛克菲勒奖学金的高材生，是1940年代北平文艺圈里南北剧社的社长，是上海兰心大戏院风光一时的副经理。
他这一生，先后与三位名动一时的女性结为夫妻——黄宗英、上官云珠、吴嫣。
他对每一段婚姻都用尽了真心，对每一个人都给出了自己能给的全部。
可到了1993年9月24日，住院整整一个月之后，他在安稳的睡眠中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七十六年的人生。
那一天，病房里没有一个妻子在场，陪在他身边的，只有儿子韦然，还有窗外梧桐叶打在玻璃上沙沙的声响，一声一声，像是迟来的送别，终于来临了。
【1】1917年至1946年：从济南到北平，南北剧社社长与黄宗英的两年婚姻
1917年，他出生于山东济南一户殷实的家庭，是家中长房长孙。
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铁路系统任职；母亲李淑贞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女性。
1924年，8岁的他随父母迁居北平，就读于教会学校育英学堂。
进了育英学堂，他是班里最爱凑热闹的那一个——滑冰、打拳、打网球，什么都学，什么都不放过。
家里来了洋人，别的孩子躲着看，他却凑上前去搭话，父母给他请了一位外国老太太上英文课，一节课一美元，贵，但家里依然支持着他学。
后来他考入燕京大学教育系，从大学二年级起拿到了洛克菲勒奖学金。
燕大校园里，他很快就被同学们封了个外号——全校"大活宝"，凡是有热闹的地方，准能见到他的身影。
大学三年级那年，他加入了燕京剧社，在《国民公敌》等三出话剧里出演了角色，从此与戏剧结下了解不开的缘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燕京大学。
就在那一年，他与校内进步教授、学生二十余人一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押在北京大学红楼地下室超过一个月，经历了反复的审讯与拷问，直到亲友多方斡旋才脱了身。
此后他转入辅仁大学，1944年完成了最后一年的学业。
毕业后他先回济南短暂任职，不到一年便回到北平，考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担任行长英文秘书，这份工作薪水丰厚，在当时是许多人眼中实实在在的"金饭碗"。
1945年，他回北平过春节，在长安大戏院看了南北剧社演出的话剧《钦差大臣》。
演出散场之后，他在剧院门口拉住了剧社里的燕大老同学丁力和孙道临，三个人站在那儿聊了将近一个钟头。
他说："这戏演得好，我在济南那边对着那堆文件，早就憋坏了，你们这儿还缺人吗？"
丁力和孙道临对视了一眼，笑着说："你真要来？行，缺你一个！"
不久，他正式加入南北剧社，1946年起兼任社长。
剧社成员里有丁力、黄宗江、孙道临、于是之、卫禹平，随便哪一个名字，放在后来的中国文艺史上都举足轻重。
剧社入不敷出是常有的事，他便用自己在中央银行的薪水填补亏空，日常活动的场所，就设在他与黄宗英在中央银行宿舍的家中。
他认识黄宗英，是通过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
黄宗英生于1925年，从小跟着哥哥黄宗江辗转北京、青岛、上海，15岁就踏上了话剧舞台，以话剧《甜姐儿》一举成名。
1942年，17岁的黄宗英与乐团指挥郭元彤结婚，仅仅18天，郭元彤便因心脏病骤然离世。
年轻的黄宗英一夜之间成了寡妇，各种"克夫"的闲话随之而来，她在事业和生活里都处处受到打压与刁难。
得知黄宗英的遭遇，他给她写了第一封信，没有太多华丽的词句，就是问候，说听说你最近过得不容易，但你还年轻，别被那些话压垮了。
黄宗英看到那封信，拿起笔回了信，说：谢谢你，我还好。
信一封一封地往来，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黄宗英后来加入了南北剧社，排练和演出的日子里，两人来往越发自然。
1946年，不顾外界对黄宗英"克夫""寡妇"的种种议论，他与黄宗英结婚了。
婚后，他把银行单位分配的宽大住房隔开，分出三间，把黄宗英的母亲、养病的大哥大嫂、弟弟全都接了过来，一家子七八口人，所有人的吃穿用度，全压在了他一个人肩上。
银行的同事私下找他说：
"你这养着媳妇一大家子人，再贴着剧社，这日子能过得开吗？"
他摆了摆手，说："能过，没事。"
同事说："你就是太大方了，人家不一定领情的。"
他笑了笑，没有接这话。
那段日子，他每天下班回来，会专程绕道买一包黄宗英喜欢吃的酱牛肉带回去，周末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会，黄宗英不喜欢应酬，他也就渐渐少办了。
他把家里的事、剧社的事、银行的事全部一手承担，目的只有一个——让黄宗英没有后顾之忧地去追她的演员梦。
可黄宗英的心，从来没有真正落在这里。
程家是个规矩多的大家庭，吃饭时儿媳妇要站着给长辈盛饭，这对从小自由惯了的黄宗英来说，憋得很难受，但又说不出口。细心的他有一天发现黄宗英脸色不对，低声问了一句：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黄宗英摇了摇头，没有开口，只是把头靠在了他肩上，眼眶红了。
他轻轻拍了拍她的背，没有多说话。
