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国家与无政府主义》（巴枯宁，1873年）；《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1874年—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国际史》；百度百科相关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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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的俄罗斯，还是一片冰雪覆盖的广袤土地。
特维尔省普里亚穆希诺村的贵族庄园里，烛火在窗格上映出摇曳的光影。
庄园的主人是一位曾在外交部门任职的贵族，家里有大片的土地，有成群的农奴，有书架上整整齐齐摆着的法文书籍，有孩子们在雪地里玩耍时留下的脚印，有仆人早晨点燃壁炉时飘散的松木香气。
这一切，构成了那个年代俄国贵族家庭的标准图景，安稳，体面，与外面的世界隔着厚厚的庄园围墙。
1814年5月30日，这户人家添了一个男孩，取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
没有人知道，这个出生在贵族摇篮里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令整个欧洲各国政府头疼的人物，会在奥地利和俄国的监狱里蹲满六年，会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流放四年，会越狱出逃绕地球将近半圈，最终坐在日内瓦的书桌前，写下一本让马克思不得不拿起笔、在页边密密麻麻写满批注的书。
四年后，1818年5月5日，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也迎来了一个男孩，取名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特里尔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罗马帝国时代留下的城门和石柱，还矗立在街头。
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是一位受启蒙思想熏陶的律师，家境不算富裕，却有足够的书籍和足够的时间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这个家庭的氛围，是理性的，是开明的，是相信知识可以改变世界的。
这两个孩子，一个生在俄国贵族的庄园，一个生在德国律师的书房，一个日后靠越狱成名，一个日后靠著作传世。
他们在各自人生最汹涌的年岁里相遇，在同一个组织里共事，又在同一个会议上彻底决裂。
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导通过决议，将巴枯宁开除出组织。
决裂之后，巴枯宁没有沉默，而是坐下来，把自己对马克思那套理论的全部质疑，写成了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国家与无政府主义》，完成于1873年。
书里有一个问题，像一把锥子一样，扎进了欧洲思想界的要害——工人一旦执掌了政权，手里握着权力，坐进了那把椅子，他还是原来的那个工人吗。
这个问题抛出来之后，马克思拿到了巴枯宁的书稿，翻开，开始在页边写批注。
字迹潦草，语气直接，有时尖锐，有时沉着，有时带着明显的讥讽，有时却异常严肃，像是在认真回答一个他自己也知道无法轻易绕开的问题。
这些批注，不是写给别人看的，却在他去世之后被整理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成为思想史上最为珍贵的一份私密文献。
而当马克思翻开巴枯宁这本书的第一页，拿起笔，在页边落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所有读过这份批注手稿的人都明白了——马克思写下的那些字，不是在反驳巴枯宁，而是在亲手拆解自己理论体系里那道从未对外敞开过的暗门......
【一】一个贵族之子，为什么成了砸烂一切的人
要读懂巴枯宁为什么会提出那个问题，得先从他这个人说起。
1829年，十五岁的巴枯宁进入圣彼得堡炮兵学校就读。
这是俄国贵族子弟的标准出路，军校、军衔、体面的仕途，走完这条路，大概率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军官，然后是地方官员，然后是某个庄园里安稳度日的老人。
然而巴枯宁在这条路上走了没几年，就感到了某种无法言说的窒息。
1835年，他退学，前往莫斯科，一头扎进了哲学的世界。
在莫斯科，他读黑格尔，读费希特，与一批俄国知识青年来往频繁，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了俄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
在这个圈子里，巴枯宁的思想迅速激进，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打量那个他出生其中的世界——贵族的庄园，农奴的背影，沙皇的军队，教堂的钟声，所有这些他从小习以为常的东西，现在都变得可疑起来。
