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的冬天，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漫长且刺骨。那年腊月，我的妻子小梅因为突发急性心肌炎，连一句遗言都没来得及留下，就匆匆撒手人寰。那一刻，我感觉天塌了。
那时的我才二十八岁，在镇上的一家木器厂做木工。小梅走后，留下了两岁半的女儿妞妞，还有那座我们结婚时刚盖起的三间大瓦房。
小梅刚去世那段时间，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混乱中。笨手笨脚地给妞妞熬粥，总是糊锅；夜里妞妞哭着找妈妈，我只能抱着她在屋里一圈圈地走，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孩子的襁褓上。
家里乱得像个猪圈，我的胡子长得像野草，整个人迅速干瘪下去，像一棵被抽干了水分的枯树。
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小梅的母亲，我的丈母娘，在一个初春的下午来到了我家。
丈母娘是个雷厉风行的农村妇女，她进门后没掉眼泪，只是挽起袖子，烧水、扫地、洗衣服，不到两个小时，就把家里收拾出了活人的气息。然后她把我叫到堂屋的八仙桌旁，给我倒了一缸子热水，盯着我熬得通红的眼睛，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地开口了。
“建军，小梅走了三个月了，你这样熬着不是个办法。妞妞得有个妈，你这屋里也得有个女人。”
我低着头，双手搓着粗糙的茶缸边缘，涩声说：“妈，我知道，但我心里装不下别人。小梅才走多久，我再娶，村里人的唾沫星子能把我淹死，我也对不住小梅。”
丈母娘叹了口气，从兜里摸出半包烟推给我：“我没让你娶外人。你要是信得过妈，我把大兰许给你。大兰以后妞妞当了妈，绝对不会亏待孩子。你俩凑一家，我去了地下，也有脸见小梅。”
我猛地抬起头，满脸震惊。大兰是小梅的亲姐姐，比我大三岁。那年三十一岁，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这个年纪还没出嫁的姑娘，背后不知道被嚼了多少舌根。大兰之所以一直没嫁人，一是因为她八岁那年为了拉住差点掉进河里的小梅，自己的右腿被一块滚落的山石砸断，落下了一点残疾，走路有些跛；二是因为丈人家早年穷，大兰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去镇上的裁缝铺做学徒，这些年一直拼命挣钱供弟弟妹妹上学，硬生生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
在我的印象里，大兰总是沉默寡言的。逢年过节我们回娘家，她永远在厨房里忙碌，连上桌吃饭的时候都很少。她长得不如小梅清秀，常年的劳作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沧桑一些。
“妈，这不行，这太委屈大姐了。”我本能地拒绝。我一个丧偶带着拖油瓶的男人，怎么能去耽误大兰。
“委屈啥？”丈母娘打断了我，“大兰这孩子心气高，一般人她看不上。昨晚我问过她了，她点了头的。建军，妈不逼你，你好好想想。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妞妞想想。昨儿大兰来看妞妞，妞妞抱着大兰的脖子不撒手，你这当爹的看不见？”
丈母娘走后，我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抽了半宿的烟。脑海里反复出现大兰给妞妞缝补衣裳时的侧脸。小梅走后，妞妞的衣服、鞋袜，大多是大兰默默做好托丈母娘送来的。
孩子身上的贴身衣物，针脚细密绵软，没有一丝线头。不得不承认，丈母娘的话戳中了我的软肋。我需要一个家，妞妞需要一个妈妈。比起找个不知底细的后妈，大兰确实是最好的人选。
半个月后，我去了趟丈母娘家说我愿意，算是正式定下了这门亲事。婚礼办得极其简单，没有吹打，没有接亲的车队，我借了辆带后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把大兰驮回了家。
那天晚上，亲戚们吃过饭便散了。夜深了，外头刮起了阵阵秋风，吹得窗户纸哗啦啦作响。妞妞已经在里屋睡熟了，我和大兰坐在外屋的床沿上，中间隔着一尺多宽的距离。头顶那颗昏黄的白炽灯泡散发着微弱的光，在地上拉出两道局促的影子。
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尴尬。我搓了搓手，喉咙发紧，正想着该怎么开口打破这沉默，毕竟这是一场没有感情基础、纯粹为了搭伙过日子的婚姻。
还没等我出声，大兰先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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