他知道她不开心，但他不知道，这种不开心只是表面，更深的隔阂，是他这辈子都填不上的那种距离——两个人的心，从一开始，就对不上频率。
1947年，黄宗英在拍摄电影《幸福狂想曲》期间与同片主演赵丹越走越近。圈子里的人渐渐都知道了这件事，有朋友私下告诉他。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桌边，把灯调暗了，坐了很久没有动。朋友来敲门进来，见他这副样子，开口说：
"这事你得去跟她说清楚，你自己的家，你不去争，让给别人吗？"
他抬起头，说："你觉得说清楚能怎样？"
朋友愣了一下，说："你就这么认了？"
他说："她的心不在这儿了，勉强不来的事，我说什么都是白说。"
他没有去找赵丹算账，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说过黄宗英一个不字。
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从中居中调解，把他和黄宗英拉到一起，面对面把离婚的事谈清楚。
整个过程，他话不多，但意思很清楚，该放的，他放了。
1948年初，两人正式离婚。
离婚之后，程家老人把黄宗英出嫁时的全部嫁妆，托人一件一件送还给了在上海的黄宗英。黄母一时无处可去，在程家又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此后多年，黄家亲戚有了难处，来找他，他还是帮，没有把"我们已经没关系了"这句话说出过一次。
有一回，黄家的一个亲戚找到他，低着头说：
"哥，家里出了点事，我这没办法了才来麻烦你，你和宗英都离婚好几年了，我这来找你……实在不好意思。"
他把那笔钱拿出来，递过去，说：
"拿着，先把眼前的事过了再说，跟那个有什么关系，人有难处，能帮就帮。"
那亲戚接过钱，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低着头走了。
多年后，黄宗英在回忆录里写下了那段婚姻："一时兴起，我在北京和程述尧结婚了。述尧是个好人，可是我俩没什么话可说。"
他是个好人——就这四个字，是黄宗英给那段婚姻留下的全部注脚。
1948年，他南下上海，在昆仑公司任金山秘书，并在电影《大团圆》里出演了一个角色。
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他受文化局委派，接管了当时由英国人管理的兰心大戏院，担任第一副经理。那一年，他三十二岁。
【2】1950年至1953年：《红旗歌》连演百余场，他在兰心戏院遇见了上官云珠
1950年初，上海兰心大戏院里开始排演一出话剧，名叫《红旗歌》。
这出戏由剧影协会妇委会出品，上官云珠在剧中饰演女工马芬姐，是整出戏里戏份最重的角色之一。
排练从年初就开始了，正式演出之后，这出戏一连上演了一百五十九场，历时数月，几乎每天都在兰心大戏院登台。
他作为戏院的副经理，日常事务都需要与演出团队对接。
那几个月，他与上官云珠的接触，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排练和演出里，一点一点多了起来。
上官云珠1920年3月2日生于江苏江阴，原名韦均荦。
1940年代，她凭借《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太太万岁》《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一批作品，成为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演员之一。
在遇见他之前，她已经走过了两段正式婚姻，独自带着前段婚姻留下的女儿姚姚，在上海的演艺圈里打拼。
有一天下午，他在戏院后台遇到刚卸完妆的上官云珠，递给她一杯热茶，说：
"今天这场是第六十场了，辛苦了。"
上官云珠接过茶，顿了一下，说："您都记着呢。"
他说："开着场，哪有不记的道理。"
上官云珠后来对韦然提起这件事，说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与别人不一样——不夸张，不做作，实实在在，知道一出戏演了多少场，知道演员每天在台上有多累。
那段时间，他与上官云珠的来往越来越多，从演出的具体事务，渐渐延伸到了日常的聊天和走动。
他了解上官云珠的全部过去——两段婚姻，独自抚养着女儿姚姚，还有那段与蓝马之间一直没有结果的感情。
他对这些，一字都没有追问过，也没有因此表现出任何的犹豫。
1950年，两人在兰心戏院二楼排练厅举行了婚礼，婚礼的地点是上官云珠亲自选的，他当场就答应了
婚后，他把上官云珠带来的继女姚姚，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有一回，一个老朋友来家里吃饭，见他正陪着姚姚在桌边写字，便开玩笑说：
"你对这孩子，比亲爹还细心。"
他把姚姚手里的笔扶了扶，头也没抬，说：
"孩子跟谁的有什么分别，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就是一家人。"
1951年，儿子韦然出生，演员吴茵送来了一对床头台灯作为贺礼，"灯灯"这个乳名就这么留了下来。
那段日子，他每天回家都要去看一眼韦然，看着这个孩子，对朋友说：
"这孩子眼睛大，以后有出息。"