1840年，他前往柏林大学深造，在那里接触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核心圈子，与阿诺德·卢格、布鲁诺·鲍威尔等人频繁来往，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黑格尔的辩证法给了他一把钥匙，让他看到了一切现存秩序背后的历史性——任何看似永恒的东西，都不过是历史某个阶段的产物，都终将被否定，都终将被超越。
1842年，巴枯宁在《德国年鉴》上发表文章，署名"儒勒·埃利萨尔"，写下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破坏的欲望同时也是创造的欲望。
这篇文章，彻底宣告了他与任何形式的保守主义的决裂，也让俄国当局开始注意到这个在德国搞事情的贵族子弟。
1848年，欧洲的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
法国、德意志各邦、奥地利、匈牙利，接连爆发了革命浪潮，从巴黎街头的街垒，到维也纳宫殿前的示威人群，整个欧洲大陆在这一年里颤抖了一遍。
巴枯宁几乎哪里有动静就往哪里跑，先是在巴黎的街头，接着出现在布拉格的斯拉夫大会上，最后现身于德累斯顿。
1849年5月，德累斯顿武装起义爆发，巴枯宁以外国人的身份投身其中，与德国革命者一道建起街垒，扛起步枪。
这场起义只持续了数日，随即被普鲁士军队镇压。
巴枯宁在科塞尼茨被捕，先被关押在萨克森，随即被引渡至奥地利当局。
奥地利法庭审判了他，判处他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
1851年，奥地利再将他引渡给俄国。
俄国沙皇政府把他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
彼得保罗要塞坐落在圣彼得堡涅瓦河中的一座小岛上，石墙厚达数米，常年潮湿阴冷，夏天蚊虫肆虐，冬天寒气透骨。
关押政治犯的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棱堡，是要塞最深处的部分，单独关押，禁止通信，禁止会见任何人，犯人的名字在外面的世界里，几乎等于消失。
巴枯宁在这里待了整整三年，又被转至什利谢利堡要塞，继续关押了三年。
六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
能与他作伴的，只有潮湿石墙上渗出的水迹，和偶尔透过铁窗射入的一线光。
1857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将巴枯宁流放至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允许他在当地自由居住，但不得离开。
巴枯宁在伊尔库茨克娶妻成家，与比他年轻许多的安托尼娜·克沃佐夫斯卡娅结婚，表面上过起了普通流放者的生活，暗中却始终在寻找出逃的机会。
1861年，机会来了。
他争取到了参加一次阿穆尔河流域考察活动的机会，借此登上了一艘沿河而下的船只。
船出海之后，他在日本横滨短暂停留，随即搭乘美国商船横渡太平洋抵达旧金山，再辗转纽约，横渡大西洋，于1861年底抵达英国伦敦。
绕了地球将近一圈，才算逃出来。
这将近十年的监禁与流放，是巴枯宁思想成型的关键时期。
不是在书斋里读来的，不是在课堂上听来的，而是用自己的身体，在国家机器最为赤裸的那张脸前面，一寸一寸感受出来的。
亲历了这一切之后，他对任何形式的集中权力都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无法克服的厌恶。
他不相信"好的国家"，不相信"清廉的官员"，甚至不相信"革命的政府"——在他看来，不管旗号是什么，权力一旦集中，就会产生自己的利益，就会寻求自我延续，就会把最初的目的抛在脑后，就会把曾经并肩战斗的人变成新的被统治者。
这不是抽象的哲学推演，这是他用十年光阴换来的判断。
【二】马克思的那条路，从特里尔城到大英博物馆的穹顶下
马克思的人生轨迹，与巴枯宁的大起大落相比，表面上更像是一条书斋里的路。
但这条路，同样充满了漂泊与困顿，充满了驱逐与流亡，只不过他的战场，主要是纸页而不是街垒。
1835年，十七岁的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律，次年转入柏林大学，在那里同样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深刻影响，并很快与青年黑格尔派产生了密切的思想关联。
1841年，他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毕业之后，他没能在大学谋得教职，转而进入《莱茵报》担任编辑。
笔锋犀利，批评普鲁士政府的土地政策，批评书报检查制度，很快引起当局的警惕。
1843年3月，《莱茵报》被勒令停刊。
马克思被迫离开德国，与新婚妻子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一同前往巴黎。
在巴黎，他深入研究法国社会主义，接触到了工人运动的现实，也在这里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识。
两人一见如故，迅速建立起一种超越寻常友谊的思想同盟，这个同盟一直延续到马克思生命的最后一刻。
1845年，马克思又被法国当局驱逐，转赴比利时布鲁塞尔。
1848年革命浪潮中，他返回德国科隆，主持《新莱茵报》，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运动。
革命失败，《新莱茵报》被查封，1849年，普鲁士当局撤销了马克思的国籍，将他再度驱逐出境。
他辗转来到伦敦，这一住，就是三十四年，直至1883年3月14日在伦敦去世。
伦敦的岁月，是马克思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最为成熟、著述最为丰富的时期。
