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起时，我正在工地算账。那个号码，即使没存名字，我也认得出来。
“婉如……”他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玻璃，“我妈病了，肾衰竭，要88万。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放下笔，窗外的雨声突然变得很清晰。
“黄立轩，”我说，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手机，“你老婆不是上市公司总裁身家过亿么？怎么，88万都拿不出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声，粗重、压抑，像一头被困住的兽。
“婉如，求你了。”
这三个字，他说得很轻。
可我耳朵里的轰鸣声，比窗外的雷还要响。
一年前民政局门口，他搂着何楚翘的腰，头也不回地上了那辆红色宝马车的身影，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闪过。
“求我？”我笑了，“黄立轩，你当初说‘我配不上你对生活的追求’的时候，可没想过要求我。”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然后他说：“我妈去医院看过你妈……还拿了钱。”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那扇我以为锁死了的门。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
01
离婚那天，天气很好，好得讽刺。
民政局门口，我签字的时候手很稳。黄立轩坐在对面，眼神闪躲，像怕我反悔似的。工作人员问了两遍“都想好了吗”，他点头，我也点头。
“哐”的一声，那个结婚证被盖上了“作废”两个字。
走出大门，黄立轩突然叫住我。
“婉如，有些话我想跟你说清楚。”
我站住了，回头看他。他穿着一件我给他买的深蓝色衬衫，领口有点皱，但整个人看着精神。他清了清嗓子，像是要宣布什么重要决定。
“你配不上我对生活的追求。”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就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愣了三秒，然后笑了。
“哦，”我说，“那你追求你的生活去吧。”
何楚翘的车停在路边，一辆红色宝马，擦得锃亮。她摇下车窗，冲黄立轩摆手：“学长，这边！”
黄立轩脸上立刻堆出笑来，小跑着过去，拉开车门。何楚翘看见我，故意按了两下喇叭。
我没回头。
我拎着行李箱，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我说：“去市医院。”
我妈住院了，胃癌早期，需要做手术。
那天签字离婚，我没哭。但那天晚上，在医院的走廊里，我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哭了整整十分钟。
哭完，我用袖子擦了把脸，去给我妈打热水。
我妈躺在病床上，还在操心：“婉如，你跟立轩怎么样了？好久没见他来了。”
“他出差了。”我说。
我妈“哦”了一声，没再问。她这辈子就是这样，不爱打听，也不爱抱怨。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黄立轩那句话：“你配不上我对生活的追求。”
他追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何楚翘能给他什么，我给不了？
想了半天，我想明白了。他能花三年的时间去暗恋何楚翘，但没耐心花三天去了解我。我在他心里，从一开始就是“将就”。
可我一直以为不是的。
我们结婚五年，我一直以为他是真心待我的。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但我觉得只要两个人一心，总能过好。没想到，他早就有了别的打算。
是我太傻了。
第二天早上，我妈的主治医生找到我：“手术费大概要五万，你准备一下。”
五万。
我把银行卡翻出来，加上微信里零碎的钱，凑了凑，刚好够。那是我和那个“家”最后的积蓄。
我妈问我：“钱够不够？”
我说：“够了。”
她又问：“那家里呢？”
我说：“妈，我一个就够了。”
我妈看着我，没再说话。
手术那天，我坐在手术室外面等了六个小时。当手术灯灭了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黄立轩的母亲黄翠兰，以前常给我织毛衣。
那女人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围着灶台转，没什么文化，但心地好。
逢年过节总要给我塞红包，说我“老实本分，是个过日子的料”。
黄立轩提出离婚那天，她还打电话骂他：“你个混账东西，婉如哪点不好？”
后来我才知道，何楚翘家做建材生意，在当地算小有名气。
黄立轩大学时就暗恋她，但那时何楚翘眼光高，看不上他。
毕业之后，何楚翘家里催她找对象，她才想起来学校里还有这么个“痴情学长”。
两个人一见面，就旧情复燃了。
黄立轩跟我说离婚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早有预感。
他加班越来越多，回家越来越晚，手机总是屏幕朝下放着。