朋友笑他太乐观，说孩子才多大，就说有出息了。
他说："我就觉得他有。"
那是一段难得的安稳岁月，家里有妻子，有继女，有了儿子，兰心戏院这边的工作也走上了轨道。但这段安稳，维持了不到两年。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他在负责组织抗美援朝义演期间，因账目上漏记了690元，被同事举报贪污。
他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不过是个账目上的小疏漏，和一个同事说：
"这也值得闹成这样？账目的事核清楚，把漏记的款项补上就行了，有什么大不了。"
同事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程经理，这件事，怕是没您想的那么简单。"
他没当回事。
然而，事情的走向远比他预想的严重——他被定性为贪污分子，遭到公安机关管教一年。
这顶帽子扣下来，对那个年代的任何人来说，重量都不是690元所能衡量的。
上官云珠得知这个结果，坐在家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提出了离婚。
文艺圈里了解内情的朋友们一起来劝，说他的为人大家都知道，690元的账目漏记根本不是贪污，何必走到这一步。
上官云珠听了这些话，一度打消了离婚的念头，答应了复婚。
但这里发生了一个转折，出在他自己身上。
他后来和亲戚聊起这段往事，说他当时拉不下这个脸，不愿意在那种处境下被人看着复婚，觉得没有颜面。
亲戚当场说："你为了个面子，灯灯就要没娘了，你想清楚了吗？"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没有回答。
1953年，他与上官云珠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不满两岁的儿子韦然被判归他抚养。
管制解除之后，他把韦然托付给北京的父母照顾，自己一人留在上海，1954年调至衡山电影院工作，后来做了经理。
【3】1955年：与吴嫣成婚，婚后三个月妻子入狱，他独自撑了五年
1954年，他在上海衡山电影院担任经理，生活重新稳住了一些。
韦然在北京由祖父母抚养，他一个人在上海，日子过得安静。
1955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吴嫣。
吴嫣在上海文化局工作，解放前经历复杂，曾协助潘汉年从事地下工作。
认识他的时候，她已经不再年轻，过去的那些经历，她没有刻意隐瞒。
他的家人知道吴嫣的过去之后，大多数人都站出来反对这门婚事，有亲戚直接对他说：
"，你已经被折腾了两回了，这第三回，你可得想清楚，别再找个麻烦事上身。"
他想了想，平静地说：
"过去是过去的事。我看这个人，是看现在的人，不是看过去的人。"
亲戚叹了口气，说不动他，就没有再说。
为了不让孙子韦然受到影响，父亲把韦然继续留在北京抚养，没有带到上海来。
1955年，他与吴嫣结婚，婚后搬到了吴嫣名下虹桥路丹天路86号的一幢花园别墅居住。
婚后的日子平静了不到三个月。
1955年春，吴嫣受"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入狱。
消息来得猝不及防，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单位领导就已经找上门来了。
那是深夜，衡山影院的办公室里，昏黄的台灯把领导的脸照得一半明一半暗，他被叫进来坐下，领导开口说：
"程老弟，吴嫣的情况，你知道了。想听听你是什么看法？"
他说："我相信她是清白的。"
领导说："话虽这么说，但你也知道，与问题人员有牵连这件事，影响不好。老弟，你要引以为戒啊。"
他听出了言下之意，脸色沉下来，说："你别兜圈子了，你想我怎样，直说吧。"
领导把一份文件和一支钢笔推到他面前，说："你女人成了阶下囚，单位希望你划清界限，表明立场。甭管自私还是自保，没人会说你半个不是，和那女人离了吧。"
他看着那份文件，沉默了片刻，把文件推了回去，说：
"我不签。"
领导说："你想清楚，这是在保你自己。"
他说："我们才结婚几个月，她现在是最难的时候。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她。"
领导沉下脸，说这是在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他站起来，离开了办公室。
为此，他付出了很具体的代价——被撤销经理职务，降薪降职，此后二十余年始终只能在上海市徐汇区的几家影剧院担任普通职工，被钉在行政二十级的位置上，直到退休，再无晋升的可能。
吴嫣在狱中关押了五年，直到1960年才获释。
这五年里，他一个人在上海，靠着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按时去探监，等着妻子出来。
1960年，吴嫣出狱，夫妻团聚。出狱后的吴嫣被安排劳动改造两年，失去了公职。
特殊时期来临，吴嫣每天拿着扫帚上街打扫；他的工资被停发，两人每月只有15元的生活费，勉强够租房，其余全靠变卖家里剩下的东西维持。
某一天夜里，吴嫣数着剩下的零钱，抬起头来说：
"这日子怎么过啊，什么时候是个头。"
他从桌边拿起一个苹果，递给她，说：