一家人长期居住在租来的陋室里，经济拮据到有时连寄信的邮费都凑不出来，几个孩子相继夭折，马克思本人长年被肝病、痈疖折磨，有时痛到无法久坐，只能站着写作。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他几乎每天都会走进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在那个圆形穹顶的安静里，翻阅数以千计的统计报告、议会文件、经济学著作、工厂检察员报告，把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一层一层地剥开来，写在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上。
《资本论》第一卷，在伦敦写了将近二十年，于1867年在汉堡出版。
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欧洲工人运动圈子里引发了广泛的反响，马克思的名字从此与一套严密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通称第一国际——在伦敦圣马丁堂正式成立。
马克思是创始人之一，主导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成为组织的核心智识力量。
他没有办公室，没有正式职位，却凭借理论权威，在这个汇聚了英国工联、法国蒲鲁东派、德国拉萨尔派等各路工人运动代表的松散联盟里，逐渐确立了无可争辩的思想主导地位。
但这种主导，并非没有挑战。
【三】第一国际的裂缝，从日内瓦一直延伸到海牙
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出逃，抵达伦敦之后，先与赫尔岑、马志尼等流亡者圈子建立了联系，随后于1864年前往意大利，后定居瑞士。
在瑞士，他找到了一片适合他的土壤——汝拉地区的钟表工人们，那些有着手工业传统、对任何形式的集中管理天然抵触的工匠们，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1868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创建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随即以集体名义申请加入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拒绝了这个申请，理由是第一国际不接受其他国际性组织的集体加入。
巴枯宁随即宣布解散同盟，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分别加入第一国际各地支部。
这个操作，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同盟解散只是名义上的，原有的人员网络和组织关系依然存在，换了个壳子继续运转。
马克思看得清清楚楚，却暂时没有直接发作，而是在后来的往来信件里，将这件事记录在案，等待时机。
双方的分歧，从表面上看是组织纪律问题，往深里说，是两套根本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是两种对历史、对权力、对人性根本不同的理解之间的碰撞。
马克思主张，工人阶级必须组建政治党派，参与政治活动，通过选举和夺取国家政权来推动社会变革。
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是必要的工具，尽管是一个过渡性的工具，必须加以利用，才能打破旧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经济基础。
巴枯宁主张，工人阶级应该拒绝一切形式的政治参与——不参与选举，不组建政党，不谋求任何政府职位，哪怕这个政府自称是工人的政府。
国家，在他看来，不是可以被利用的工具，而是压迫本身的化身，是阶级统治的机器，任何试图借助国家来解放人民的努力，都注定会被国家所异化，最终不过是以新的压迫取代旧的压迫。
这两套立场，在第一国际的会议上一次次正面交锋。
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关于废除继承权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争论，已经暴露了两派之间的深层裂痕。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上，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爆发。
这场由巴黎工人和国民自卫军发动的自治实验，在短暂运转了七十二天之后，于1871年5月28日，在凡尔赛政府军的血腥镇压中走向终结。
"血腥周"里倒下的公社战士，成为此后整整一代欧洲工人运动参与者心中最沉重的一页。
巴黎公社的失败，反而加剧了第一国际内部的分裂。
马克思在1871年写成的《法兰西内战》里，对公社给予了高度肯定，将其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范本，称其为"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巴枯宁派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公社的失败，认为公社在某些方面过于依赖集中管理，其失败恰恰证明了任何形式的权威都是危险的，工人运动需要的不是更好的政府，而是彻底废除政府这个概念本身。