有一天他洗澡，手机响了，我瞥了一眼，屏幕上跳出来一条消息：“学长，周末同学会你来不来？”
那个头像，是一个化着精致妆容的女孩，笑起来很好看。
那天晚上我什么都没说。
但我心里知道，这段婚姻，到头了。
我妈的恢复情况不错。在医院住了两周，各项指标都正常了，我就给她办了出院。
回到家，我给我妈说：“妈，我离婚了。”
她愣了半天，然后说：“为什么？”
我说：“他找着更好的了。”
我妈没再问，只是转过头去，看着窗外。好半天，她说了一句：“那你以后咋办？”
我说：“我还能活。”
那天晚上，我坐在出租屋的床上，翻着手机里黄立轩的微信。
他的朋友圈更新了。
一张照片，是他和何楚翘的结婚照。何楚翘穿着白色婚纱，笑得甜甜的。配文写着：“三年暗恋终成正果。”
我翻到下面，看见共同好友的评论：“你小子好福气啊！”
“终于等到白富美了！”
“羡慕嫉妒恨！”
我关了手机，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上全是灰，但我不想哭。
02
我妈的胃癌手术后，需要长期调理，我每个月的工资刚够付房租和医药费。
我在一家小装修公司当会计，老板叫赵瀚海，四十出头，说话带点江湖气，但人不错。
他知道我离婚的事，偶尔会递根烟给我：“日子长着呢，别太上火。”
我说：“我不抽烟。”
他把烟夹在自己耳朵上：“那就好好活着。”
公司不大，十几个工人，接的都是一些小活——刷刷墙、翻新一下卫生间、给门面房吊个顶。
赵瀚海在外面跑业务，我在办公室做账，日子过得像白开水一样平淡。
有天中午，赵瀚海在外头吃饭时碰见一个人，回来跟我说：“婉如，是不是认识黄立轩？”
我手里正在翻账本，听见这个名字，手顿了一下：“怎么了？”
“刚才吃饭碰见他了，他带着老婆也在那家店，点了一桌子菜，吃得可风光了。”赵瀚海嘬了口烟，“听说他老婆家里做建材生意的，挺有钱。”
我低头继续算账：“哦。”
“我就问问，”赵瀚海吐了个烟圈，“怕你心里不舒服。”
“我能有什么不舒服，”我说，“跟我没关系了。”
赵瀚海没再多说。
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加班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打开了他的朋友圈。
黄立轩的页面更新得很频繁。
有时候是吃大餐的照片，配文“老婆请客，太幸福了”。
有时候是开车的自拍，配文“新车到手，感谢岳父大人”。
还有一次，他发了一张站在工厂车间里的照片，配文“正式入职，副总一职，责任重大”。
我一张一张地翻过去，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他如愿了。
那个他追求的“生活”，他终于过上了。
可我呢？
我关掉手机，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心里突然觉得很空。
离婚后第三个月，我在菜市场碰见了前婆婆黄翠兰。
她推着一辆小推车，里面装着几根葱、两棵白菜和一大块五花肉。看见我的时候，她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
“婉如？”她上下打量我，“你瘦了。”
我笑了笑：“阿姨，您身体还好吧？”
“好啥呀，”她叹了口气，“就那样呗。”
她拉着我的手，左看右看：“一个人过还行不？有啥困难你可得跟阿姨说。”
我说：“没事，阿姨，我挺得住。”
她眼圈红了：“是立轩对不起你。那个混账东西，我骂他多少回了，他不听。”
“阿姨，都过去了。”
“过不去，”她擦了擦眼角，“婉如，你是个好姑娘，是立轩没福气。”
我鼻子有点酸，赶紧憋回去：“阿姨，您也多保重身体。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哎，好，你慢点走。”
我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黄翠兰还站在那里，看着我，佝偻着背，有些苍老。
她年轻的时候过得苦。
黄立轩的父亲得了肺病，躺在床上三年，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钱。
黄翠兰为了给丈夫治病，借过高利贷，被追债的人堵过门。
他父亲还是没救过来，走了，留下她和十岁的黄立轩。
黄翠兰一个人把黄立轩拉扯大，吃了多少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没想到的是，黄立轩跟他妈不一样。
黄翠兰一辈子没抱怨过穷，她认命。但黄立轩不一样，他恨透了没钱的日子。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辈子不要像我爸那样，窝囊死。”
那时候我不太明白他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窝囊”，是我。
回到家，我做了个简单的饭，一个人坐在桌子上吃。
手机响了，是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宋婉如？”
“我是，你是……”
“我是何楚翘。”
我筷子停在半空中。
“我听说你妈生病了，”她说，“我跟立轩商量了一下，想……表示一点心意。”
“不用了，”我说，“我妈已经好了。”
“你别误会，我们只是……”她顿了顿，“毕竟咱们认识一场。”
“认识一场？”我笑了，“你是说我老公跟你出轨那会儿，咱们就‘认识’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
