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20日晚上，英国利物浦。
一个叫华莱士的男人回到家门口，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打不开自家大门。
他找邻居帮忙。热心的邻居约翰斯顿夫妇出来，看着他又试了一次。这回，门开了。
三个人一起走进屋里。起居室的灯亮着，炉火还在烧。而华莱士的妻子朱莉娅，面部朝下倒在地上，人已经没了呼吸。
华莱士立刻报了警。
警方勘查现场，发现了几处不太寻常的细节：门锁没有撬过的痕迹，作案工具不见了，遗体下垫着一件沾满血的雨衣。墙上有一道七英尺长的裂缝，家里只少了很少的财物。
看起来不像普通的入室抢劫。
警方开始倒查时间线。这一查，发现了一个让他们越想越不对劲的情况。
案发前一天，也就是1月19日晚上，华莱士去了利物浦中央国际象棋俱乐部参加比赛。
就在他到达俱乐部之前大约25分钟，俱乐部部长比蒂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男人，声音粗哑低沉。他说自己叫夸尔特罗，想约华莱士第二天晚上七点半，到门洛夫花园东25号谈一笔保险业务。
比蒂如实把口信转达给了华莱士。华莱士不认识这个夸尔特罗，但做保险这一行，有生意上门哪有不接的道理。
第二天晚上，他准时出门，坐上电车到了门洛夫花园。
到了地方，他来回找了大约45分钟，还问了好几个路人，甚至问了一名警察。所有人都告诉他——这里根本没有所谓的东25号。
华莱士觉得这是个恶作剧，又坐电车回了家。然后，就发现妻子出事了。
问题是，那通电话从哪里打来的？
警方一查，是从距离华莱士家仅400米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拨出的。
这个距离太近了。再加上，象棋俱乐部通常不对外开放，华莱士去的时间也不固定。能确认他那天会去俱乐部、并且知道比蒂会转达口信的人，理论上只有他自己。
警方的怀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逻辑有点别扭？
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反而成了最可疑的地方。警方的想法是：正因为滴水不漏，才像是事先设计好的。
但推理归推理，证据归证据。从推理到定罪，中间要过的关口多了去了。
警方做了几个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判断。
第一个实验，他们让一名年轻健康的警探，模拟华莱士那天晚上的行动轨迹——先处理完现场，再一路跑到电车站。结论是时间够用。
但这个实验忽略了一件事：华莱士那年52岁，身体有病。年轻警探跑得下来的路程，他未必跑得下来。
第二个问题是死亡时间。警方一开始推测朱莉娅死于晚上八点左右。但按这个时间，华莱士正坐着电车来回跑、四处问路，有大量目击证人，根本没机会作案。
于是死亡时间被往前推到了下午六点半。
这一推，又碰上新麻烦。一个送牛奶的男孩说，当天下午六点半左右，他去华莱士家送过牛奶，开门的正是朱莉娅本人。
如果男孩说的是真的，那华莱士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作案并整理好自己赶去坐电车。
第三，血迹。
法医的判断是，这种攻击方式激烈而残暴，行凶者身上一定会有大量血迹。但华莱士当晚穿的西装上，什么也没有。
警方又提出一个假设：他穿了那件雨衣当防护，作案后在浴室清洗了血迹。
但勘查记录显示，浴缸和排水管近期没有被使用过的痕迹，也没有血迹反应。马桶里只有一个微小的血块，来源无法确定。
你看，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有疑点，但每一环都缺最后那口气。
这就是典型的“间接证据困境”。
你知道在法律上，间接证据要定罪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根据证据规则，间接证据必须形成完整且唯一的证据链，排除所有其他合理怀疑。只要有一个环节对不上，就不能轻易定案。
但案子还是进入了审判程序。
庭审中，华莱士一直否认。法官在做总结陈词时，态度是对他有利的，认为证据不足。
可陪审团不这么看。
12个人，全票认定他有罪。他们觉得这个丈夫的表现太冷静了，不像一个刚失去妻子的丈夫该有的样子。
这里得说一句背景。英国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度，12人全票通过的裁决，法官不能轻易推翻。
华莱士一审被判处绞刑。
他不服，持续申诉。伦敦检方重新调查之后，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对他的判决。
人放出来了，但生活回不去了。
他重返保险业，客户不再信任他。有人说他是杀了妻子逍遥法外的凶手，他遭受过人身威胁，不得不搬家。
不到两年，华莱士因尿毒症和肾炎在一家医院去世。而那起案子真正的凶手，始终没有找到。
这事本来可能就这么过去了。
但五十年后，一位名叫威尔克斯的新闻编辑挖出了当年被忽略的信息。
案发那晚，还有一个叫帕里的男人被列入了怀疑范围。他是华莱士邻居约翰斯顿夫妇的朋友。
帕里当时向警方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证人就是他的未婚妻。但华莱士死后，这个女人向华莱士的律师发誓——当年的不在场证明是假的。
威尔克斯还查到，案发当晚，帕里曾去当地一家车库，用高压水枪冲洗自己的汽车。一个技工注意到，他的一只手套被血浸透了。
但这些信息在当时没有被追下去。有说法是，警方为了不推翻自己已经公开的结论，没有将洗车工提供的证据纳入正式调查。
等到威尔克斯想去找帕里本人时，发现他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了。
没有目击证人，没有找到作案工具，没有直接物证。这起案子，被人称为“犯罪史上几乎无与伦比的悬案”。
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个案子到底难在哪里？
说华莱士是凶手，证据链有缺口。说帕里是凶手，关键证物已经沉底，人也死了。说另有其人，也没有更明确的指向。
这个案子困住伦敦警方八十多年的根源，不在于凶手多聪明，而在于证据本身既指向某些方向，又不够指向任何一个确定的方向。
这也是程序正义最残酷、也最重要的一面——宁可放过，不可冤枉。
华莱士案后来经常被法学课堂上拿来讨论。讨论的点不是“到底谁干的”，而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为什么一审判了死刑，二审又撤销了”。这两个结果之间的落差，本身就是法律在事实迷雾中艰难校准的写照。
八十多年过去了。这盘棋局，至今没有解开。
也许有一天，某份被遗忘的档案、某个尘封的物证，会突然给出答案。也许永远不会。
但每一个悬案被反复提起的意义，不在于一定要找到凶手。而在于提醒所有人：在事实认定这件事上，必须永远保持对“不确定性”的敬畏。
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间接证据链，能够定一个人的罪吗？把你的想法发在评论区。
把这篇文章转发出去。多一个人理解程序正义的意义，就少一分冤案的可能。
*（本文案件细节综合自公开历史档案及多家媒体报道，部分细节因年代久远存在不同记载，以相关权威研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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