两派都在用同一场革命的失败印证自己的理论，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本身就说明了这场争论的深度。
1872年9月2日至7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召开。
这次大会，是第一国际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争议最为激烈的一次。
来自十二个国家的六十五名代表出席，议题包括修改章程、调查巴枯宁派组织活动等多项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均亲赴海牙出席，在历次代表大会中属于罕见。
大会通过了修改章程的提案，明确规定工人阶级必须建立政治党派，这一条款直接针对巴枯宁派的无政治参与主张。
随后，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将巴枯宁和纪尧姆开除出第一国际的决议。
巴枯宁离开了，但他没有就此消失。
离开之后，他在汝拉地区的支持者另立门户，成立了汝拉联合会，继续推动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发展。
第一国际本身，在海牙大会之后将总部迁往纽约，于1876年宣告解散。
而巴枯宁坐下来，开始写那本书。
【四】巴枯宁那把锥子，究竟扎在了哪里
《国家与无政府主义》完成于1873年，是巴枯宁一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体系最为系统、最为深入的一次正面批判。
这本书不是一时的意气之作，更不是落败者的情绪发泄。
巴枯宁在书里展示了他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第一国际各次代表大会文件的熟悉程度，他逐一拆解，逐一质疑，以一个深度理解对手理论的批评者的姿态，而不是以一个外行攻击者的姿态，向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发起挑战。
他的批判，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切入——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用国家机器来改造旧的社会经济基础，消灭阶级差别，待历史条件成熟之后，国家将自然走向消亡。
这是马克思历史观里关于社会变革过程的核心论述。
那么，问题来了：谁来掌管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家。
马克思的回答是：工人阶级选出的代表。
巴枯宁接着追问：这些代表，选上去之后，还是工人吗。
他在书里写道，如果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它统治谁。
这里必然还有另一个被统治的无产阶级，那么，被统治的这一部分人，又如何实现解放。
工人代表一旦手握权力，就要负责管理整个社会，就要处理与资本家谈判的问题，处理与外国政府打交道的问题，处理军队、税收、法律、官僚机构的种种日常事务。
这个过程，会把他们从工人变成什么。
巴枯宁的回答是：会把他们变成一个新的统治阶层。
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权力对人的改造"。
他认为，这不是某个人意志力强弱的问题，不是某个领袖是否廉洁自律的问题，而是权力结构本身的运作逻辑——坐进那把椅子的人，会被那把椅子重新塑造，会开始用统治者的眼光看待那些没有坐进椅子里的人，会开始说统治者的语言，会开始产生统治者的利益，最终与被统治者之间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个质疑，戳中的是马克思整个"过渡阶段"理论最难回答的那个地方。
马克思说，国家会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自然消亡。
巴枯宁说，凭什么。
历史上有哪一个掌握了权力的阶层，会主动放弃权力，等待自己消亡。
权力不会自动消亡，权力只会自我复制、自我强化、自我延续，任何宣称自己的权力是过渡性的、终将消亡的政治力量，都只是在给永久统治披上一件漂亮的外衣。
巴枯宁还在书里专门点名批评了德国工人运动及其领袖人物，批评德国的工人阶级骨子里是"国家崇拜者"，相信通过国家权力可以实现解放，却不知道这不过是在复制一套新的统治逻辑。
《国家与无政府主义》在1873年流传开来之后，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圈子里引发了广泛讨论。
马克思的支持者们感到了压力，开始纷纷寻找回应的方式。
而马克思本人，拿到了这本书的文本，翻开，开始读，开始在页边写批注。
这些批注写完之后，马克思把书放下了，没有把任何内容整理成文章发表，没有写公开的回应，没有在任何场合公开引用这些批注的内容。
这些潦草的字，静静地躺在书页的边缘，等待着在马克思去世之后，被后人整理出来，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而当马克思翻开巴枯宁这本书的第一页，拿起笔，在页边落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所有读过这份批注手稿的人都明白了——马克思写下的那些字，不是在反驳巴枯宁，而是在亲手拆解自己理论体系里那道从未对外敞开过的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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