"今天这个苹果先吃了，明天的事明天说，过好一天算一天。"
吴嫣低着头，没有说话，接过苹果，握在手里。
那些最艰难的日子，两个人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撑了过去。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他被打倒之后转做领票员，还做过"跑片"——每天骑着摩托车在各个影院之间送胶片拷贝。
逢到休息天，他就在家看书喝茶，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自娱自乐。
有时从肉摊上弄到一点猪内脏，吴嫣就想办法做成一锅"全家福"；还有一次，他们用羊板油炼了黄油，抹在面包上，吃得津津有味。
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会很平静地说一句："这么一天又过去了，平安无事去睡觉。"
韦然后来在《带雨云埋一半山》里把这个细节写了下来，说父亲的这句话，是那段最难的岁月里，他记得最清楚的声音。
1968年，上官云珠在特殊时期中骤然离世。
那一天，韦然从北京接到消息，赶紧给父亲打了电话。
电话接通，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了一句："我知道了。"
然后电话那头再没有声音。
韦然在《带雨云埋一半山》里写，父亲那天挂了电话，在屋里一个人待了很长时间，后来出来，什么都没有提，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那天晚上，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就这么静静地挨到了天亮。
1975年，继女姚姚在浙江遭遇车祸，不幸离世。噩耗传来，他在屋里失声痛哭，久久停不下来，那是韦然印象里父亲这一辈子哭得最厉害的一次。
两个他曾经全心护着的人，就这么先后走了。
而吴嫣，坐在旁边，没有说什么。
特殊时期结束之后，吴嫣的平反问题终于有了转机。
从1980年底扬帆案进入处理程序，他便开始积极地替吴嫣奔走起来——写申述材料，写求助信，给文化局的领导一封一封地写，把这些年的遭遇，一条一条地整理进去。
有一次，韦然从北京回来探望，见他又在伏案写信，劝道：
"爸，让她自己写吧，你替她操心操成这样，她自己都不急。"
他头也没抬，说："她不急，我急。这事拖一天，她的清白就晚一天。"
韦然没再劝，坐在旁边默默地看他写。
1983年8月，法院正式宣布，吴嫣"1955年为错抓，1958年为错判"，予以平反，时隔二十八年，结果终于来了。
当天晚上，他拉着韦然的手说："灯灯，事，翻过来了。"
你妈的
韦然点头："是，终于。"
他又接着帮吴嫣追讨被没收的财产，继续写信，继续跑手续，又花了两年时间，吴嫣拿回了属于她的东西。
他以为，走到这一步，后半辈子总算可以平静地过了。
然而，此后的日子，却彻底出乎了他的预料。
吴嫣拿回了钱，也重回了旧圈子，去了一趟香港，与昔日的姐妹们聚会，回来之后性情大变——她觉得那些老姐妹都比自己过得好，把这些不如意全都怪在了他头上，动不动就发脾气，嫌这个嫌那个，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嫌弃。
他不吵，不还嘴，有朋友问他为什么不跟吴嫣说清楚，他摇了摇头，说：
"说了有什么用，老了，少动气。"
朋友说："你这是把自己的脸给人踩着呢，换我早就不忍了。"
他笑了笑，把话岔开，没有再说下去。
1980年代后期，他的记忆开始出问题——先是忘事，然后是认不清人，有时候把韦然叫成父亲的名字，有时候坐在客厅里，不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家里请了保姆来照料他，保姆看不过去，悄悄打电话给韦然，说：
"灯灯，你爸现在这个状态，吴嫣管都不管他，你得想想办法了。"
韦然听了，专程赶回上海。看着父亲那副神情，他去找吴嫣说：
"吴嫣妈，爸现在这个情况，你平时多照顾他一些，他已经认不清人了，你别让他一个人待着。"
吴嫣把话岔开了，没有正面应答。
1993年夏末，韦然的妹妹从北京专程来上海探望，陪他出门买菜。街上人来人往，一个走神，两人走散了。
他认不得路，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向人问路，一个人在街头晕头转向地走来走去，越走越偏，最终跌倒在一处正在施工的拆建工地上，摔得爬不起来。
没有人注意到他，就那么孤零零地伏在地上，呻吟着，一直到有警察路过才被发现，送进了医院。
韦然接到消息，当晚买票赶回上海。亲友们聚到医院，低声商量住院和手术的安排。
就在大家说话的当口，他随口插了一句不相干的话，吴嫣当着继子和满屋子亲友的面，对这个早已不认得她是谁的老人放声斥责起来，没有人劝得住。
而他，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就这么任凭那些话打下来，再打下来，他就这么接着，像他这一辈子一直做的那样，把所有的重量，一个人默默地接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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