“宋婉如，你不要不识好歹。”
“何小姐，”我说，“你把电话拿来，我跟黄立轩说。”
“他不在。”
“哦，”我说，“那你让他回来给我打吧。”
我挂了电话。
那顿饭，我没吃几口。
但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有些人，就是不值得你惦记。
03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妈的身体慢慢恢复了，我不用再往医院跑了，工资也能攒下一点了。我租的房子是个老小区的一楼，虽然小，但胜在便宜。
我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平淡下去。
直到有一天，赵瀚海把我叫到办公室，脸色很难看。
“婉如，公司要撑不住了。”
我愣了一下：“啥？”
“上头那几个大项目，开发商跑了，工程款结不回来，”他揉了揉太阳穴，“我垫了三十多万进去，现在资金链断了。”
“那……公司的活呢？”
“活还有，但都是小活，撑不了多久，”他看着我，“婉如，我对不住你，你下个月的工资，我可能发不出来了。”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瀚海，”我说，“我想入股。”
赵瀚海抬起头，看着我：“啥？”
“我想入股，”我又说了一遍，“我手头有八万块，是我给攒的买房首付。你拿着，我跟你一起撑。”
赵瀚海愣了半天：“你疯了？万一亏了呢？”
“亏了就亏了，”我说，“反正我也没什么可输的了。”
赵瀚海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婉如，你是个狠人。”
“我不狠，”我说，“我只是不想再让人看不起。”
那天晚上，我把我妈叫出来，在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
“妈，我想自己干点事。”
“干啥？”
“开装修公司。”
我妈看着我，筷子停在半空中：“你不是在瀚海那边干得好好的吗？”
“我想自己当老板。”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你有钱吗？”
“有。”
“够吗？”
“够。”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低头扒饭。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婉如，妈这辈子没本事，帮不上你什么忙。但你要是需要，妈这把老骨头还能给你做饭。”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妈，你养好身体就行。”
那顿饭，是我离婚后吃得最踏实的一顿。
我和赵瀚海商量了一下，把公司的名改了一下，叫“好家装修”。赵瀚海负责对外跑业务，我负责做账和现场管理。
起初很难。
我们没有固定的客户，只能在网上发发帖子、去小区里塞塞传单。有时候一天能接到一个电话，有时候几天都没动静。
蒋景浩是在这时候出现的。
他是赵瀚海认识的一个水电工，干活认真，从不偷奸耍滑。赵瀚海把他拉到我们公司，说：“以后他就是咱们的工人，你看着用。”
蒋景浩比我大两岁，离异，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他还过得沉默寡言，不太爱说话，但干活从不让人操心。
有次我去工地检查，看见他蹲在一个角落，一根一根地检查水管接头。我说：“差不多就行了，干嘛这么仔细？”
他抬起头，擦了把汗：“漏了水就是大事，不能马虎。”
我愣了愣，然后笑了：“你这个习惯好，继续。”
他咧嘴笑了笑，继续低头干活。
从那天起，我开始觉得，这个话不多的男人，跟黄立轩不一样。
黄立轩总是想要得更多——更多的钱、更好的地位、更漂亮的老婆。但蒋景浩不一样，他只想把手里的活干好。
一天晚上，我在工地算账，蒋景浩收拾完工具，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婉如姐，听说你离婚了？”
我头也不抬：“嗯。”
“那男的是不是啥东西？”
我抬起头，看着他：“你咋这么说？”
“我听瀚海哥说的，”他挠了挠头，“说你是个好人。”
“好人有什么用，”我说，“人家要的是有钱人。”
“那是他眼睛瞎了。”
我一愣，然后笑了：“蒋景浩，你这个人还挺嘴甜的。”
“我不嘴甜，”他红着脸，站起来走了，“我说的是实话。”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突然觉得有点暖。
那段时间，我白天跑工地，晚上做账，天天忙得像陀螺。
有次实在扛不住了，蹲在工地边上的台阶上抹眼泪。蒋景浩看见了，递给我一瓶水：“哭啥？”
“累了。”
“那就歇会儿。”
“歇不动。”
他蹲下来，看着我：“婉如姐，你为啥要这么拼？”
“因为我不想让人看不起。”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没人看不起你。”
“谁？”
“我自己。”
蒋景浩没有说话，只是坐在地上，陪我抽了一根烟。虽然我不抽，但我看着烟雾飘散在夜空中，心里突然平静了很多。
那段时间，我和蒋景浩成了搭档。
白天他干活，我记账；晚上我们在工地上蹲着吃盒饭。
他很少说话，但他的话总能说到我心里去。
从前的黄立轩，每天都忙着跟我描绘“未来的生活”，可那些话从来都没实现过。
蒋景浩不一样，他从来不说什么豪言壮语，但他会默默地帮我扛起水泥袋，在我加班的时候递给我一瓶热水。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有些人，嘴上说着爱你，但行动上从来没把你当回事。有些人，嘴上不说，但行动上一直在给你撑腰。
以前我不懂，现在懂了。
04
半年后，公司慢慢做起来了。
我们接了几个小区的装修活，口碑不错，回头客也多了起来。赵瀚海在外面跑业务，我管工地的现场，蒋景浩负责技术指导。
三个人分工明确，配合得也越来越默契。
有一天，赵瀚海在饭桌上提了一句：“你们听说了没有？何楚翘家的建材厂出问题了。”
我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什么问题？”
“资金链断了，她爸何刚豪欠了一屁股债，现在正到处卖地还钱呢。”赵瀚海嘬了口酒，“以前多风光啊，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我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跟咱没关系。”
“是没关系，”赵瀚海嘿嘿笑了两声，“我就说嘛，做人还是实在点好，别整天想着攀高枝。那黄立轩，娶了个富家女，结果人家富不起来了，我看他现在咋整。”
我没接话。
但那天晚上，我还是打开了黄立轩的朋友圈。
他的页面已经很久没更新了。
最新的一条是一个月前发的，是一张他和何楚翘吃饭的照片，配文“老婆做的饭，太幸福了”。
下面好几个人点赞，但评论一个都没有。
我关掉了手机。
不是不关心，而是不想再给自己找难受。
可有些事，不是你不想听，就听不到的。
一周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黄翠兰的电话。
“婉如啊，你最近还好吧？”
“挺好，阿姨您呢？”
“还行，”她的声音听着有点疲惫，“就是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去医院看了看，医生说我肾不太好。”
我心头一紧：“啥病？严不严重？”
“没事，就是老毛病了，”她笑了笑，“医生说定期复查就行。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阿姨，您有啥事尽管说。”
“没有啥事，”她顿了顿，“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婉如，你是个好姑娘，是立轩没福气。”
这话我听过很多次，但每一次听，心里都不是滋味。
“阿姨，您要保重身体。”
“哎，知道了。那你早点休息，别太累。”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
黄翠兰是个好人，我一直这么觉得。
她这辈子吃尽了苦头，现在还要操心黄立轩的事。
我不知道黄立轩知不知道他妈的病，但我总觉得，那个女人需要一个能说说话的人。
那次电话之后，我开始偶尔给她打打电话。有时候问问她的身体，有时候聊聊家常。黄翠兰每次接电话都很开心，说“婉如还惦记着我”。
可后来有一天，她的电话打不通了。
第一天，我没在意。第二天，打不通。第三天，还是打不通。
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一周后，一个老客户来我们公司走访，闲聊的时候说：“你听说了吗？黄立轩他妈住院了，肾衰竭。”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啥时候的事？”
“好几天了，”那人压低声音，“听说挺严重的，要移植手术，费用不小。黄立轩现在到处借钱呢。”
我放下手里的账本，愣在那里。
“他老婆家里不是有钱吗？”
“哪还有钱啊，”那人摇头，“她爸那厂都快倒闭了，哪还顾得上女婿他妈。”
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当天晚上，我拨了黄立轩的电话。没接。
我又拨了一次，还是没接。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
也许是因为黄翠兰，也许是因为心里那口气还没消。
反正我就是想问问，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他曾经以为的“最好”，其实没那么好。
电话终于通了。
“喂？”
他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话。
“黄立轩，”我说，“你妈怎么样了？”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问你，她怎么样了？”
“肾衰竭，”他的声音很低，“要移植，大概要88万。”
我攥紧了手机：“那你还等什么？”
“婉如，”他的声音开始发抖，“我……我没钱。”
05
那个电话，是他打来的。
“婉如，”他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玻璃，“我妈病了，肾衰竭……要移植手术，88万。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窗外的雨声敲打着玻璃窗。我攥着手机的手指慢慢收紧，指甲嵌进掌心都感觉不到疼。
“黄立轩，”我说，“你老婆不是上市公司总裁身家过亿么？怎么，88万都拿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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